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重庆丝纺厂男女工人在磁器口河边为厂里义务担煤。
外婆李正文
妈妈李明荣
女儿何萍
黄东林
龚吉华
马霖
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报道
敲鼓
1964年到1974年，重庆丝纺厂的锅炉工阵容，豪华得极为奢侈。一个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江湖戏称“天下第一挖墓专业”）的毕业生，跨界侍候锅炉和煤炭，创下全国纺织行业的一项用工纪录。这位指甲和脸上都是黑乎乎的锅炉工，叫高英民，网上《北大考古系1949级(1953届)—1960级(1965届)本科生名录》有他的名，是1959级(1964届)毕业生，跟医学院本科一样，考古系也要读五年。
曾任厂办主任的钟正国，1971年知青回城进厂当梳棉工，跟高英民较熟。钟正国说：“他毕业分到四川省轻工厅，后来不晓得为啥子又分到我们厂烧锅炉。我们都住在单工宿舍，他住我对门。”
高英民是北方人，个子高大，当一个锅炉工，好像也不太离谱。“平时他不修边幅，吃了饭，碗筷随便放，趿起两片拖鞋，披件衣服，但爱看书，书多。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我也是在他那里看的。当时法国总统是蓬皮杜，1973年曾访问中国。蓬皮杜的女儿曾在北大留学，是他的考古同学，他们还曾去找过宣统皇帝溥仪做调查。高英民和我们处得很好，他也完全就是一副工人的样子，推着小车运煤，除渣。厂里两台锅炉，是厂里的动力源。精炼车间一天要产出一吨丝棉球，得煮几吨原料，要煮熟、脱水、烘干，好大的池子好大的锅哟，都要用高英民他们锅炉工烧的蒸气冲开！”
在厂里面，高英民始终是一个人物。粉碎四人帮，要上街游行，敲鼓是一个技术活，让谁来敲呢？大家就争开了，你说我敲得不好，我说你敲得差劲。敲白铁的段师傅又开始他的冷幽默了，他说：我晓得我们厂里有一个人敲得最好？高英明！别个是北大“敲鼓”（考古）专业毕业的，你说敲得好不好？
文革后期，北京来人要调老高，因为他是考古人才！工人出身的团委书记李师傅一句挡回：没听说他会敲鼓呢？我们丝纺厂，比他会敲鼓的人，多的是！
高英民也想离开锅炉，曾以专业不对口为由，找厂里申诉要求调动。劳资科的科长童质彬，也是厂里的冷幽默大师。他说：烧锅炉怎么就和你这个考古专业不对口呢？你烧的煤炭，哪一坨不是几十万年上亿年才整出来的，你烧锅炉并非学非所用，是对了口的！
厂里就这样把高英民留了下来，直到他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信，要求归队。他的信后来有了回复，他调到四川省博物馆，后调回河北老家，曾出版专著《石家庄文物大观》、《古代货币》等书。钟正国说：“1974年5月我结婚，8月我在外面租了房子，就从单工宿舍搬走了。他走的时候，我还没搬。他有一本书，郭沫若的《青铜时代》，现在都还在我手头。”
抠洞
丝纺厂有一个从自办的婴儿室、托儿所、子弟校、业余学校到电大的教育流水线，培养了几代工人子弟。曾任丝纺厂子弟校校长的黄东林，是丝纺厂的教育家，厂里几代工人子弟发蒙、进修，都从他手上过。“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厂里的工人才子钟正国至今记得黄东林给他们讲的北宋周敦颐《爱莲说》。他说：“我还模仿写了一篇《我爱映山红》。黄老师说，不管你爱什么，只要把爱的原因写出来就行。”
黄东林对教育的爱，来源于他10几岁就教书。这位川北少年16岁参加土改，在川北行署干训班见过胡耀邦。他说：“当时我们是带红苕、豌豆和酸菜去土改、教书，先后在南充师院和重大进修。”1958年他奉命办子弟校。没有教室，就征用了李先念曾来视察过的厂猪场。“我们把猪圈腾出来，用水泥铺好地面，做教室，放生丝原料的木墩子做课桌。当时市内买不到课桌，就向学生家里借板凳，饭桌，打借条，学生毕业时，有的就不要了。”
当时厂办子弟校一般都名声不好，被公办学校歧视。“当时社会上说的是‘子弟校，开玩笑，校长没肩膀，学生没脑筋’。厂长也晓得这些，所以给我定的20%升学率，还说你达到了，我手板心煎鱼给你吃。”
后来，厂长的手板心只能紧握黄东林的手板心，免得去煎鱼。“从1958年开学到1966年，接连三届，我连响三炮。第一届升学率就高达86%，高于公办的金汤街和磁器口小学；第二届是85%，1966年第三届80%多，这时文革爆发，我是副校长，遭打成反革命，在七中关闭学习。”
前一年他已申请入党，征求意见书已经公示张贴，最后，他的名字，不知被谁抠了一个洞。“显然有群众表示反对。我在想，是谁呢？未必是有个学生用钢笔刺进又划伤老师手臂，遭我严厉批评过；或者是个干部的娃儿，选大队长选脱了，他们的家长生我的气，是他们抠的洞？最后才晓得，是一个老师的爱人，由于我搞升学率‘三连炮’，老师压力大，所以他就给我抠了个洞。”这个洞，直到30年后才补上，1995年，他才入了党。
丝妹
缫丝女工陈凤文1952年进厂时，家住白公馆附近的农村。1949年前，丝厂女工多是季节工，断断续续地做。春天茧子出来，她们就进厂做，做完了就放回去；1949年后，就没有季节工了，陈凤文一进厂，直到1982年做满30年才退休。
她说：“进厂之前跳乱坛（到处做事），捡柴做饭。要吃饭，就进厂。坐缫（缫丝分为坐缫和立缫）受训，师傅坐起，你在边边站起。解放前，师傅想骂你就骂你，想打你就打你。你做得不好，她就拿起瓢瓢打你。解放后，不打人了，但还是可以骂你。”
最先几代丝妹（民间俗称纺织女工为“纱妹”或“丝妹”），互相之间是不兴喊师傅的。陈凤文说：“我们喊婆婆、孃孃、姐姐、妹儿。一般也喊名字，大家都喊我凤文；也有喊排行的，有的在家里是幺妹，就喊她‘幺妹，快点来，帮我看一下’；还有的喊外号，比如我们厂的劳模蔡前华，全厂都喊她蔡麻子、蔡麻儿。脸上有几颗白麻子，五官长得好，人漂亮，对人客气，和气，又不计较，大家才恁个喊。要是长得丑，别个才不得恁个喊她；要是丑的话，恁个喊别个，好得罪人嘛！喊师傅是后来1971、72年超龄生和知青进厂的事了。你带了她一台车，她就喊你师傅。我姓陈，就喊我陈师傅。”
1952年进厂的小姑娘，文革时已经是大嫂子了，作风生猛。曾任厂办秘书、纪委书记的马霖说：“当时叫铁姑娘，现在叫女汉子。即使是书记、厂长，和她们都是师兄师妹一起伙大的，特别是绢纺厂，男女各半，玩笑开得大。抬起男工在地上舂屁股，把一男一女装在麻袋里面让他们在里面乱叫，都有。有天早上，在厂门口，我看到一个下夜班的女工上去挽起一个上早班的男工，开玩笑说，我们两个回去睡觉觉，男工吓跑了，女工们哈哈大笑。工作累，大家就寻开心，轻松一下。”
梳棉车间灰尘大，缫丝车间湿气重，下班后洗澡就很打挤。有时候可能北大的锅炉工高英民看《李白与杜甫》入了迷，蒸汽烧得不足，女工人又多，澡堂就不够用。钟正国说：“男工少，女工们就涌到男澡堂门口喊，有人没得，有就快点出来，再不出来，我们进来了哟！有时里面只有七八个男工，听到外面一喊，还没有洗完的，就赶快穿裤儿让地方，说快点快点，这帮婆娘说来就来了，怕她们！”
钟正国妻子黄咏霞也是1971年进厂的知青。她说：“把男工抬起甩到丝包里去这些玩笑，是她们老几辈的师傅，她们玩笑开得大，我们进厂，就没有了。”缫丝工个头最好在1米5左右，高了埋头缫丝就很累。她们进厂时，招进来一个高妹田志华，1米72，分到缫丝车间，就惨了。保养工出身的计划科干部龚吉华说：“当时工人又不兴辞退，厂里就想了一个绝招，在全车间找了三个高妹凑齐一个班，还把她们的车位（脚站的地方）往地下挖个坑，有削履适足的意思，她们就不用过于埋头佝背了。”
龚吉华的妻子何萍及其妈妈李明荣和外婆李正文，是丝纺厂三代女工。何萍说：“我们三代都是党员。外婆退休后是丝纺厂后门大碑街道的居民委员，妈妈1976年病故，我在木洞当知青，顶替妈妈进厂。外婆和妈妈是缫丝工，我是挡车工。妈妈工资高，60年代就是60多块钱，爸爸才30多块。妈妈八九岁就跟外婆进厂，没得机子高，还要搭板凳。外婆和妈妈她们都很辛苦，我比她们好点。”图/重庆丝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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