俯首甘为孺子牛
——大先生鲁迅（1）
鲁迅一生与青年学生结下不解之缘。他曾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09)、绍兴府中学堂(1910)、山会初级师范学堂(1911)、北京大学(1920)、北京师范大学(1920)、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3)、厦门大学(1926)、中山大学(1927)、劳动大学(1927)等14所学校任教，执教过化学、生理学、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文艺论等多门课程。在北京时，鲁迅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大先生”。
一
1909 年9 月，鲁迅在杭州就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兼任日本植物学教员铃木珪寿的教学翻译。鲁迅讲授生理学时，用的是自己编的讲义。这些讲义简明扼要，绘有插图，详细论述了人体的构造、成分、各系统的生理机能、保养及个人和公共卫生等常识。他时常对师生讲述自己当年在日本学医时解剖尸体的经验。他还专门应学生的要求讲生殖系统。开讲之前，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不许笑”。讲课的不笑，听课的也不笑，教学效果相当不错，在全校师生中产生了轰动效应。要知道，那还是在清末时期。其他班里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大为遗憾，纷纷向他来讨要油印讲义，鲁迅把剩下的讲义全送给了学生。不过，他的讲义简而又简，且夹杂了很多古语，学生们还真未必能看懂。
有一次上化学课，他为学生演示氢气燃烧实验，发现自己忘带火柴，便到隔壁的仪器室去取。临走前告诫学生不要动这个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会发生爆炸。等他取来火柴，一点火，居然发生了爆炸，炸得他袖子上溅满了血。他抬起头来，才发现原本坐在前两排的学生都跑到后边去了。也许是有学生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偷动了玻璃瓶，才闹出这样一出事故。当然也有可能是鲁迅自己操作不当造成的，前边的学生跑到后排，也许仅仅是出于担心吧。真相究竟如何，已无从求证，这也算是鲁迅为后世留下的谜团之一。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鲁迅被王金发任命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鲁迅这监督可不白干，他办学的决心很大，也十分认真。晚自习，他到教室里转转，熄灯前，他到宿舍里转转。学生见了他都毕恭毕敬，似乎大气也不敢出。鲁迅笑道:“我又不是老虎，怕什么。只要大家遵守校规就是了。”他谆谆告诫学生:“你们要学好一门外语，专心一门科学。”这些话，至今仍有其价值。
1920 年，鲁迅受聘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史。学者尚钺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经常逃掉自己的课去听鲁迅讲课。许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鲁迅讲课的情形:“他的言语，虽然还有点浙江绍兴的语尾，但由于他似乎怕有人误解而用缓慢清晰的字音，和在用字方面达到人人能懂的词句，使全教室在整个时间中都保持着一种严肃的静穆。如果不是许多铅笔在纸上记录时发出一种似乎千百甲虫在干草上急急爬行的细响，就让站在门外静听的人也要疑心教室里边只有先生一人在讲演吧。这显然是全教室的学生，都被先生说理的线索吸引的忘了自己。”讲到《红楼梦》一节，鲁迅问学生对林黛玉的态度。有学生反问道:“周先生，您的观点呢?”鲁迅说:“我不喜欢林黛玉。”“为什么呢?”“我嫌她哭哭啼啼的。”学生对这样的回答自然大呼过瘾。
1926 年在厦门大学时也同样如此。以往教室里顶多十几个学生，老是冷冷清清的，鲁迅讲文学史、小说史期间，教室里却往往人满为患，有些人只好站着听课。听课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全部和文科各系的学生，也有理科和法科的，这样的情形是厦门大学前所未有的”。甚至助教以及当地报社记者也来听，真所谓盛况空前。
鲁迅的教学理念是先进的，他并不只是讲授书本知识，他认为读书必须跟现实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在他看来，实践比读书更重要。为此，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
1910年秋，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时，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展览。该展览主要陈列各地的手工业特产、古物及名胜古迹的模型，如湖北馆用竹子造的黄冈竹楼，江西馆展示的资器艺术，广东馆的日用玻璃器皿以及从外国进口的产品。鲁运认为，通过参观，可以扩大学生眼界，吸收新知识，因此，建议学校把这一年的秋季旅行改为参观南洋劝业会。校方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他带领学生经杭州、嘉兴、苏州，抵达南京，参观了一周左右，学生们大开眼界。1911 年春，他还带领学生游览绍兴著名古迹——大禹陵。
当时，鲁迅背着一只从日本带回来的标本箱和一把日式的洋桑剪，沿路采集标本。鲁迅在绍兴教学期间，多次带领学生去远足，除大禹陵外，还到过兰亭、快阁、宋六陵、柯桥、七星岩等地。
在北京女师大任教时，有一回鲁迅带领女师大学生参观故宫午门历史博物馆。由于这个博物馆是教育部直辖的，鲁迅所在的社会教育科正负责博物馆这一摊，近水楼台，管事的一看周科长来了，能不热情吗?于是学生们得以大饱眼福，大鲸鱼的全副骨架、古人用的石刀石斧、泥人、泥屋、青铜器等等一路看过来。鲁迅不仅带着她们参观，还充当讲解员，学生们自然获益良多。
二
讲课之外，鲁迅经常给学生批改作文，鼓励学生大胆创作。在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教学时，学生孙伏园写了一篇作文《恭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鲁迅看后，写下“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评语，孙后来热爱文学，跟鲁迅的热情鼓励不无关系。
执教北京大学时，他上课总是带着一个小布包，包里放着给学生改过的稿子。他经常在上课前半小时就坐在休息室中，他一来，许多早已等候他的青年，便把他包围起来。于是他便打开小布包将那些请他校阅、指正的稿件拿出来，一面仔细地讲解着、散发着，一面又接收着新的，下次上课再带回来。更有甚者，他曾经为年轻作家改稿子累到吐血。谁能想到，鲁迅对年轻人的帮助有时候是以透支身体为代价的。
在北大任教时的鲁迅和学生们
鲁迅经常在家中接待来访的学生。有一次，有个精神失常的学生冒充北大教员杨树达，赖在鲁迅家里不肯走。这可把鲁老太太吓坏了，连连责怪鲁迅不该随便接待的。后来，年轻诗人柯仲平拜访鲁迅，他在客厅里高声朗诵自己的诗作《海夜歌声》，鲁老太太以为又有人跟大先生吵架了，她怕儿子吃亏，忙叫佣人过去看看，看明白是年轻人诗兴大发，才放下心来。
尚钺写稿子一向字迹潦草，有一次，他看到鲁迅为自己校稿改稿消耗那么多时间，感到很内疚了“先生早就应该叫我把稿子重抄一遍的。”鲁迅安慰他说:“青年们总有一个时期不免草率一点的。如果预先规定一种格式或一种字体写，恐怕许多好文章都消灭到格式和字体中去了。目前的问题只是写，能写，能多写，总是好的。”
许钦文不能算是鲁迅的“亲”学生，只是在北大期间听过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碰巧又是鲁迅的浙江老乡，于是鲁迅对他便格外照顾。不仅一次次给他改稿子，1926 年在北京避难期间，还在医院的地板上亲自为他校订小说集《故乡》。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参考了许钦文小说《理想的伴侣》的写法，副标题即为“拟许钦文”。这一来，让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许钦文名声大噪。后来，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在北新书局出版之后，他没有领取稿费，而是用这笔稿费垫付了为许钦文出版小说集的费用。再后来，许钦文去台州执教中学语文，鲁迅则把黎锦熙赠送自己的《国语文法》转赠给他。
许钦文
一个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对鲁迅说自己的诗写得很幼稚，鲁迅微微一笑:“幼稚不要紧，谁见过刚出壳的雏鹰就会飞呀。只要健康发展，肯下苦功，多读多写就会进步了。”有些青年一遇上夸夸其谈的学者，立刻便被吓倒，自惭浅薄。这种时候，鲁迅这样鼓励他们:“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1927 年，他在香港青年会演讲，仍然不忘鼓励青年:“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什么可羞一样。”
厦门大学的学生创办《波艇》《鼓浪》等杂志，鲁迅对两本杂志都是亲自审稿、改稿并指导编印，还亲自为刊物撰稿，他写的《厦门通讯》就登在《波艇》创刊号上。鲁迅对朋友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厦门)，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据当时在厦门大学的俞荻回忆说:“我们向鲁迅先生说出我们心里的愿望，想努力写一点东西，想办一个文艺刊物，并且希望他支持我们，他毫不踌躇地满口答应:'好的，好的!我一定来帮助你们!’对此，鲁迅说到做到。”
1933 年2月7日夜至2月8日凌晨，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的时刻，鲁迅连夜写出了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在文中，他深情地回忆起跟这五位年轻作家交往的过程，字里行间浸透了无尽的怀念与深沉的悲愤。他曾经认真地校对白莽(殷夫)的译诗，把“民众诗人”改为“国民诗人”，并写信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有一次。白莽从狱中被释放后,坦率地告诉鲁迅自己是一名“革命者"，我们可以想见年轻作家对鲁迅的信赖。鲁迅则 如既往地帮助这个年轻人，第一时间付给他稿费，让他“可以买一件夹衫”。
左联五烈士
对于“左联”中的另一位年轻作家柔石，鲁迅则不仅仅是关心了。在鲁迅眼中，涉世未深的柔石有些“迂”。他曾经提醒柔石“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看到柔石前后左右相距三四尺的地方“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鲁迅就猜想那是不是他的女朋友。柔石呢，对鲁迅跟对老父亲一样，每次出门都得扶着他，生怕鲁迅“被汽车或电车撞死”。鲁迅则为这个高度近视的弟子而担心，于是他们总是“仓皇失措地愁一路”。那画面，既滑稽可笑又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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