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柳大撤退时，火车车厢上的寻人启事。戈叔亚提供
一
从长沙开车前往湘潭，看到高速路上有一个叫暮云镇的出口，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这个地名，让我想起了一件多年来一直难以释怀的事情。
那是在2008年，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国探亲。李锡全是湖南桃源人，那是他从军70年后，第一次回家。当地媒体给了很多报道，李锡全回家那天，有上百人前往火车站迎接，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奶奶，名叫胡爱保，是长沙暮云镇人。
胡爱保说，她其实是一个缅甸人，李锡全老人居住的密支那市，是她的家乡。她很小的时候，父亲离家出走，母亲带着她在密支那飞机场附近卖水果，认识了一位机场的工程师，来自中国宁波，名叫胡明芳。密支那机场是中国修建的，用来转运美国援华战略物资。
不久后，她的母亲嫁给了这位工程师，她的名字也改为胡爱保。再后来，她又有了一位同母异父的弟弟，名叫胡福娣。
1942年初，日军攻陷缅甸，父亲带着他们全家撤回中国，到了广西桂林。在那里，胡爱保开始上学。胡爱保清楚地记得，继父每天下班回来，都会抱抱她，还给她教宁波方言。一家人，温馨无比。
但没多久，新的逃亡又开始了。1944年，日军入侵桂林。在枪炮声中，胡爱保一家再次坐上从桂林开出的火车。胡爱保回忆，火车到了一个叫金城江的地方时，空袭警报突然响了，前方的铁路桥已经被炸断，火车紧急停车，人们开始四外逃散。母亲抱着弟弟，继父拉着她的手，走了整整一天，没有吃一口东西。
桂柳大撤退时的母亲和孩子。戈叔亚提供
到了傍晚时，继父说，他去找点吃的，让母子三人在原地等候。继父走了很久，都没有回来，母亲让她坐在我行李箱上，背着弟弟去找继父。过了一会，有一批难民涌了过来，有一个人对着胡爱保喊，孩子，赶快跑吧，日本人来了，见人就杀。一位好心人过来牵起胡爱保的手，拽起就走。
这一走，就散了一生。
胡爱保跟着难民一直逃到贵州，逃难的路上，差点被狼吃掉。她还碰到骑着马的日军，挥舞着大刀，见人就杀。她钻到死人堆里，才侥幸逃脱。1949年后，胡爱保嫁给了一名中国军人，她的丈夫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丈夫退伍后，转业到铁路局，最终在长沙暮云镇定居。
见到李锡全，胡爱保抱着这位来自她的家乡的老人，失声痛哭。她一生都在寻找走散的亲人，但没有任何消息。
提到继父，胡爱保失声痛哭。陈勇摄
2013年6月，我和同事前往暮云镇，找到胡爱保的家，希望能获得更多的线索，帮她找找亲人。接待我们的，是她的女儿韦荣菊，听完我们的来意，有些悲伤地说：你们为什么不早来，我的母亲在一年前去世了。
这几年来，我一直很内疚，如果早点去找他们，或许可以帮她找到爸爸的。这一家四口，就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走散了，她的母亲，后来有找到继父吗？他们一生，也一定在寻找这个女儿。
胡爱保的继父胡明芳，应该是中国航空公司的员工。她的弟弟胡福娣，或胡福弟，或许还在世，有可能在1949年跟随父亲去了台湾。我想找到他，告诉他，他的姐姐，一生都没有忘记他们。
二
台湾的老兵陈光楼找到他的姐姐，是在分别70年之后。
1949年秋天，身为国军士兵的陈光楼，匆匆赶回南京的家里，向母亲告别，他的部队要撤退了。姐姐说，别急，我去做饭，吃饱肚子再走吧。陈光楼说，来不及了，转身离开。
16岁的陈光楼，和一群惊慌失措的败兵，从南京步行到了福州，最后在中秋节的前一天，从厦门太古码头乘船前往台湾高雄。
1978年的一天，在台湾陆军总部工兵署工作的陈光楼，突然接到了人事部队的电话，咨询他是否有一个哥哥在兵工署服役。同属陆军总军，工兵署在2楼，兵工署在3楼。陈光楼说，没有啊，当年来台湾，是我一个人来的。
放下电话，陈光楼感觉有些奇怪，回拨电话去问，对方告诉他，是兵工署有一个人在问，这个人在楼道看到值班表上写着“陈光楼”的名字，和他的弟弟同名。
陈光楼想，见见也好。见了面，竟然发现，那真是他的亲哥哥。1949年，哥哥也来到了台湾，兄弟两个，在同一个单位、同一座办公楼上，竟然最后以这样的机缘偶遇。
1990年，陈光楼终于回到大陆探亲，全家团聚，而唯有姐姐陈光仪没有消息，小时候，姐姐特别疼爱他。姐姐曾嫁给一位国民党宪兵，在1949年后跟随丈夫回到四川农村，丈夫后来死在了监狱里，姐姐带着孩子，外出逃难，与整个家族失去了联系。
寻找姐姐，成了陈光楼晚年最大的心病，他写信给四川当地的公安局，一直没有回音。
直到2018年6月的一天，奇迹发生了。陈光楼翻出自己当年的军装照和毕业证，给女儿看。女儿陈婉容在大陆上过学，还在大陆做过记者，她随手把这些照片发到了一个微信群里，给大家说，她家当年是保定的一个大户。这个微信群，大多是记者，当记者的，好奇心都很强。有一位名陈宝成的记者，就随手通过网络搜索“陈光楼 保定”，突然看到一段寻亲启事：
这段话让陈光楼激动万分，这就是他找了一辈子的姐姐啊。网上的资料发布于2009年8月，没有留任何的联系方式。
陈宝成是我的好朋友，知道我们一直在做关爱老兵的事，希望我们提供帮助。我通过做警察的志愿者，查询到在周至县翠峰乡陈家村有一位名叫陈光仪的老人，年龄相仿，而且还在世。
第二天，志愿者上门走访，问这位已经89岁的老人，是否有一位弟弟，名叫陈光楼。正在做家务的陈光仪放下手中的活，睁大了眼睛，问了一句话：他还在世吗？
50多年前，陈光仪带着孩子，逃难到了陕西周至。80岁生日那年，她告诉孩子们，她这辈子，最后的心愿，就是找到自己的亲人。孙子们能做的，就是在网上发贴。
陈光楼迅速来到西安，姐姐陈光仪前往机场迎接，我也一同前往。在机场，姐姐见到弟弟，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吃饭了吗？”她一辈子自责的是，1949年，弟弟离家时，连顿饭都没顾上吃。
弟弟送给姐姐的礼物，是一张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一位时值妙龄的女人，身穿一袭绣着花边的棉布旗袍，淡定绝美。
姐姐把照片捧在手里，异常平静地说了一句：那是娘。
三
面对战争，别说是普通士兵，就是将军，也似大海中的一叶扁舟。
云南有一位医生叫李建坤，小时候，母亲告诉他，他的爸爸早死了。但怎么死的，叫什么名字，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他。
上小学时，母亲改嫁给一位解放军军官，全家搬到了中缅边境的一个小县城。
不仅是李建坤对自己的身世好奇，当地政府也想搞清楚。有一天，工作组来家里调查，母亲突然开始装疯卖傻，还捡起地上的一坨牛粪塞在了嘴里，工作组摇摇头，说，这个疯子。工作组一走，李建坤很惊讶地看着母亲，但母亲一句话也不说。这让李建坤越来越好奇，在母亲的内心里，一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是和他的亲生父亲有关。
但在生活中，母亲会时不时地露出一些蛛丝马迹。
有一次，有人在母亲面前炫耀坐飞机，回家后，母亲一脸不屑：“切，坐个飞机有什么稀奇，我都不知道坐过多少次了。”
李建坤由此猜测，他的亲生父亲，可能是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
后来，李建坤调回云南曲靖工作，他在这里出生。回到曲靖，李建坤一下子想起了儿时的很多事情。有人告诉他一个重要的线索，他的亲生父亲，有可能是原国军第八军的张营长。去了张营长家，营长已经去世了，他的老婆说，自己的丈夫的确有过一次婚姻，还有过一个孩子，后来因为历史反革命进了监狱，和妻子离婚。
李建坤听了，好激动，怪不得母亲不告诉他这些情况，原来爸爸曾是一个历史反革命。李建坤去了爸爸的墓地，痛哭一场，还把爸爸的墓地重新修缮，立了一大块碑。
回家后，李建坤把这个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笑了笑，没有多说。
直到2008年，李建坤60岁那年，母亲把李建坤叫到床前，非常严肃地说，“我告诉你，你的父亲，是原国军第八军军长李弥。”这个消息，让李建坤惊呆了。
母亲还说，他之前找到的那个张营长，其实是他的继父，也是李弥的部下，李弥逃跑后，委托张营长来照顾他们娘俩的生活。但后来，张营长也进了监狱。进监狱前，委托了另一位姚营长，来照顾他们娘俩，但姚营长不久后也进了监狱，而且死在了监狱里。他最后的养父，也是李弥的部下，只是后来投诚，成为一名解放军军官。
一个多月后，母亲去世。处理完母亲的后事，李建坤开始找李弥的各种资料，他发现，李弥已经在1973年，在台湾去世。
找了大半辈子的爹，竟然是李弥，这让李建坤都有些不可思议。他托人从台湾买来一本《李弥自传》，看了半天，结果发现，一个字也没有提及他们娘俩。
到了2015年，李建坤前往台湾，他在阳明山找到父亲的墓地，一边骂，一边哭。他还在台湾找到了父亲当年的部下宋炯，后来是台湾海军退役少将，对方说，李弥生前告诉过他，在大陆有一个小老婆和孩子，没有带走。
李建坤就反问，承认在大陆有老婆孩子，为什么他所有的回忆文章里，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对方问，如果他暴露了你们的身份，在那个年代，你们会是什么下场？
李建坤愣住了，他终于明白，父亲的只字不提，母亲的守口如瓶，都是害怕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
更蹊跷的是，墓地的一位管理者告诉李建坤，在几年前，大陆还有一位姓安的女士来过这里，说是李弥的女儿。对方把安女士的联系方式给了李建坤，李建坤没有在意。
2018年，李建坤去了云南盈江，李弥的老家。老家的人证实，李弥是有一个小老婆，是昆明纺织厂的工人。而李建坤的母亲，就在这个工厂工作。老家的人告诉他一件事，李弥和这个小老婆生了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在淮海战役失败后，他逃到青岛，把女儿托付给了一位警卫员，留在了山东，这位警卫员姓安。
李建坤突然想起来，那位曾去过李弥墓地的安女士。他马上和对方联系，竟然发现，这是他的亲姐姐。他的姐姐，也是在养母去世前，才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为了寻找亲人，姐姐去了台湾，没有想到，几年后，竟因为这个机缘，找到了失散60多年的弟弟。
2018年4月，姐姐和弟弟，终于在昆明相见，双方都是年约7旬的老人。弟弟把姐姐带到妈妈的墓前，看到墓碑上的名字，姐姐突然愣住了，她说弟弟，“你知道妈妈为什么改名叫李小香吗？”
李建坤解释说，妈妈原名赵云仙，后来改名李小香，隐姓埋名，也是为了自保吧。
姐姐告诉李建坤，“小香，是我的小名。”
四
2018年4月，我们组织了一次两岸亲人团聚的活动，其中有一位何世安的湖南人，是去台湾接爷爷的骨灰回家。
何世安的爷爷名叫何松云，参加过常德会战，1949年后去了台湾。直到1988年，爷爷终于写回信，和家人取得了联系。
何松云有两个孩子，哥哥叫何如山，弟弟叫何如海。他当兵离家时，老大只有3岁，老二才1岁。等收到父亲的来信时，两个孩子都是快50岁的人了。
何如山记得父亲当年被抓壮丁时的场景，抓壮丁的人来时，父亲躲到了煮猪草的大锅下面，被抓丁的人恶狠狠地揪了出来。父亲临走时，有些埋怨地看了何如山一眼。这个眼神，让何如山一辈子也无法忘记。母亲则给父亲带了一双自己做的鞋子。
父亲终于有了消息，兄弟两个立马回信，让父亲尽快回家探亲。但父亲总是有各种理由，无法回来。开始说，身体不好，要去住医院。等出了医院，又说证件很难办理。那个时期，有很多从台湾回来的老兵，兄弟两个一打听，办回乡的证件其实不难。而父亲又借口说，自己血压高，害怕坐飞机有危险。
兄弟两个急了，说，你身体不行，我们就去台湾看你吧。父亲来信，不给他们出具亲属证明，说再等等，等他身体好了，再回去。儿子又说，你不出具证明，我们就去香港，偷渡去台湾。父亲说，千万别这么做，这太冒险了，等到第二年春天，他一定回家。
到了第二年春天，父亲还是不愿意回来。就这么过了一年又一年，父亲总是有很多的借口。这让何如山无比焦虑，每每想到父亲，他就会想到3岁那年父亲被抓壮丁时的场景，他知道父亲为什么用埋怨的眼神看他，他想当面向父亲说出这个心结，他相信父亲是不会真正记恨他的。
有一次，一位老兵从台湾回来，告诉何如山，他的父亲，是因为没有钱才不回来的，他把攒的钱，给一位女人买了房子，这位女人有四个孩子，孩子上学，都是他出的钱。这让兄弟两个有些生气，但毕竟是自己的父亲，他们就写信给父亲，说把家里的猪卖了，寄路费给他，只求能在有生之年，父子团聚。
而父亲回信说，他有钱，再等等，他一定回家。
1992年7月，何如山接到父亲的战友从台湾写来的信，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因病去世了。这位战友还说，他们的父亲，对他们的感情毋庸怀疑，他们的母亲送给父亲的鞋子，父亲一辈子都没舍得穿，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临终前，才让人给他穿上。之所以没有回家，是有难言之隐。
2005年，何如山去世。临终前，他告诉在广州打工的儿子何世安，等有机会，接回爷爷的骨灰。
2018年4月，我们组织两岸亲人团聚的活动，其中有一项就是迎接亲人骨灰回家，何世安和我们一起去了台湾。何世安去找了爷爷当年的战友，他们都已经去世了，他们的后代说，对于何松云的情况，他们知道很多。在他们的讲述中，何世安终于明白了爷爷没有回家的真相。
那是在1984年，何松云的战友段国昌遭遇车祸，弥留之际，他把何松云叫到床前，委托他一件事情：照顾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
何松云一口答应，他把所有的积蓄，修建了一栋房子，给母子五个人住。1988年，何松云联系上大陆的亲人时，一说到回家，几个孩子就哭。那时，他们还在上学。如果何叔叔离开，就没有人照顾他们了。
何松云和段国昌一起，参加了常德会战，那场被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大战，有6万余国军将士捐躯。其中守卫常德城的57师，生还者仅数百人。
那场战役结束后，他和段国昌订下生死之约：后死者为先死者料理后事，照顾家人。40年后，何松云履行了这份承诺。
何世安把爷爷的骨灰接回来后，安葬在祖坟里，紧挨着爷爷墓地后面的，是爸爸何如山的墓。安葬好爷爷后，何世安在墓前告诉爸爸，“爸爸，你要说的事情，可以给爷爷说了。”
那是何如山背负一生的心结，那件事情，就像一堵厚重的墙，横亘在他和爸爸之间，让他喘不过气来。他一生都在宽慰自己，爸爸是不会因此记恨他的，因为那年他只有3岁，他还不懂事。他一定要当着爸爸的面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只要说出来了，一切都会释然。
但是，历史却没有给他机会。
那件事情，发生在1943年，抗战到了最为艰难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家庭，都要出丁，与这个国家共生死。
抓兵的人，带着绳索凶神恶煞地来到家里，何松云躲进了煮猪草的大锅下面。抓兵的人，没有找到何松云，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看到3岁的何如山，问他，你的爸爸在哪里？
何如山带着他们，来到爸爸的藏身之处。
五
发起老兵回家公益活动的这十几年来，我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真正的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而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记得在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来自我的家乡陕西铜川，是一位70多岁的阿姨。她说，在她两三岁的时候，也是一个下雪的冬天，她趴在窗户边，看到院子里，穿着军装的爸爸正在和扫雪的妈妈告别。
此后，爸爸再也没有回来。
我能想象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她的家一定是挨着山崖挖的土窑洞，窗棂是木头做的，糊着白色的窗纸，冷风吹来，会哗啦啦地响。妈妈或许包着头巾，握着竹子扎成的扫帚，目送自己的丈夫远去。然后，继续低头扫雪。
她说，她想找到自己的爸爸，她不期望爸爸还活着，但希望至少知道爸爸死在了哪里。但是，她连爸爸的名字，都不知道。守寡一生的妈妈，早已过世多年。
陕西人把爸爸叫“大”，我听到最撕心裂肺的一次呼喊，是在云南施甸。当地村民一直守护着一位在抗战时阵亡的烈士的墓，志愿者苏泽锦帮烈士找到了他在陕西的女儿。2017年7月7日，女儿终于来到了爸爸的墓前。
“大，你咋忍心把女撇下不管，大，大啊……”
怒江东岸的施甸县，在1944年的时候，有10万中国远征军由此出发，仰攻松山和高黎贡山，伤者会送回后方的战地医院，有很多，在路上就流干了血，就地掩埋。
在怒江边的荒山上，志愿者郭应勇发现一块墓碑，是牺牲于1944年的一位副营长。郭应勇试图去帮他找家人，在网上搜索时，竟然发现，他的女儿10年前就在网上发帖，找自己的爸爸：“希望有生之年，知道爸爸去了哪里。”
我们在山东找到了时年81岁的女儿，我问她，想不想去爸爸的墓前？女儿有些犹豫，因为她的下身瘫痪，行动不便。我告诉她，我们抬着你去。
在怒江之巅的荒山上，女儿的哭喊声，盖过川流不息的滔滔江水。
当女儿怀抱爸爸墓前的土回家时，我联系昆明机场的志愿者黄志伟，安排了一个过安检的仪式。要回家的，不仅仅是爸爸，还有一位士兵的荣光。
再后来，我竟然从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姚拓的遗著里，发现这位副营长牺牲时的场景，他们曾是战友。这位副营长，是带着警卫过怒江侦察敌情时牺牲的。一个月后，中国远征军发起反攻，最终以伤亡三万余人的代价，取得滇西战场的胜利。
我把这些资料送给女儿，在浩瀚的史料里，为她找到爸爸的一丁点蛛丝马迹，对她都是极大的安慰。而对于300余万抗战阵亡将士来说，能留下碑，或者被记载的，只是极少数，更多的普通士兵，已成泥土。
至今，让我依然纠结的，是一位名叫谢庆昌的四川兵，在抗战爆发那年，他只有14岁，抓壮丁的人一脚踹开他的母亲，强行将他带走，战争结束后，他在云南安家，但是在孩子刚刚出生那年，他再一次被抓壮丁，去打内战。两次被抓壮丁，分别告别了一个男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母亲，妻子，再也没有相见。五年前，志愿者帮他找到了他的孩子，但是，他的孩子却不愿意见他。
我能理解他的孩子，一个父亲，没有尽到自己的一丁点责任，而且因为他的身份，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的灾难，这种隔阂至今还在。
谢庆昌两次当兵，没有一次是自己的选择，但是这场国家的战争，却成了他自己的战争，亲人反目，他至今还在为此埋单。
六
2012年9月，西安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我在现场，目睹了一帮暴民的打砸抢。更无语的是，今年9月，西安市政府为了全运会，竟然计划推迟九一八防空警报。一时哗然，当地迅速进行了改正。
不遗忘英雄，不宣扬仇恨，为人类的和平事业而不懈努力，这是老兵回家的基本理念。
但在当下，我们常常被嗤笑或攻击。
在一个由商学院同学召集的饭局上，我曾被当众嘲笑。那是在一个有着三位服侍的包间，服侍很专业，一个眼神或者一个手势，就能明白客人需要什么。餐桌中间的电动玻璃转盘上是一只巨大的龙虾，红褐的壳和雪白的肉已经被分离开来。
谈论的话题我几乎插不上嘴，IPO，并购，投资，动辄就是几千万上亿的规模。带我去赴宴的是我们的一位捐助者，他打断大家的谈话，非常隆重地将我介绍给大家，自然，话题就转移到老兵回家这个公益项目上来。
每有这样的机会，我都不会放过，会讲一两个和老兵有关的故事，听的人常常会被打动。这次也不例外，餐桌上的同学们酒杯一举，一致表示要支持春龙同学。
就在这时，坐在主位上的同学问了我一句话：你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很欣慰有人愿意和我做深层次的交流。我说，在我们的教科书中，甚至有这样的观点：战争是人类文明的催化器。那么，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血淋淋的文明，还能称之为文明吗？如果站在更长远的将来回看现在，我们一定会发现，我们还处在一个人类文明的蛮荒时代。这种蛮荒，是因为我们还无法达成一个共识：对生命的尊重。
我说，从人类文明更长远的将来来看，我觉得战争一定会消失的，人类一定可以找到不以消耗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方式，去解决不同阵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之所以还存在战争，是因为反对战争的人还不够多，而我们做的，就是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告诉更多的人，只有这样，叫嚣战争的人才会越来越少，珍惜和平的人才会越来越多，我们才会有幸福平安的生活。
当我慷慨激昂地讲完这段话时，我听到他从鼻孔里发出非常不屑的一声“哼”，本来已经有同学准备鼓掌，这一声突然让大家沉默，气氛一时有些尴尬。我能感受到他是发自内心的不认同，带着轻蔑。
但只要我们内心笃定是正确的事情，越难，我们越要坚持。地球存在大约45亿年，我们，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尘埃。我们不仅要脚踏实地，更要仰望星空。
正在是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于这个月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止戈和平公益中心，筹建老兵回家故事馆，讲述战争，倡导和平。这是一个讲述小人物故事的战争纪念馆，我们讲述的，是他们的爱情、亲情和友情，让历史回归人性，回归到每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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