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名词来源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当地最大的一家银行发生了抢劫案，劫匪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并与警察对峙了长达六天时间。虽然劫匪最终放弃，但事情并未结束，几个月后在法院审理这起案件时，四位职员居然拒绝指控绑匪，甚至还为绑匪筹措资金辩护，更出乎意料的是，其中一名女职员爱上了其中一名绑匪，并与在服刑中的他订婚。
有心理学家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人质对绑匪在劫持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心理依赖。绑匪时而威胁生命，时而仁慈无比，能让人质活下来，他们已经感激不尽。劫匪让他们活下来，就算是莫大的恩典。于是，劫匪和人质拥有共同的前途和安危。
心理学者说，情感上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便是艾伟《爱人有罪》里所表现的俞智丽，一个爱上了“施害者”的受害者，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女人。
当然，如果《爱人有罪》仅仅是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写成一个中国化的故事，那这部小说未免太过平淡。所以艾伟采取的处理手段是，“施害者”鲁建只是俞智丽的爱慕者，遭到了她的错误指正，为了经受了八年的牢狱之灾。
爱人有罪 作者: 艾伟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22-1 ISBN: 9787533965761
但实际上，鲁建入狱的错误不在俞智丽，在于警察姚力。所以，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同的是，这个故事涉及到一个并不美丽的误会，及之后的赎罪。俞智丽三年后得知自己冤枉了鲁建，她想过替他翻案，但因为种种理由没有成功。
于是，她陷入了一种对自己的惩罚和赎罪中。此时，又有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特征，俞智丽与鲁建感同身受。
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那爱人并没有罪过。艾伟的目光更多地放在了俞智丽的自我赎罪之上，她成为外人眼中的“活雷锋”，乐于助人也罢，作为曾经因为自己的身体让人深陷监狱的她，更将身体当做了赎罪的工具，希望藉此拯救别人同时达到拯救自己的目的。
老人王世乾对她的小动作，她认为是对他的怜悯；同事陈康与她发生了关系，对她而言是对他的包容。她通过施舍肉身，达到宁静，恍若宗教的献身。
是的，如果没有这漂亮的外表，怎么会有人施害；如果没有人施害，怎么会有人入狱。追根溯源，俞智丽将所有的罪过都搁在了自己身上。
但并不是舍与就能带来世界和平，其实她也是在为他人提供更多的犯错理由。譬如出狱之后的鲁建，在她的赎罪心理下，顺利地征服了她，并且得以引诱她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不管什么人，只要她觉得需要她的帮助，她就会尽力而为，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拥有的一切。”
在探望鲁建后，俞智丽的心理变了，在外人看来“圣洁”的她，自私地为冤枉人后的痛苦和愧疚买单。
爱人同志 作者: 艾伟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22-1 ISBN: 9787533965303
但鲁建就一定是好人吗？假如没有八年前的那场无妄之灾，他会和俞智丽在一起吗？鲁建只是一个尾随者，八年前如此，八年后出狱了亦是如此。他观察着俞智丽的一举一动，甚至介入了她的家庭。而实际上，鲁建所要得到的，仅仅是这八年牢狱的补偿。似乎她必须付出，似乎他能坦然承受。
所以，在他们的性与爱中间，更多地是带着彼此互虐的成分存在。而在床上的鲁建，似乎真的成了施害者；俞智丽，再次成为了一个受害者，且带着一种享受。这种有着变异情绪的情节，使得整个故事十分疼痛和灰暗。
不可否认，故事中的鲁建和俞智丽都是可怜的人，一个为肉体之痛寻找替代，一个为精神之痛寻找麻药。两个不幸的人在一起，必然会有更多的不幸存在。鲁建所为不简单是为复仇，他是在为八年的忍受寻找发泄的出口，
很不幸，从一开始他就认定了俞智丽是那个出口。但在故事中，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所需，替代品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抛弃了自己的责任而孑然于世是不可能的，现实依然在逼迫这两个人。尤其是鲁建，介于黑白两道之间，最后又被黑白两道所遗弃。
他们在一起，只有欲望，没有其他。
所以最后，鲁建为自己肉体之痛找到了出口，他杀了将自己送进监狱的警察姚力，这是一个代表国家机器的人，处处蛮横，处处为自己计算，过着腐化的生活。他安于“权力”的操控，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他得到这样的结局似乎理所当然。
但当俞智丽一直的爱慕者陈康将刀捅进鲁建的身体后，她选择了自首，这样的结局似乎并不应该。于是，故事还是让我们回到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俞智丽选择的是与对自己施虐的鲁建殊途同归。
故事到此为止，似乎死亡真的是鲁建摆脱自己内心痛苦、怨气的方式，而像鲁建一样进入监狱似乎也是俞智丽摆脱自己内心愧疚与折磨的方式。但这样，就能将一切因果变成一朵云一瓣花吗？未必如此。
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暴露在真实的生活之中，注定了每个人都有着圣洁和罪恶的一面，化解仇恨的方式，就是忘记仇恨。如果你是鲁建，或者俞智丽，你会选择别的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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