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9 14:51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吴帆 通讯员 丁宇君 整理 编辑 赵仙芳
汪寿华（1901—1927）
男，本姓何，谱名纪元、字介尘，“五四”运动后改名今亮，化名松林、松龄、宋林、汪寿华等。檀溪乡泉畈村人（现诸暨赵家镇泉畈村）。
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人；中共江浙区委（上海区委）委员、常委；区委农工部主任委员；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主任；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革命烈士
学习报国
汪寿华童年就读于本村阳和小学，1913年考入枫桥大东高小，1916年夏毕业，在校期间，他爱好书画和体育。
1917年秋，汪寿华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学校进步氛围的感染下，他的思想随即发生变化。在校期间，汪寿华阅读了大量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还联合同学，组织了学生“书报贩卖团”，以“锻炼心身，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推销全国进步书刊。
“五四”运动爆发后，汪寿华积极参加学校学生自治会工作，对旧世界进行鞭挞，揭露社会上各种不良现象，关心国家的命运。为了改造“我国的真正弱点”，“努力，努力，无时无息，制造文明的武器，来做国家的根基”。
1920年9月，经沈玄庐等人介绍，思想激进的汪寿华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起，汪寿华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海参崴工作了五年，其间创立了海参崴工人俱乐部，潜心学习俄语并阅读革命方面的书籍。
1923年，汪寿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作为远东职工代表，赴莫斯科出席了国际反帝同盟会议。
1925年初，汪寿华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后回到海参崴。
五卅惨案爆发后，因为汪寿华富有工人运动的组织经验而被召回国内开展工作。
《汪寿华传》
领导起义
从1926年5月开始，作为上海区委军事特别委员会成员的汪寿华，多次发动上海各行业工人进行大规模罢工斗争，并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的第一、二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作为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准备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以中共中央陈独秀为首，主要成员有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等。汪寿华负责联络上海国民党及各方人士共同反对北洋军阀。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起义开始时，汪寿华曾派人到龙华请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派部队配合工人起义，希望能内外夹攻，消灭军阀。但白崇禧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妄图借军阀之手消灭工人武装。汪寿华知道后十分气愤地说：他们不来，我们自己干！经过28小时的血战，起义军最终消灭了敌人，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了胜利。
起义胜利的当天，在上海南市召开了有4000多人参加的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汪寿华当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稍后，党内亦决定罗亦农和汪寿华等为市政府党团干事会成员。1927年3月28日，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又内定汪寿华兼任市政府劳动局局长。
中共诸暨市委党史办所编《汪寿华》
发展工会
在起义胜利后的日子里，整个上海到处都是庆祝的人群，群众的革命热情达到顶点。汪寿华的工作也更加紧张、繁忙。3月 23日，他下令工人纠察队协助北伐军维持地方治安，同时通知，除武装纠察队外的全体工人于24日一律复工。24日，上海总工会迁至湖州会馆办公，各工会及学生代表纷纷前来祝贺、慰问，汪寿华又为接待事宜忙得不亦乐乎。27日，在汪寿华的主持下，上海总工会召开了全市工人代表大会，有1000多名工人代表参加。会上，汪寿华报告了起义的经过，并提出收回租界、肃清一切反动派、工人武装自卫、改善工人生活、发展和整顿工会组织等17项任务。会议还选出了汪寿华等40人为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次日，执行委员会推选汪寿华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此后，在汪寿华的领导下，上海工人运动发展迅速，至3月底，加入总工会的工会即达到502个，会员82万人；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14个大队共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余支。
上海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形势和工会力量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无视总工会的命令，阻挠工人复工，并非法逮捕工人。汪寿华得知后，立即向英租界工部局总办爱德华、法捕房总巡费沃礼提出强烈抗议，并限时答复，否则将取消复工命令，重行总同盟罢工。由于汪寿华领导工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帝国主义被迫答应工人复工，并同意改善工人待遇。汪寿华在工人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
汪寿华所编报刊《觉悟》
单刀赴宴
此时，蒋介石已暗中与青帮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互相勾结，利用流氓冒充工人纠察队招摇撞骗，敲诈勒索，诿罪于工人纠察队，并在社会上散布工人纠察队要冲击租界等种种谣言。面对种种诬蔑和挑衅，汪寿华领导上海总工会接连采取了一系列反击措施，戳穿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和借口，表示了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27日，汪寿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面见蒋介石。在第二天的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汪寿华汇报了会见蒋介石的情况：昨见老蒋，先加慰劳，他并无赞扬上海工人。我报告一点上海工人暴动的经过，他不大注意。蒋介石提出外交方面要工会方面听军事当局指挥，我没有答复。
1927年4月11日，杜月笙邀汪寿华晚上去其府上赴宴，汪寿华即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等人劝汪寿华不要去，时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的顾顺章提议即使去也至少要带一个排的人。为了摸清敌人的底细，揭露敌人的阴谋，更好地团结工友们与敌人进行斗争，汪寿华泰然表示：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我宁愿牺牲一切。当晚，汪寿华应约前去，至深夜未归，据《杜月笙传》记载，汪寿华进入杜宅后，即被杜月笙指使手下打手芮庆荣、高鑫宝、马祥生和叶焯山等人打昏后装入麻袋，残忍活埋于沪西枫林桥，牺牲时年仅26岁。而1996年第2期的《上海党史研究》则根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保存的“审讯”汪寿华的“口供笔录”提出，汪寿华应是在4月11日赴杜宅被捕后，由杜月笙派人押到枫林特务处杨虎处，12日，被枪决杀害。
汪寿华革命烈士证明书
■记者手记
“晚上没有月亮，天色正黑暗呵！几点细星，那里能够使得地面上明亮呢！”这是出自《汪寿华日记》里的一段话，寥寥几句便描绘出还是学生时的他面对当时社会黑暗的深沉绝望与无力。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凌云壮志投身于革命之中。
从1926起，上海开展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他都有参与领导，并因此成为了反动派的眼中钉，成为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革命烈士。汪寿华牺牲的时候很年轻，26岁，正是大好年华。生前他曾对周围的同志说“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我宁愿牺牲一切。”汪寿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印证了自己的话，用自己的牺牲诠释了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如今距离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过了90多年了。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多少如汪寿华这般的热血青年，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坚守自己理想，经历坎坷与斗争，不惧危险，用青春和鲜血换来了民族、正义、和平。如今，新一代青年也要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花火
《汪寿华日记》：
“今日知己过，悔改望明朝；朝朝复自去，何日得改了。”
“日训：恒、恒、恒。”
“愿誓今日起，毋使后悔生。”
“青年真当努力，日月奚可差过。”
《慰我们亲友的一封信》：
“我们知道受军阀和帝国主义走狗的摧残，是意料中的，并且是必然的，不过想不到这种辣手段，竟出诸反革命的叛党党员？现在国民党的上海执行部已执行党的纪律将他们开除，我们从此更要努力于党的宣传，极力拥护我们党的主义呵！”
汪寿华生前对周围同志所说的话：
“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地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来继续走下去的。”
汪寿华给《曙光》杂志社的信：
“你们办曙光的目的原为传布新思想，起见为什么一卷一号卖完之后，不即听他人所求，从早再版，呌（叫）人要彻头彻尾的晓得你们的新思想，苦无着眼，这岂不是你们违背了自己的目的吗？”
寻迹
上海汪寿华旧居
汪寿华旧居在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906弄94号，该址为一幢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二层楼单开间石库门房屋，木窗木门，红瓦、灰色清水砖墙。建筑面积96平方米。1925至1927年汪寿华居住在此，上海总工会也在此办公，现为民居，不对外开放。
诸暨汪寿华故居
走进浙江诸暨市赵家镇泉畈村，映入眼帘的是具有江南水乡风格的古老民居群，汪寿华故居静静地伫立在一排老房子中。故居建于清朝末年，坐北朝南，前有左、右侧屋两间，故居大堂内陈列着烈士的照片和事迹介绍。早在1985年，就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回忆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十二日，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二百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周恩来
“汪寿华同志生前是上海工人运动主要负责人，也是党的负责人之一。”——刘少奇
“等我懂事以后，母亲就常常对我说，只要我们活着，总有一天会看到父亲所献身的事业开花结果的。果然不错，1949年，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我们，我们拨开乌云见青天，到底看见了自己亲人以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何杏英（汪寿华女儿）
“（汪寿华）被害前的不久，上海的政治空气十分紧张。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常常提醒他要注意特务的白色恐怖。他很镇静，反而安慰我说，一旦被害，望你做针线活来维持生活，但千万不能哭，哭了会使反动派得意，使革命群众丧气。”——赵兰花（汪寿华妻子）
“汪寿华深入群众，工作夜以继日，不知劳累，凡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胸怀坦荡，热情亲切，遇事与干部、群众商量，从不发号施令。”——陈企荫（五卅运动时任上海学生联合会文书兼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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