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首次“划”出农牧分界线的，是太史公司马迁。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将全国划分为四个经济地理区域：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
前三个区域，都是大致确定的地理范围，比如山东系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山西则指崤山、函谷关以西以关中平原为核心的广大区域，至于江南可以大致理解为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三个区域中，山东是纯粹的农耕区域，山西的大部分同样是沃野千里的精耕农业区，江南彼时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当是种植和渔猎的混合地带。
函谷关
龙门碣石以北却是一个颇为含糊的描述，它只设定了南部边界，北方伸延到何处，司马迁未予说明。若依照当时形势，司马迁对这一区域的界定，向北当已越过阴山。
内蒙古，武川县
司马迁所描述的这条农牧分界线之形成，应当是在战国时期，因为此前数百年的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尚且杂居着众多被称为“戎狄”的少数民族，有些民族甚至居住在周都洛邑（在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比如伊洛戎和陆浑戎。这些少数民族基本不事农耕，或畜牧，或狩猎采集，在中原诸侯的夹缝中惨淡营生。彼时中原地带农耕与畜牧错杂相处，自然不存在一条地理上的农牧分界线，尽管阴山南北的广阔区域内，草原民族早已在那里生息繁衍了无数世代。
这种状况在战国时发生了巨变。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战国诸侯开垦农田的能力大幅提升，列国大都施行奖励农耕的经济策略，致使春秋时期大量存在的瓯脱之地多数辟为农田，而原本被“戎狄”占据的诸多小片土地也渐被侵蚀，变成了精耕细作的种植区域。
当农耕终于确立为黄河流域的主要生产形式之后，畜牧业在那里再无立足之地。“戎狄”们要么接受现实，融入农耕世界，要么自我放逐，从丰腴的黄河流域撤出，走向边缘。
阴山中段的秦长城
事实上，对于黄河中下游那些不甘心被同化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即将步入的边缘地带是无从选择的，东、南两个方向都已变成农耕的天下，他们只能迈向西方和北方。显然，被同化的应该是那些居处于靠近中原核心地带的少数民族，而走向边缘的必定原本就靠近边缘，比如分布于今日陕西、山西以及河北北部的“戎狄”。随着这些少数民族的撤出，司马迁指出的那条农牧分界线渐趋形成。
被排挤出精耕农业区的少数民族在阴山以南的农牧交界带上，与游牧于阴山南北的草原民族相遇了。这个相遇的过程是漫长的，但是量变累积，终于在战国中后期完成了质变——真正的游牧社会形成了。
阴山以北草原深处
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拉铁摩尔说：“完全游牧社会的形成，既有新加入的少数民族，也有一批旧少数民族如戎、狄等，被汉族农业社会的扩张逐出中国北部后，转变为草原的新少数民族。”也就是说，这个完全游牧的社会，由被排挤到北方的畜牧民族和原本就游动在北方的游牧民族融合而成。
作为先秦时代最重要的历史现象之一，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被动的过程，它有赖于黄河流域农业经济的日渐发达以及中原列国开辟疆土的强烈欲望。而战国后期秦、赵、燕三国各自筑起长城，将草原民族阻挡于边墙之外的茫茫草原之上，无疑为草原游牧社会的最终形成加上了最重的砝码。
阴山中段，乌兰烽火台
战国时的秦长城，西起今甘肃岷县，自西南向东北横贯黄土高原，直抵内蒙古托克托县黄河南岸，全长千余里；燕长城西起张家口，一路向东北伸延，抵达辽东半岛的渤海之滨；赵长城位居秦长城与燕长城之间，恰在阴山一线，沿着山势的走向分作南北两列。
在这三个国家的长城之北，此时已经自西向东形成三个最大的游牧集团——月氏、匈奴与东胡。公元前3世纪晚期，它们伴随着秦国的统一，集体进入汉文历史的记载，由此掀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
（待续。文图均为原创作品，盗用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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