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醴陵人文渊薮的渌江书院
“醴陵八景”之一的“醴泉浸月”
横跨渌水的渌江桥
株洲风物
丁水生
醴陵之得名，按民国版《醴陵县志》的说法，是因古籍《名胜志》载：“县北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县。”而醴陵城北姜岭之麓正好有口古井，为古代著名“渌江八景”之一的“醴泉浸月”。于是便以姜岭为“陵”，又有泉名“醴”，醴陵之得名似乎也因此而顺理成章。
但是这里涉及一个问题：醴陵东汉置县时，县城并不在今天的城区，而是在距城10公里外的原转步乡古城村（今属板杉乡），又名“中三洲”。1987年，省文物考古部门已对此予以确认。上述得名之说也因地理方位不合而失去依据，并由此引出“因酒名县”的说法，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
先秦典籍里的“醴陵”
解决上述问题有两个关键：一是醴陵之名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二是“醴陵”一词本身的涵义。
据东汉班固所撰《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载：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曾封“越”为“醴陵侯”。史籍虽未详述此人姓氏，却证明早在东汉置县（公元37年）之前二百多年，就第一次出现了完整的“醴陵”地名，距今已近二千二百年。故东汉由醴泉而“因以名县”并无根据，因“县”之前即有“侯国”之封名为“醴陵”。
更权威的史学大师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夏本纪》中征引地理古籍《禹贡》中的记载：“（大禹治水）又东至于醴”。一下子就把“醴”之地名的出现推到周、秦之前，比西汉封侯时又提前两千多年！古代以单字命地名并非独此一例，湖南至今就还有攸、酃（今改炎陵）、郴等县名。所以《史记》的史前记载固然有较多的传说因素，但醴陵之名至迟在秦或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则是没有问题。清同治版《醴陵县志》就说：“按历代沿革，醴陵之名始于秦。”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关键问题：“醴陵”二字之涵义。从浅层的本义来说，“醴”是指美酒或者甘泉，而“陵”则应该是指“山”。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在注疏《禹贡》“又东至于醴”这一句时，曾精辟地说出他的推断：“大阜（阜意为土山）曰陵，今长沙有醴陵县，其以陵名县乎？”此说被后世奉为权威之论。笔者认为：这句话中“以陵名县”四字，应有所确指，即为某一座大山（“大阜”）。如以近现代地理学才有的“丘陵”概念，去臆指为“醴陵”之“陵”，则太空泛也过于简单，忽略了蕴含其中的文化沉淀和溯源考问。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地理上自北向南交替分布为平原地带和广阔的“东南丘陵”地带，地名中凡有含“陵”者，皆有具体所指。以湖南省内而论，如武陵（常德古称）、沅陵（古属常德府），是指其地背负纵贯于湘、鄂、黔三省边境的武陵山脉；另一种则是指“帝陵”之“陵”，如零陵（即永州）、茶陵和由酃县改名而来的“炎陵”，分别是指舜帝和炎帝的“陵寝”，但这一概念与醴陵无涉，所谓醴陵城北“寨子岭”一名“太子岭”，只是本土方言的讹音之转，于史实、典籍或文化传承上并无任何依据。所以在以资料搜罗宏富、严谨著称的民国版《醴陵县志》中，对此找不到半点采信的痕迹。
曾经的“酃渌酒”
醴陵古属盛产水稻善酿美酒（甜酒）之地，南朝刘宋盛宏之所撰《荆州记》载：“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年常献之，世称酃渌酒。”这证明醴陵古代产酒由来已久。盛宏之不愧是荆楚大地的深情摹写者。在他笔下水和酒是如此密不可分，似乎是说“酒就是水，水就是酒”，并且是酒味“极甘美”；特别是对其中酒名记载，他用了一个“渌”字，即名曰“酃渌酒”，这就和他所说湘东大地另一名酒“酃湖酒”完全区分开来，并且充满浓郁的渌水情调。渌水之滨是为醴陵，叙南朝之前历史的《晋书》曾载：晋武帝太康元年“五月丁卯，以吴酃渌酒荐于太庙。”醴陵在三国时属吴国长沙郡，此年西晋灭吴统一天下，得其酒“荐于太庙”，足证“酃渌酒”美誉并非虚传。“醴”之为酒，源何远兮！
醴陵的先民们，原来是这样充满了浪漫的情趣。他们“筚路褴缕、以启山林”，胼手胝足辛勤开发出肥沃的湘东原野；然后在春天播下金色的稻种，又在秋天酿造醇香的美酒欢庆丰收、祈福来年。他们崇拜酒，更崇拜、热爱这条滋养了他们的渌江母亲河。于是在漫长的生生不息的岁月里，他们首先创造、发现或者是接纳了“醴”这个飘溢着酒香的地名，并且执着地期待、演变着和她的另一半“陵”的结合。
山水有相逢
从司马迁笔下最早引用提到而出现的“醴”，到后来终于定名为“醴陵”，这种执着和期待，可以联想为是一曲动人的高山流水之恋在孕育，犹如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走过了千年漫长的瞻顾徘徊之路，最后终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山与水的刻骨相思，这是酒（“醴”）与“陵”的甜蜜相汇。所以醴陵之“陵”若是由山而得名，如果是指姜岭（所谓“醴泉”在其山麓）或者是寨子岭，就显得太局促和小家子气（寨子岭海拔仅为159米，姜岭则更低），也不符合东汉置醴陵县之初县城并不在今天城区、以及醴陵得名更在西汉封侯之前的史实。
也就是说，母亲河应该是从醴陵一座雄伟的大山中流淌出来，才是最匹配的相逢与命名。这座山就是海拔高约一千米的杨歧山，是巍巍武功山脉的重要支系，湘赣两省在萍乡、醴陵一带河流的分水岭，为当时醴陵境内最高峰，也即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说“渌（萍）水东出安成乡”的“翁陵山”。这个古代山名就含有一个“陵”字，和西汉桑钦《水经》称渌水源出“醴陵县东漉（渌）山（即杨岐山）”一样，甚至由此而和澄潭江产酒之“醴”结合为地名，或许都不无联系。但此酒应如前面所说名为“酃渌酒”，不应因《荆州记》这段话所提“乌程乡”，而扯到“乌程酒”。古代的“安成乡”，极有可能和所谓“乌程乡”是同地而异名，其地就包括有今天的湘东地区；西汉武帝时，长沙国曾在此分封过“安成侯”；三国时期，萍乡、宜春等地曾一度归吴为“安成郡”......由乡名而封国名而郡县名，“安成”之名，多次在历代史籍中出现。
悠悠萍水从杨歧山发源，蜿蜒欢歌扑向湘东大地，在醴陵双河口汇入从江西万载而来的澄潭江（渌水正源），直达渌口而入湘江。据典籍记载，杨歧山以西这一片地域，汉魏六朝时都还归属醴陵——1995年版醴陵新市志亦有此载——故后来萍乡一地虽早已不归属醴陵，却长期仍存“湘东”镇（区）至今。这地名颇具“湘楚”遗风，其地理方位，正在杨歧山以西一带。
因此，“醴陵”之得名，其实就是概括了古代这一地区疆域的组成。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醇香的美酒（即醴，渌水之澄潭江区域），雄浑的杨歧（即陵，渌水之萍水区域），就这样在远古的某个时刻，碰撞交融在一起了。这是山水之恋的完美结合，是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对丰收和大地的热情礼赞，以及对母亲河与巍巍东方边境大山深情的祝福和祈祷。
这又是多么悠久的历史之路。你的名字，甚至可以追溯到洪水滔天的大禹时代。醴陵之名，是一曲悠长的高山流水之恋。
【来源：株洲日报】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