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27年王国维投湖自尽，众说纷纭中，陈寅恪在故友的纪念碑上留下这句话，他以“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赞誉这位大师。
20多年后，双目已盲的陈寅恪解释了碑文的内容：“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他将“独立与自由”品格更多地归于一种治学精神。陈寅恪侄孙陈贻竹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总说：“那深厚的学养，我肯定是复制不来的。”
陈贻竹的父亲陈封怀是陈寅恪长兄陈衡恪次子，陈贻竹称他“叔公”。陈寅恪在广州的最后9年，陪伴左右的亲人中就有陈贻竹。其实，不仅是做学问，叔公的一言一行，他都有所了解。“如今人们总感叹那些成就，不曾想他经受的苦难。”
1896年，陈氏兄妹合影。右一为陈寅恪。
但陈寅恪不擅长运动，被兄妹们笑为“笨手笨脚”。他也不喜热闹，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小孩子最爱往人多的地方钻，他却相反。1894年，长兄衡恪娶亲，成婚当日宾客众多，小孩子们欢喜得不得了，唯独不见5岁的寅恪。后来，家人发现他一人离群独坐。
很多年后，陈寅恪向后人回忆与兄弟妹妹的第一次合影，在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当年照相是件稀罕事情，大家都好奇地注视着镜头，7岁的寅恪心中暗自思量：长大后恐难以辨认出照片上哪个小孩是自己。他也不多问，伸手就握住身旁一株桃花，想以此作为标记，这样将来再看时必定不会出错了。
走向衰落的世家
陈宝箴领诸孙及重孙合影于南昌（1899年）。左二为陈寅恪。
1898年，陈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在年初1月10日，陈寅恪的祖母病逝。另一件则是祖父陈宝箴与父亲陈三立均被革职，因为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两人将永不被叙用。11月初，陈宝箴带着全家离开长沙，返回江西南昌。两年后，陈宝箴“突然去世”，陈三立则一心寄情于诗词，从此远离政治。
陈家还沉浸于悲痛中，未满12岁的陈寅恪离开故土，踏上游学征程。自1902年起，他先后到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但陈寅恪放弃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学，选了冷门的古代语言作为专业，修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突厥文、梵文和希伯来文等。
25年后，陈寅恪回国受邀前往清华任教时，已经精通22种语言。但他仍然坚持不提政治，明确表态：“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留学日本时的陈寅恪（中）
陈贻竹曾听父辈们说起，陈三立退出政坛时，为陈家后人留下一块刻有“永不从政”的牌匾。“我没见过这块匾，但家族里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甚至从叔公往后，陈家再无人学文了。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分别从事医学、生物与化学工作。我的父亲陈封怀搞植物研究，我也是学植物的，在植物园工作。”
但关于陈寅恪“无政治觉悟”的说法，陈贻竹讲了自己的看法，“他研究文字语言历史，这些都是承载体，以史明鉴。”陈寅恪女儿们在回忆录里写祖父陈三立与曾祖父陈宝箴的政治情怀，也不忘加上父亲的名字。“祖孙三代人对甲午战争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心中总是愤懑难耐、痛惜不已。”
陈寅恪的婚姻，以及为女儿取名，也与他的家国观念相关。1928年初入清华园的陈寅恪，因熟读前台湾巡抚唐景崧驻守台湾的事迹，一眼认出女教师唐筼屋中署名为“南注生”的横幅，“南注生”是唐景崧的别号，唐筼就是他的孙女。两人见面后互生好感，这年秋天便结为夫妻。陈寅恪和唐筼共育有3个女儿，长女名“流求”，次女名“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与《马关条约》中割台条款有关。
与北平诀别
“不涉政治”的陈寅恪曾两度逃离了政治中心北平。1937年前，陈寅恪一家住在清华园南院，日子安静平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陈寅恪不得不携夫人与孩子们南下长沙避难。
第一次离开北平的时候，陈寅恪右眼已经失明了。走前几个月，在北平颐养天年的父亲陈三立去世，治丧期间，他的右眼出了问题。女儿们回忆，临走打包行李的时候，因为书籍称重出错，一向好脾气的父亲突然发火，“我们从未见他这么恼，后来想想应该是右眼新近失明，所以心情格外烦躁”。
乱世之中，一家人辗转奔走于昆明、桂林、香港、成都等地。在成都燕京大学执教期间，陈寅恪不幸左眼也失明。抗战胜利后，陈寅恪于1946年10月重返北平，再次进入清华园执教的时候，他已经是盲人教授，上课、批改学生论文都有助手帮忙。此后他再出现在老照片里，多是杵着拐杖，或者坐在沙发里，双眼也对不准镜头了。
陈寅恪在北平待了两年。1948年，战火再次逼近，年底，一家人又登上飞离北平的飞机来到南方，最后抵达广州。这次离开，陈寅恪留下这样的诗句。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从诗中便可知，此时陈寅恪已经暗下决心与北平永别。如果说第一次逃离北平是被动与无奈的，那么第二次离开便多了些主动和决绝。此后，陈寅恪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北平。1954年春天，国务院派特使去广州迎接陈寅恪回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在旁人看来，这是件好事，家人、朋友都劝他，他却以“贪恋广州暖和”和“从来怕做行政领导工作”为由，不肯前往任职。
陈寅恪最终留在广州，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20年。
陈寅恪热里有炒作
1960年，陈贻竹念大学，来到广州。“第一次见到叔公，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位安静的长辈”。
陈贻竹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叔公晚年时候钟爱散步。”双目失明的他住在中山大学南区时，自己一手拄着黄藤拐杖，一手摸着楼梯扶手，独自一人慢慢上下楼，到楼下门外的白色小路上来回走动。一段时间下来，黄藤杖底被磨得越来越短。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陈贻竹也经常陪叔公一同散步，“但我们很少交谈”。
陈寅恪也爱听戏。年轻时他就喜欢京剧和外国歌剧，失明后全靠耳听，家里的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是他工作之余的宠儿。陈贻竹回忆陪叔公去中大小礼堂听戏，“有一次，他还听出了唱词错误，好像是场与孟母有关的戏。他认真听着，突然低头喃喃一句‘这里唱错了’”。
而陈贻竹第一次知道叔公盛名在外，是在“文革”时期的大字报里。“（陈寅恪）住在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上，整栋楼都被大字报覆盖，甚至里屋、床头都贴上了，最后还被扫地出门，搬到了南区50号的平房。”
被批斗的日子里，人们总把陈寅恪晚年的生活想象得凄凄惨惨。其实在物质方面，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除了妻子唐筼，还有护士照料起居。“不过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苦闷压抑”，陈贻竹好几次跟随父母去看望叔公，“那时他越加沉默了，每天埋头创作，苦难一字不提”。期间，陈寅恪完成了《柳如是别传》一书，洋洋洒洒80万字，这是其篇幅最大的一部著作，写了位明于民族大义的奇女子。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去世。45天后，唐筼也撒手人寰。她曾对人说：“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
陈寅恪曾是独立与自由最好的践行者。他避开政治，或许是因为不愿多与现实抗争，用他自己的话说，内心纠结的只是“民族文化之衰颓”。陈寅恪留下的精神遗产，在文化断层的年代，鼓舞着失落文人们，成为他们借以安身立命的精神食粮。
在陈贻竹看来，今天的陈寅恪热，有太多的喧哗和炒作。“人们好像误解了叔公的追求”。他死后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据说去世前曾向家人交代：死后骨灰要撒到黄埔港外，不要让人来追悼。叔公很决绝，他不做文化偶像，只愿在复杂的利益格局变化中独善其身，安心治学。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毛予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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