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韦应物《滁州西涧》是一首在唐代就入选了多种诗集、当今又被选入中小学教科书的经典诗作。但在10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异文、异解或讹误，而现行的版本及解释可能不是最佳的。通过全面检索而获得的大量文献显示，流行的“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当为“独怜幽草涧边行，尚有黄鹂绕树鸣。”而“西涧”的俗名“上马河”肯定为“乌土河”之讹。
关键词：大数据 韦应物 滁州西涧 异文 考据
独怜幽草涧边行，尚有黄鹂绕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是唐代诗人韦应物（733—约793）的《滁州西涧》。在流传到今天的十种唐人选编的唐诗选集中，《御览诗》《又玄集》《才调集》均选有此诗。像这样同时入选3种以上“唐人选唐诗”的作品并不多。除个人诗选《韦苏州集》外，宋代的《千家诗》、元代的《唐音》、明代的《唐诗品汇》、清代的《全唐诗》《唐诗三百首》等影响较大的唐诗选集中都有这首诗。尤其是现行各个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也大都选有《滁州西涧》，更使此诗广为流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该诗存在很多异文，而现在流行的版本未必是最佳的。
为了弄清《滁州西涧》的源流，笔者大范围检索各种汉语古籍数据库，共查到了55种文献的58个版本，发现的异文及异议远远超出了此前的想象。“独”又作“为”、“幽”又作“芳”、“行”又作“生”、“尚”又作“上”、“绕”又作“深”、“树”又作“处”、“带”又作“滞”、“野”又作“夜”，其中有些异文在唐代的文献中就已存在，而宋代的文献中就已有争论。另外，如何理解此诗的意境及旨归，也一直存在不同的诠释。
虽然本次考证检索到的文献多达55种，但有些文献的版本非常混乱。比如同为《才调集》，明内府藏本、四部丛刊明刊本、清文渊阁四库写本（下文简称“四库本”）、中华书局本都不完全一样；一部《韦苏州集》，宋刻本、须溪先生校本、明铜活字本、四库本也存在细节上的差异。这让笔者很难从版本学的角度进行判断。为了便于查阅和对比，笔者把这58版本中的异文列于一表，文献信息也缀于表后，表上没有的引用文献另外注明。
一、“行”和“生”、“尚”和“上”
这两处异文比较重要，因为直接影响前两句的诗意。关于这两个字的争议既早又多，而且通常合在一起讨论。
57个版本中，“生”有47处，“行”为11处；“上”有47处，“尚”也为8处，另有1处词句不同。
“独怜幽草涧边生”的意思是唯独怜爱涧边生长的那些幽草。“独怜幽草涧边行”的意思是因为怜爱幽草而行至涧边，王尧衢（生卒年不详，清康雍年间人）《古唐诗合解》在首句下注云“言西涧之幽，芳草可爱，我独怜之，而散步至此。”“上有黄鹂”的意思是“上边有黄鹂”，谓鸟在人和草的上方飞翔。“尚有黄鹂”的意思是虽然天色已晚，但“还有黄鹂”在树上鸣叫。王尧衢在二句后小注“春虽暮矣，尚有黄莺深树里啼转，物情尽堪留念。”那么，哪一种比较好呢？
《删订唐诗解》（左）《古唐诗合解》（右）中为“行”和“尚”
杨慎（1488—1559）在《升庵集》中说：“韦苏州诗‘独怜幽草涧边生’，古本‘生’作‘行’，‘行’字胜‘生’字十倍。”[1]吴乔（1611—1695）在《围炉诗话》中也说：“杨升庵谓韦苏州《西涧》诗是‘独怜幽草涧边行’，‘行’与‘怜’相应，似胜。”[2]“独怜幽草涧边生”只是表达了对涧边幽草的怜爱，而“独怜幽草涧边行”则不仅怜爱而且有了行动。因此，“行”比“生”的意蕴更丰富，人（作者）与自然的关系也更紧密。关于“尚”和“上”，杨慎和吴乔都没有提及，愚以为也是“尚”优。从语法上说，“上”是无效之字，因为黄鹂当然是在人和草的上方，而“尚”蕴含着诗人的惊喜之意，而且与下文的“晚”字相呼应。
诗意的分析及对比见仁见智，而版本上的证据更有说服力。
何良俊（1506—1573）《四友斋丛说》：“韦苏州《滁州西涧》诗，有手书刻在太清楼帖中。本作‘独怜幽草涧边行，尚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盖怜幽草而行于涧边，当春深之时黄鹂尚鸣，始于情性有关。今集本与选诗中，‘行’作‘生’，‘尚’作‘上’，则于我了无与矣，其为传刻之讹无疑。”这则笔记用“当春深之时黄鹂尚鸣”来诠释“尚”字，笔者对此不完全认同：一来，诗中虽有“春潮”之说，但并未交代当时是早春、仲春或暮春，“春深”之说无据；二来，即便“春深”，黄鹂鸣叫也很正常，无须大惊小怪。不过，何良俊说“有手书刻在太清楼帖中”，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据。玩其文意，似为亲见。果真如此，无可辩驳。
李日华（1565—1635）也提到了手迹。他在《六研斋二笔》中说正版肯定是“独怜幽草涧边行，尚有黄鹂深树鸣。”并称“有甲秀堂刻牧之行草真迹可据”。李说《滁州西涧》的作者为杜牧之，显然讹误。王士禛（1634—1711）在《居易录》中说，“李君实日华鉴别法书名画最精，然引古人诗文往往纰缪。”[3]但李对“每一真迹必备录其题咏跋语，年月姓名，尤足以资考证。”可见他鉴定的“真迹”还是可信的。不管李日华所说“甲秀堂刻”与何良俊所说“太清楼帖”出于同碑还是两处碑刻，都有印证或加强之效。
吴景旭（清人，生卒年不详）编撰《历代诗话》选择的也是“独怜幽草涧边行，尚有黄鹂深树鸣。”该本在诗后注释：“此太清楼帖所刻手书也，系蔡元长校鉴，自属真本。何元朗言怜草而行于涧边，当春深之时，而黄鹂尚鸣，始于性情有关。今本‘行’作‘生’，‘尚’作‘上’，则于我了无干涉矣。杨升庵亦云，‘生’本作‘行’，‘上’作‘尚’，见古法帖。”蔡元长即蔡京（1047—1126），宋代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所谓“宋四家”即“苏黄米蔡”中的“蔡”原本就是他，后人因恶其奸，遂将蔡京换成蔡襄。如果他校鉴过“太清楼帖所刻手书”，那就更加可信了。
但还是有人不以为然。杨守敬（1839—1915）在《日本访书志》中说：“昔人云‘独怜幽草涧边生’，宋板作‘涧边行’，以‘生’为误。此诗在第八卷，‘幽’下注云：一作‘芳’；‘生’下注云：一作‘行’。则知作‘生’、作‘行’皆宋板所有矣。今世行者，康熙中项絪以北宋本翻雕，称即王钦臣本。又毛晋所刻王、孟、韦、柳四家本，行箧中无此二书，未知何如。然须溪据六本以校定此本，则所得多矣。”[4]《韦苏州集》有多个版本传世，除明活字本无小注外（应该是技术原因），宋刻本、须溪校本、四库本、万库本都有小注即“幽，一作芳”，“生，一作行。”这说明，早在宋代就已有了这些异文，而且以“生”为正。不过，杨慎、吴乔等人提出异议，尤其是何良俊和李日华所说的碑刻法帖，都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宋代的编书和刻书者可能并不知道或未见过。如果知道或见过这些文献资料，他们很可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
邵裴子（1884—1968）从《唐诗别裁》中知道碑帖之后，就采信了“行”和“尚”。他在《唐绝句选》中注曰：“此诗通行本‘行’作‘生’，‘尚’作‘上’。赵寒夫本作‘行’。何良俊云太清楼帖韦墨迹作‘行’作‘尚’，见沈归愚别裁集此诗注，今据校定。”[5]
二、“绕树”与“深树”
55种古籍文献，仅《才调集》《渔隐丛话》《笔记》《网师园唐诗笺》为“绕树”。在笔者检索到的4种版本《才调集》中，明内府藏本、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本均为“绕树”，只有四库本为“深树”，应该是有意的窜改。不过，《渔隐丛话》的明抄本和四库本均为“绕树”。
“深树”是什么意思？古籍版本都没有解释这两个字，现代的版本有两种解读。一种是“树木深处”。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6]、刘首顺《唐诗三百首全译》[7]等就是这样解释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语文的解释为“树阴深处”，与“树木深处”相近。这种解释比较直接，可算是本义。另一种是“枝叶繁茂的树”。中华书局《唐诗一百首》[8]、邱燮友《新译唐诗三百首》、陶今雁《唐诗三百首详注》等持这种解释。枝叶繁茂了，树也就深了，这种解释可算是引申。而“绕树”的意思非常明显，不用解释，也不会有歧义。
《才调集》内府藏本（左）和四部丛刊本（右）中为“绕”
明内府藏本《才调集》中的《滁州西涧》，在“绕树鸣”下面有小注：“默云‘绕’字上下映发，若作‘深’，则幽草深树嫌犯□□。”因漫漶剥蚀，最后二字无法辨认，但不影响大意。该书在凡例中说，“集中旧有原注悉依宋本”。如果这个小注确为宋人所注，说明此处异文在宋代就已引起争论。清人殷元勋（生卒年不详）《才调集补注》也转引了这则小注。所谓“嫌犯”，大抵是说“幽草”和“深树”这两个词近似，有“犯叠”之嫌。格律诗中，这是忌讳。“一从归白社，不复到青门。”王维《辋川闲居》第一句中的“白”和第二句中的“青”就被认为犯了此忌，王世懋（1536—1588）在《艺圃撷余》中称：“此皆是失点检处，必不可借以自文也。”[9]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除了“嫌犯”，愚以为“绕”比“深”更生动。鸟在树之深处，不在视野之内，感觉离作者比较远。而黄鹂绕树而鸣，应为作者所见，说明离得很近。鸟不避人，感觉更幽。
在明抄本《渔隐丛话》中，“绕”字旁边注有一个“满”字，似乎认为此字应该为“满”。
与“绕”和“深”高度相关，“树”有作“处”的。宋刻本《锦绣万花谷》续集载韦诗第二句是“上有黄鹂深处鸣”。王象之（1163—1230）《舆地纪胜》所载韦诗的第二句则为“山上黄鹂深处鸣”。《全唐诗》《诗法易简录》中也注有“树，一作处。”。此句中的“山上”，也是仅见的异文。“深处”与“山上”比较匹配，但与“尚有”和“上有”的契合度不高，因为如果前面没有“山”字，“深处”的指向就不明了。有“涧”就有“山”，呼应很自然。就文本而言，“山上黄鹂深处鸣”并不弱于“上有黄鹂深树鸣”，但不知王象之所据何本。
三、“独”和“为”等异文
“独”和“为”。本次检索到的58个版本，只有2个版本为“为”，即胡仔（1110—1170）《渔隐丛话》和陈继儒（1558—1639）《笔记》，这两部文献都是转载《冷斋夜话》中的一则笔记，但《冷斋诗话》的元刊本、明活字本、四库本均为“独”。“独”者，情有独钟之意也，“独怜”应优于“为怜”。
“幽”和“芳”。本次检索到的58个版本，正选全部是“幽”，只有《韦苏州集》和《全唐诗》注有“幽，一作芳。”《滁州西涧》描写的是春天的景色，春草自然是芳草，不言而喻；而“幽”是西涧的灵魂，也是作者着力营造的意境，所以“幽”字具有点睛的作用。“鸟鸣山更幽”，下句的黄鹂之“鸣”也与“幽”字呼应。另外，比之“幽草”，“芳草”较俗。所以，“幽”应该是正选。
“带”和“滞”。“春潮滞雨晚来急”仅出现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千家诗》中（未列入附表）。同为民国时期上海简青斋书局刊行的《绘图千家诗》则为“春潮带雨晚来急”。现代出版的《千家诗》注本，比如张哲永《千家诗评注》、赵兴勤《千家诗新注》，也都是“春潮带雨”。方回（1227—1305）《题吴山长文英野舟五首（其一）》诗曰：“春潮滞雨横舟晚，成就苏州一段奇。向使有人争此渡，韦郎眼底定无诗。”这首诗显然是把韦诗作为吟咏对象。滁州曾隶属于苏州府，所以方回说韦郎“成就苏州一段奇”。这说明，方回读到的《滁州西涧》是“春潮滞雨”。“春潮带雨”的意思是春潮裹挟着雨水，“春潮滞雨”的意思是春潮就像是雨水被滞住了一样。春潮来自春雨，水太多而涧小，雨水积而成潮，就像是水被滞留。愚以为，“滞”比“带”好。
“野”和“夜”。“夜渡无人舟自横”仅见于宋代文献《锦绣万花谷续集》的四库本，该文献的明弘治五年（1492）铜活字本、明嘉靖十五年（1536）锡山秦汴绣石书堂刻本，以及其他文献的各个版本均为“野渡无人舟自横”（未列入附表）。刚说过“晚来急”，却又说“夜渡”，前言不搭后语。“晚”不等于“夜”，晚间独行于山涧尚可，夜里未免有些瘆人。再者，没有“野”字，也少了野趣。“野”之于“夜”，应为音近之讹。
另有一处大异。曹学佺（1574—1646）编撰《大明一统名胜志·滁州府志胜》中本诗第三句为“孤村风雨晚来急”，此中的“孤村风雨”亦为仅见，不知源于何本。同为曹学佺编选的《石仓历代诗选》则是“春潮带雨”。“孤村风雨”也别有韵致，但似乎没有“春潮带雨”那么激动人心。
顺便指出：《滁州西涧》是首拗绝，有违格律。第二句的第二四六字为仄平仄，第三句的第二四六字却是平仄平，失粘。仇兆鳌（1638—1717）在《杜诗详注》的注释中称《滁州西涧》“平仄不谐而近于七古。”
四、诗题及景点之异
诗题不一，并不鲜见。但与其他诗篇不同，本诗诗题之异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争议，比如这首诗到底写的是什么地方？写的是实景还是想象？
58个版本中，《滁州西涧》为35个，这个题目占绝对多数，现在通行的也是这个诗题。《西涧》为10个，数量虽然不多，但早期的文献多为此题。值得注意的是，《舆地纪胜》《方舆胜览》《锦绣万花谷续编》等3种文献的诗题均与“过永定寺”有关。《舆地纪胜》卷38在“永定寺”条下载有韦诗，称为《过六合永定寺》；卷42在介绍滁州的西涧时又说“西涧，韦应物有诗”，但没有录诗。祝穆(?—1255)《方舆胜览》卷45在“永定寺”条下载有韦诗，称为《过永定寺》；卷47在“西涧”条下再录韦诗，无题。“芳草涧，在六合县永定寺之北。”虽然六合县曾隶属滁州，但离滁州城很远，而“西涧”是在滁州城西。也就是说，《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均一诗两属。
《大明一统名胜志》也是“一女两嫁”。其中《滁州府志胜》的“西涧”以《滁州西涧》为题引用了全诗，《应天府志胜》中“芳草涧”也引用了韦诗的第一句，并注明“涧以此名，在永定寺北。”[10]只是没有提到诗题。明代，六合县隶属于应天府，而非滁州府。
《方舆胜览》卷45（左）中的“永定寺”和卷47（右）中的“西涧”
而在王象之和祝穆之前，欧阳修（1007－1072）就曾对“西涧”提出过质疑，他说：“州城之西，乃是丰山，无所谓西涧者。独城之北有一涧，水极浅，遇夏潦涨溢，但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胜舟，又江潮不至此。岂诗家务作佳句，而实无此耶？”[11]永叔此论，客观上为韦诗写于六合县永定寺的芳草涧之说作了铺垫。王象之和祝穆为“芳草涧”接力加码，加之“幽草”又作“芳草”，韦诗写于永定寺之芳草涧也是有理有据。
但后世诗论家多对永叔“西涧非实景”之说不以为然。胡应麟（1551—1602）在《诗薮》中说：“宋人谓滁州西涧，春潮绝不能至，不知诗人遇兴遣词，大则须弥，小则芥子，宁此拘拘？痴人前政自难说梦也。”[12]王士禛也在《带经堂诗话》中称：“昔人或谓西涧潮所不至，指为今六合县之芳草涧，谓此涧亦以韦公诗而名，滁人争之。余谓诗人但论兴象，岂必以潮之至与不至为据？真痴人前不得说梦耳。”[13]二人的意思是，诗人遇兴遣词，并非一定写实，想象虚构也是可以的。此说固然在理，但这样的道理，文豪欧阳修能“不知”吗？诗词文学，状物写景，既可写实，亦可兴象，并不意味着后人不能究其虚实。须知：探明诗人描写是实写还是虚象，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理解诗意。
那么，滁州城西到底有没有“西涧”以及能否“胜舟”呢？现存最早的滁州地方志《滁阳志》载：“欧阳公诵此诗，谓非滁州作，滁州西涧春潮不到，特六合芳草涧耳，不知芳草涧不名西涧。今滁州西涧，每春雨连作，则溪流暴涨，何谓春潮不到乎？二说非是。又应物有《西涧即事示卢陟》诗，见艺文王明清《挥尘录》记宋太祖入滁事，云以兵浮西涧入自北门，则知西涧旧亦潴水以为备御云，水即沙河之上流。”
“芳草涧不名西涧”之说，在逻辑上有“循环论证”之病。因为韦诗正文中并未说是“西涧”，而诗题则有多说。如果题为《过永定寺》，该诗就与西涧无关了。不过，“每春雨连作，则溪流暴涨”可解“不胜舟”之惑。《西涧即事示卢陟》曰：“寝扉临碧涧，晨起澹忘情。空林细雨至，圆文遍水生。永日无余事，山中伐木声。知子尘喧久，暂可散烦缨。”韦应物此诗也是题中有“西涧”，而诗之正文称“碧涧”。另外，诗中之“寝”是自家之卧室，还是旅居之客房，亦可存疑。作为滁州刺史，韦宅不应在州城五里之外的山涧旁边；如果是旅舍，所谓“碧涧”倒像是永定寺侧的芳草涧了。
王明清（约1127—约1202）《挥尘录》确实有宋太祖“兵浮西涧”的记载。其文曰：“滁州清流关，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败江南李氏十五万众……提孤军，乘月夜，指纵衔枚，取道于清流关侧芦子孔，浮西涧，入自北门，直捣郡治。”[14]王明清自称“亲尝至其地，恭睹太祖入滁之伟绩。”绘声绘色，言之凿凿，细节或有夸张，但至少西涧是可以“浮”的。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载：“西涧在滁州城西，宋艺祖自清流关浮西涧以取滁州，亦非细流。”《大明一统名胜志·应天府志胜》之“六合县”载：“杂志云回军渡宋艺祖以周师战李璟凯旋于此。芳草涧……”这两处记载说的都是“宋艺祖”，不知是否同为“宋太祖”之讹。
《滁阳志》还载有朱云（明人，生卒年不详）诗《西涧观潮》：“南谯称望郡，西涧号名津。水去遥通海，潮生每及辰。来时沙碛满，落处石痕新。古渡今非昔，应无揭厉人。”说明西涧的春潮曾经很壮观，只是“古渡今非昔”而已。《滁阳志》还把“西涧春潮”列为“滁州十景”之一，且有绘图。综合各种信息，西涧应能“胜舟”，但“春潮”是季节性的，也未必整个春季一直如此。欧阳永叔没有看到，可能去的不是时候。
《滁阳志》中的“西涧春潮”图
不过，西涧可以“胜舟”，并不能证明韦诗写的不是芳草涧。《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均以《过永定寺》为题，而且记述比较具体，明显倾向于芳草涧。《大明一统名胜志·应天府志胜》也有韦诗写于永定寺北芳草涧的记载，而且那里也发生过军兵“浮涧”之事。另外，韦应物还曾寓居于永定寺。所以，原本写的是芳草涧，后被附会于西涧，也不是没有可能。
《锦绣万花谷续集》在韦诗后注曰：“六合县北有茅草涧。” 该文献的明弘治五年（1492）铜活字本、明嘉靖十五年（1536）锡山秦汴绣石书堂刻本、四库本，均是如此。一见“茅草”，芬芳全消。 “茅”与“芳”，太相像，一不留神，就会写错。这样的形近之讹，古籍里俯拾即是，本诗中就有数处。除了“茅”与“芳”、“绕（遶）”与“远（遠）”、“带”与“滞”，关于西涧的俗名，更似“乱花渐欲迷人眼”。
五、西涧的俗名肯定讹误
人有“大名”和“小名”，山川树木往往也有“雅号”和“俗名”。“西涧”就是正式的名称，它在当地也是有俗名的。很多选有《滁州西涧》的诗集在注释中说西涧“俗名上马河”，比如陶今雁《唐诗三百首详注》[15]、邱燮友《新译唐诗三百首》[16]、李华《新选千家诗》[17]等。笔者检索到的十余种现代出版的唐诗选集，但凡提及俗名的，都说是“上马河”，唯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引《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和《光绪滁州志》称西涧俗称“乌土河”或“乌兔河”[18]。
提及西涧俗名的古籍不多，正式的诗选大都没有注释。由近及远追溯，大致为：子墨客卿（清末人，生卒年不详）《唐诗三百首注释》中为“上马河”；康熙（1654—1722）《御选唐诗》和宋宗元（1738年中举，生卒年不详）《网师园唐诗笺》中为“乌上河”；唐汝询（1624年前后在世，生卒年不详）《删订唐诗解》刻本的字迹斑驳，既像“马上河”，又似“马土河”；和珅（1750—1799）《大清一统志》[19]、赵宏恩（？—1758）《江南通志》[20]和李贤（1408—1466）《明一统志》中为“乌土河”。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光绪刻本中为“乌土河”，民国万有文库本为“乌上河”，显然是因为形近讹“土”为“上”。
那么，地方志是怎么记载的呢？
明万历刻本《滁阳志》：“西涧，俗号乌土河，在州西北五里。唐韦应物所咏即此地也。”“沙河，在州西一里，源出侧菱山，北过福山至赤湖，东注于石濑，又东注于西涧，俗又称乌土河。”书中还有关于“乌土桥”的记载。这些记载与《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一致。
《明一统志》和《滁阳志》中均为“乌土河”
《光绪滁州志》：“小沙河源出一都二保，分水岭与全椒县交界……又东合金家桥下，之水为乌兔河，有桥曰兔乌桥，又东入上水关，又在州之西，又名西涧。唐韦应物《滁州西涧》诗即指此。”《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在引用这段话时把“兔乌桥”改成了“乌兔桥”，不知是无心之讹还是有意校改——若是后者，也应注明。“兔”“土”音近，应为讹变。
不难看出，西涧的俗名应为“乌土河”。因为“乌（烏）”与“马（馬）”形近，“土”与“上”形近，“乌土河”先讹为“马土河”，再讹为“马上河”，又讹为“上马河”。一讹再讹，谬之远矣。
欧阳永叔曾实地寻胜，却说滁州城西“无所谓西涧者”，何故？或许就是因为当地人都称之为“乌土河”。若问“西涧”在哪里，村人反而不知道。
六、另类解读及传说
一般认为，《滁州西涧》就是一首写景的诗。草长莺飞、鸟鸣山幽、春潮涌动、孤舟横水，美景触动诗兴，妙手偶得此诗。诗中有画，亦诗亦画，清丽之笔，足以动人，不必浮想联翩，无须再作他解。韦应物是唐代山水田园派诗人的体表人物之一，咏景状物、寄情山水也符合其一贯的风格。
但还是有人挖掘诗中的“深意”。谢叠山（1226—1289）在《唐诗绝句》的注释中说：“幽草而生于涧边，君子在野，考槃之在涧也；黄鹂而鸣于深树，小人在位，巧言之如流也。潮水本急，春潮带雨，其急可知。国家患难多也；晚来急，危国乱朝，季世末俗，如日色已晚，不复光明也。野渡无人舟自横，宽闲之野，寂寞之滨，必有济世之才，如孤舟之横野渡者，特君相之不能用耳。”谢的意思大抵是：《滁州西涧》貌似写景，实为讽喻，借景表达怀才不遇之忿。这一解释引来了很多质疑。
高棅（1350—1423）在《唐诗品汇》中说：“谢叠山云，幽草，黄鹂，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此诗人感时多故而作，又何必之果如是也。”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云：“元赵章泉、涧泉选《唐诗绝句》，其评注多迂腐穿凿，如韦苏州《滁州西涧》一首：‘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以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以此论诗，岂复有风雅耶？”王尧衢《古唐诗合解》曰：“此偶赋西涧之景，不必有所在意耳。”沈德潜（1673—1769）在《唐诗别裁》中说：“下半即景好句，元人谓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此辈难与言诗。”需要说明的是，赵章泉（1143—1229）和韩涧泉（1159—1224）均为南宋中期人，不是元人。《唐诗绝句》的注释者谢叠山殉宋于元朝初年，也不应算是元人。王士禛和沈德潜之谓有误，此为枝节。上述四位诗论家的意思是，谢叠山想得太多了。
李日华更是把谢叠山的讽喻之说与前两句的异文联系了起来。他在《六研斋二笔》中说：“刻集者讹‘行’作‘生’、讹‘尚’作‘上’，宋人遂附会其说，谓牧之有意托兴，以幽草比君子而沦落幽隐，以黄鹂比小人而得意高显，致唐祚垂末而无干济之才，不知‘行’与‘尚’本是随时直赋所见，无关比兴者。”李日华的意思是，宋人附会源于“生”和“上”，“行”和“尚”则不会产生歧义。“行”在涧边，身临其境，现场感更强；“尚”之所见，暗含惊喜，怎会有幽怨？回到头来，再看谢叠山之说确实是基于“生”和“上”的——若为“行”和“尚”，就说不通了。
韦应物身出名门，年少得意，“安史之乱”之后，流落地方为官，先后担任滁州刺史、江州刺史、苏州刺史。变故转折之后，韦对经世治国逐渐淡漠，转而追求以仕为隐的生活。少食寡欲、立志读书、寄情山水、醉心诗赋，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韦应物《寄李儋元锡》句），知滁州的3年是韦应物写诗最多的时期，此后知江州和苏州也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虽然转型过程中难免有些矛盾和纠结，但也不会有强烈的怀才不遇及愤世嫉俗之感。所以，《滁州西涧》应该与其众多的山水田园诗一样超然于世外。不过，语简意丰乃诗之特性，也是诗之魅力所在。人之际遇及视角不同，对某首诗的理解不一样，也是正常的。不必偏执于一解，也没有“标准答案”。
释惠洪（1071—1128）《冷斋夜话》开篇就是一则关于诗书与鬼神的故事。这条题为《江神嗜黄鲁直书韦诗》的笔记说：“王荣老尝官于观州，欲渡观江，七日风作不得济。父老曰：‘公箧中必蓄宝物。此江神极灵，当献之得济。’荣老顾无所有，惟玉尘尾，即以献之，风如故。又以端砚献之，风愈作。又以宣包虎帐献之，皆不验。夜卧念曰，有黄鲁直草书扇，头题韦应物诗曰：‘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即取视之，惝恍之际曰：‘我犹不识，鬼宁识之乎？’持以献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两镜展对，南风徐来，张帆一饷而济。子观江神必元祐迁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耶？”《诗话总龟》《渔隐丛话》《古今说海》《说郛》《笔记》等诗话笔记转载了这个故事，但关于《滁州西涧》的文献中却罕见转引。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惠洪最后把江神之嗜归于鲁直书法，因为黄庭坚曾在“元祐党争”中沦为“迁客”。《尧山堂外纪》在韦诗后摘引此记删去了最后一句，显然就是因为此句只关乎鲁直、无关于应物。黄书可以“惊天地”，韦诗也能“泣鬼神”。折扇上既有黄书也有韦诗，安知江神嗜的是书而非诗？应该是由于关系的亲疏——惠洪之于鲁直亦师亦友，惠洪心心念念都是鲁直。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惠洪心系鲁直，为何要把韦诗编排进去呢？若鲁直书自作诗，就不会产生异解 。难道真有江神、果有其事吗？《古今说海》和《说郛》转录这个故事，都在最后加了一句——“书此，可发一笑。”
七、结语
《滁州西涧》，字句纷乱。异文异议中的多数无关紧要，可以忽略，但有几处，却很重要。比如“行”和“生”、“尚”和“上”、“绕”和“深”。“乌土河”和“上马河”虽然只出现在注释中，但讹误确凿，也应该改正。要知道：这是一首流传了1300多年的经典诗歌，很多古籍尚存，白纸黑字，班班可考。更要知道：这也是一首选入了教科书的诗作，学童视字字为珠玑，唯恐背错一个字，乃至终身不敢忘。因此，呈现在孩子及世人面前的应该是最正亦最佳的版本。
[1] （明）杨慎撰：《升庵集》[O]，四库本，卷57第26页。
[2] （清）吴乔撰：《围炉诗话》[O]，清嘉庆戊辰年(1808)刻本，卷3第7页。
[3] （清）王士禛撰：《居易录》[O]，四库本，卷2第19页。
[4] （清）杨守敬辑：《日本访书志》[O]，清光绪辛巳年(1881)刻本，卷14第5页。
[5] 邵裴子辑：《唐绝句选》，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版，卷2第11页。
[6] 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新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4页。
[7] 刘首顺译：《唐诗三百首全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8] 编辑所：《唐诗一百首》[M]，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3页。
[9] （明）王世懋撰：《艺圃撷余》[O]，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版，第2页。
[10] （明）曹学佺撰：《大明一统名胜志·应天府志胜》[O]，明崇祯三年(1630)刻本，卷2第17页。
[11] （宋）欧阳修撰：《欧阳文忠公文集》[O]，四部丛刊明刻本，卷73第4页。
[12] （明）胡应麟撰：《诗薮》[O]，明刻本，外编卷4第13页。
[13] （清）王士禛撰：《带经堂诗话》[O]，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卷13第15页。
[14] （宋）王明清撰：《挥尘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1页。
[15] 陶今雁注：《唐诗三百首详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1页。
[16] 邱燮友注释：《新译唐诗三百首》[M]，台北：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362页。
[17] 李华等选注：《新选千家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
[18] 孙望校笺：《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4页。
[19]（清）和珅等纂：《大清一统志》[O]，四库本，卷90第7页
[20]（清）赵宏恩等纂：《江南通志》[O]，四库本，卷18第18页。
（本文发表于《滁州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引用或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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