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以上，就是毛主席的著名诗词《七律·送瘟神》，送的是血吸虫病这个“瘟神”。
血吸虫病，曾经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严重地危害着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后，血吸虫疫区，遍及江南12个省市的350个县，患者达1000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1亿以上。
所以，解放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就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
1953年前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派出100多名医务人员，进驻重疫区余江县，治好了千余名血吸虫病人。
1955年冬，毛主席又亲自到湖北疫区视察，在杭州制定规划，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
第二年，1956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并且，把消灭血吸虫病，写进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
这一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派出大批医疗队，到疫区进行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
疫区余江县，籍此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口号，发挥冲天干劲，与瘟神作战。
他们通过大力兴修水利，铲除血吸虫的滋生地，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根绝了血吸虫病。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个消息，并且，发表了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的社论。
毛主席看了这篇报道兼社论后，彻夜未眠，十分欣慰，第二天早晨，便写下了这两首诗。
这两首诗，感情充沛、艺术生动，将我国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改造自己命运的英雄气概，表达得出神入化。
然而，这里面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一句，如果按照史实的话，却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知道，艺术就是艺术，她有根据需要，而随心所欲的成份。
比如，“华佗无奈小虫何”，历史上，有没有真实的，华佗治不好血吸虫病的记载呢？
没有。
这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性的表达手法。
还有，“牛郎欲问瘟神事”，“牛郎”，真的是为这件事情，上天去问过“瘟神”吗？
没有。
甚至，“牛郎”和“瘟神”本身，就是都不存在的。
这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性的表达手法。
还有，毛主席在他的另一首诗中，曾经写道：“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在大部分情况下，它，应该是正面形象啊。
可是，毛主席在这里，却是把龙，当成了反面形象来写的。
因为，龙，确实是有善龙与恶龙之分，毛主席这里，是取其“恶龙”的一面。
这就是艺术的随心所欲。
所以，“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艺术，无关史实。
其实，在历史上，舜帝和尧帝，确实是被当作“英明”、“伟大”的帝王来记载与歌颂的。
比如，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就写道：“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
——帝尧，就是放勋，他的仁德如天，他的才干如神，他的形象像太阳，他的崇拜者像漫天彩云，他富而不骄奢淫逸，贵而不张扬跋扈······
对舜帝的描述，则是：“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
——尧帝让舜帝修编五典，舜帝能够完成五典的修编工作；让他去考察百官，百官都被他安排得顺顺当当；让他访问四方，四方诸侯不论远近，都对他恭敬如约；让他考察山林川泽，在暴风雨中，他也不会迷路；尧帝就以为他是圣人······
但是，真实的历史上的尧帝和舜帝，是不是这么“贤能”，这么地“英明”、“伟大”呢？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啊。
我们且看，司马迁另外的记载：“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
——讙兜推荐共工管理工师，尧帝认为共工淫辟不可用，但是，还是用了共工，结果，共工果然淫辟；四岳推荐鲧去治理鸿水，尧帝认为不行，但是，还是用了鲧去治理鸿水，结果，劳而无功。
为什么，尧帝明知共工“淫辟”，却要强行“试之”呢？
为什么，尧帝明知鲧治鸿水“不可”，却也要强行“试之”呢？
而且，鲧治鸿水，是“九岁，功用不成”。
这中间，长达九年的时间，为什么尧帝，没有派人去监督指导，或者，采取什么其它的掌控措施呢？
很明显，这里面，尧帝自身，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那么，尧帝自身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尧帝自身的问题，其实，就是他的帝命，敌不过人家强权势力的抗命。
就是他作为当时的天下帝王，实际上，根本就掌控不了当时的天下。
他的帝王地位，实际上是虚的。
因为，当时的天下实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别的强权者手中，他，只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是一个傀儡而已。
五帝时代，就是五位帝王的时代，这五位帝王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
而尧帝，在五帝之中，是处于第四位，是在最后之第五位的前一位。
我们看，五帝时代，作为一个时代，她就相当于后来的一个朝代，那么，尧帝在五帝时代，相当于在后来的朝代之中，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呢？
这个位置，是不是相当于夏朝的孔甲？
是不是相当于商朝的帝乙？
是不是相当于西周的周厉王？
是不是相当于西汉的汉哀帝？
是不是相当于东汉的汉灵帝？
是不是相当于西晋的晋怀帝？
是不是相当于唐朝的唐僖宗？
是不是相当于北宋的宋徽宗？
是不是相当于明朝的明熹宗？
是不是相当于清朝的光绪帝？
还有，神农氏时代，是有八任炎帝的，分别是帝魁、帝承、帝明、帝直、帝牦、帝哀、帝克、帝榆罔。
那么，尧帝，和神农氏时代的炎帝们相比，是不是相当于其中的帝哀或帝克？
那么，看看那前后，所有的和尧帝位置相当的帝王，哪一个，又是“英明”的、“伟大”的、“有所作为”的帝王呢？哪一个又不是“狗熊”一样的帝王呢？
那就是一个“狗熊”样的帝王所处的位置啊。
尧帝和舜帝，按照他们的历史位置，他们本来就是处在一个帝王应为“狗熊”的时代；他们，本来就应该是“狗熊”啊。
这无关于他们的个人才能，而实在是属于——“时势造英雄”或“时势造狗熊”啊。
但是，为什么尧帝和舜帝，他们本来应该是“狗熊”的，可历史记载，他们又不是“狗熊”，反倒是“英雄”，反倒是十分地“英明”、“伟大”呢？
其实，这里的关键，恐怕还是在于他们，和大禹之间的关系。
大禹，是五帝时代的终结者，也就是五帝时代之历史的叙述者。
尧帝和舜帝的“白”与“黑”，不是在于他们自己是真的“白”，还是真的“黑”；而是在于大禹，想让他们为“白”，还是想让他们为“黑”。
大禹要把他们描述成“白”的，那么，他们就是“白”的。
大禹要把他们描述成“黑”的，那么，他们就是“黑”的。
显然，尧帝和舜帝的“英明”、“伟大”，不是他们自己真的“英明”、“伟大”，而是大禹，要让他们“英明”、“伟大”。
那么，为什么，大禹要让他们“英明”、“伟大”呢？
我们再看司马迁的记载：“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舜帝回来，诉说于尧帝，请将共工氏流放于北方先祖们的陵墓附近，以应对北方白狄的入侵；将驩兜氏流放于南方的崇山峻岭，以应对南方蛮族的不服王化；将三苗族迁移到西方的三个危险之地，以应对西方的羌戎骚扰；将鲧氏驱逐到东方的羽山，以应对东方夷族的造反作乱；惩处了这“四大凶族”，天下，就都心服口服。
那么，这个记载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共工氏、驩兜氏、三苗族、鲧氏，果然是“四大凶族”，那么，尧帝和舜帝，敢于放心大胆地让他们，到四方去守卫国门吗？尧帝和舜帝，就不怕他们引狼入室吗？
这个记载的历史真相，其实，就是这四个部落或部族，败落了，就受到了其他强权部落的威胁。
其他的强权部落，想要兼并他们，就给他们罗织罪名，以便“师出有名”地去攻打他们。
而尧帝和舜帝，作为天下秩序的维护者，他们不能保护这些弱小部落不被兼并，唯一的选择，就是想方设法避免战争。
他们把这四个部落，以“罪犯”的名义，驱逐到四方边远地区。
虽然，这是让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祖先，给他们开辟出来的土地，但是，这至少，可以避免他们沦为战争的牺牲品。
只要他们还有一个部落集体，或者部族集体保存着，他们，就可以继续奋斗。
而如果发生战争，他们的部落或部族被消灭了，那么，他们就不是战死，也是沦为奴隶，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所以，尧帝和舜帝，表面是在治这“四大凶族”的“罪”，实际上，是在保护这四个部落或部族的主体地位，以给他们的东山再起，留一线希望。
而大禹，就是鲧氏部落的后代，正是由于尧帝和舜帝，保护了鲧氏部落不被消灭，才有了大禹氏族的东山再起。
所以，大禹就要为尧帝和舜帝歌功颂德，就要把他们吹捧成“英明”、“伟大”的帝王。
这就像《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这就像李自成打进北京，看到崇祯皇帝的女儿，被崇祯皇帝砍杀后的反应，是痛切地叫道：“上太忍”——“皇上也太狠心了！”
其实，李自成恨崇祯皇帝吗？
他不恨崇祯皇帝。
他知道，天下大乱，底层人民水深火热、没有活路，那不是崇祯皇帝不好，而是那些官僚地主们太坏。
所以，他恨的是那些官僚地主，而不是崇祯皇帝。
可是，他如果不推翻明朝，不打倒崇祯皇帝，他又不可能打倒那些官僚地主。
大禹父子，结束了五帝时代，那是因为，五帝时代的规章制度，不符合新的历史形势。
但是，尧帝和舜帝，虽然在尽力地维护那个不符合新的历史形势的旧的规章制度，他们的理想与情怀，却还是令大禹父子，所感动的。
所以，大禹父子，既要否定尧帝和舜帝，也要肯定尧帝和舜帝，就像李自成，既否定崇祯皇帝，也肯定崇祯皇帝一样。
其实，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复地构建和维护秩序，也反复地破坏和重建秩序的历史。
在这里面，历朝历代的帝王，就是秩序的构建和维护者；历朝历代的强势者和弱势者，就是秩序的破坏者。
帝王所构建的秩序，是当时的强势者和弱势者，通过对立统一，而取得了平衡的秩序。
然而，秩序构建之后，强势者和弱势者，在这个秩序中的发展速度，并不是一致的。
强势者发展得快，弱势者发展得慢。
这就使得，强势者和弱势者之间的平衡，逐渐被打破。
秩序，就逐渐地向着强势者一方倾斜。
这就是强势者，打破了由帝王所构建和维护的秩序。
强势者打破由帝王构建和维护的秩序，建立一个专属于强势者的秩序，这就必然会遭到弱势者的反抗。
而为了对付弱势者的反抗，强势者，就将帝王作为傀儡，推到前面，由帝王去与弱势者发生联系。
这就使得弱势者要反抗，就不只是要反抗强势者，也是要反抗帝王。
但是，帝王虽然还在，这时候的帝王，却只不过是一个傀儡。
帝王所构建的秩序，其实是早已灭亡。
帝王这时所维护的秩序，不是他们原来所构建的老秩序，而是强势者们悄悄地建立的、只属于强势者们的新秩序。
而这个新秩序，是对弱势者们极为不利的新秩序。
所以，即便是这个新秩序仍然顶着帝王的招牌，弱势者们，也还是要反抗这个新秩序，从而导致改朝换代。
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本质。
当然，在这个历史的本质之外，还有中国社会，是存在和运动于环境之中的。
这个环境，有地理、气候的环境，也有历史的环境——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环境，还有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相互对立统一的环境。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些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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