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跟大家聊聊“社会公益创新”（social innovation）和“社会公益事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我有三个孩子，他们是三胞胎，他们现在5岁，还很小。这是这些小家伙的照片，分别叫Sage、Annalisa和Rider。现在，我也是一个同性恋，身为一个同性恋父亲养育三胞胎孩子，是我目前做过的最具有社会创新、最具有社会事业精神的事情。
但在我开始以前，我想问问大家，是否真的相信非营利组织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很多
但是总是会有百分之十或更多的人无法从中获益。社会事业也需要一个市场，当你需要的东西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时候，创建这样的市场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
我曾经在一个发展障碍关怀中心呆过，那里的人想要获得的是快乐、热情和爱。这些如何货币化？这就是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的作用所在。慈善为关爱提供了市场，这个市场是为那些不被其它任何市场接受的人准备的。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做到巴克明斯特·富勒说的那样，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人，那么非营利组织就必须在社会中承担起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但是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们的乳腺癌慈善组织无法找到治疗乳腺癌的医疗方法？为什么关心无家可归的慈善机构至今没有在任何一个大城市做到居者有其屋？为什么在过去四十年中美国贫困率始终不低于总人口的12%？答案是，这些社会问题都太大了，公益组织相比起来太渺小了，而我们的某些信念压制了这些组织的壮大。我们有两套不同的游戏规则，一套是限定非营利组织的，另一套是限定营利性组织的。
这是“种族隔离”，在五个方面歧视非营利组织，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员薪酬。在营利性部门，你的产出越多，你的收入就越多。但在非营利部门，我们不喜欢用高报酬来激励社会服务人员提高产出。我们对于那些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为自己赚钱的行为有种本能的厌恶。
《商业周刊》做过一个调查，他们调查了商学院MBA毕业生十年来的收入水平。其中斯坦福大学MBA的毕业生，在38岁时，各种福利薪资加起来，平均能拿到40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规模在五百万美元以上的医疗慈善机构团体的CEO平均薪酬只有23.2万美元，食品援助团体的CEO更少，只有8.4万美元。
在1990年代，我的企业发起了长距离“AID骑行”自行车骑行活动和为乳腺癌筹款的60公里三日行走活动，经过这9年的努力，有18.2万平民英雄参与进来，共募集到了5.81亿美元善款，这是历史上为艾滋病和乳腺癌筹款的最快记录。这一切基于的观点就是人们已经厌倦被动的去做力所能及的慈善。在自己深深关心的问题上，人们总是会投入自己力所能及的所有资源，但是你要提出要求。
美国的慈善捐赠数额一直固定在GDP的2%附近，从我们开始统计的1970年代开始便是如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告诉我们在过去40年中，非营利部门没能从营利性部门那里抢到任何市场份额。但是你反过来想想，一个不允许进行市场营销的非营利部门怎么可能从营利性部门巧夺到市场？如果我们对消费品牌的态度是，“你可以把产品的所有优点都广告出来”，但我们告诉慈善组织，“你不能为你所做的任何好事打广告”，你觉得消费者的钱会流向那里的？
我们都知道，不允许失败等于扼杀创新。如果你扼杀了筹款创新，你就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收入。如果你不能获得更多收入，你的组织就无法壮大。如果你的组织无法壮大，你就无法解决社会面临的那些大问题。
第四个歧视的地方就是时间。亚马逊可以在六年时间中不给股东分红，而股东们都有这个耐心。他们知道亚马逊目标很大，它要花时间占领市场。但是如果一个非营利组织想要筹划一个时间长达六年的筹款活动，在此期间募集的钱没有分给受捐赠人，而是用来扩大筹款规模，他们肯定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一个领域就是利润本身。营利性部门可以通过向股东分红来吸引投资者，支持实现自己的新想法，但是在非营利部门你不能分红，所以营利性部门独占了规模庞大的资本市场，而非营利部门就只能艰难中求生存，渴望资本的投入。
现在我们把这5件事情结合起来看：你无法花钱从营利性部门那里引入人才，你不能像营利性部门那样打广告吸引新的消费者，你不能像营利性部门那样承担亏损的风险去吸引客户，你不能像营利性部门那样花很长的时间来吸引捐赠者，最后你没有办法上市融资——即使你在组织刚建立的时候可以拉投资。
这些都让非营利性部门相比营利性部门在任何方面都处在了不利的位置。如果我们对这两套游戏规则带来的问题持怀疑态度，下面的统计数字会让你震惊：从1970年到2009年，规模壮大的非营利组织数量，超过5千万美元门槛的，只有144家。与此同时，营利性机构的数量是46136家。
现状是我们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规模非常庞大，而我们的组织却没有办法壮大到那样的规模。只有像可口可乐公司或汉堡王连锁可以达到那样的规模。
那么我们的这些观念是怎么来的？跟美国的许多狂热信条一样，这些观念都来自于以前的清教徒。清教徒由于宗教原因来到美洲，他们这么说的，但是他们来这里也是为了赚钱。他们是虔诚的人，但是也赚起钱来也非常的不择手段，而相比其他的殖民者他们的赚钱方式更加激进，也因此受到了很多谴责。
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清教徒也信奉加尔文教派，这个教派的观念让他们也厌恶自己。他们被告知自私自利只会让自己堕入地域，永不得救。这给这些人出了一个大难题，对吧？他们漂过大西洋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赚钱，赚钱让你坐上下地狱的直通车。
他们该怎么办？慈善事业成了答案。他们每追逐到1美元的利润，就捐出5美分作为救赎的手段，慈善成了一个经济实惠的避难所。理所当然的，用来化解赚钱带来的罪恶的组织，怎么能又自己跑去赚钱呢？经济刺激被排除在慈善助人事业之外，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赚钱了。400年来，没有人质疑这一点，站出来说，“这不公平，也不科学。”
这种观念引出来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就是：“我的善款有多大比例给了受捐赠人，多大比例成了管理费？”这带来了很多问题。我就挑其中两个说。第一，这让我们觉得管理费是很不好的东西，对受捐赠人没有任何好处。恰恰相反，尤其是这些费用被用来扩大筹款规模时。而“管理费是慈善事业的敌人”这种观念引发了第二个，也是更大的问题，就是这种观念迫使非营利组织放弃自己真正应该处理的大问题，而把精力放在控制管理费上。
我们都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慈善团体的筹款等管理费用应该尽可能的低，因为管理费比例越少，受捐赠人能够拿到的钱就越多。这种结论的前提是无论你怎么筹款，这个冷漠的世界也不会给你更多的钱。但是如果在现实世界中筹款活动能够增加善款收入并且将规模扩大，那么控制管理费这个观念就不合时宜，而我们应该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投钱到筹款活动中，因为更大规模的筹款活动有可能筹到很多倍的善款，可以帮助更多我们想要帮助的人。
我们都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管理费只有5%的爱心面包义卖要比专业的筹款企业更加高尚，因为后者的管理费高达40%，但是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这张大饼（善款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如果这张大饼很小，谁会在意它的管理费只有5%？如果爱心面包义卖只能够筹集71美元，而专业筹款企业筹集了7100万美元，差别就在于前者没有任何投资用于扩大规模而后者做到了？让你选你会选哪张大饼，饥饿的受捐赠人去选他们会选择哪张？
这些加起来对总体的影响就是这样的。我说过慈善捐赠只占美国GDP的2%。也就是3000亿美元一年。但是其中只有20%，也就是600亿美元，被用于医疗和人道救助服务。别的钱被用在宗教、高等教育、医院等地方。而600亿美元根本不足以处理这些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筹款投资，将我们的慈善捐赠比例从GDP的2%，就提高一点，从2%提高到3%，那就多出来1500亿美元用于慈善。而如果这些钱更多的流向医疗和人道援助服务项目，这些都是我们鼓励进行筹款投资的组织，这将使这些部门的收入翻3倍。这是我们想要的规模，这是我们想要的真正的变革。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要求非营利组织控制他们的管理费比例，限制他们的视野，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刻着“我们把慈善管理费控制的很低。”我们希望上面写着我们改变了世界，而改变世界的途径之一就是我们改变了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思考方式。
所以下一次你遇到一个慈善组织，不要问他们的管理费比例。问他们有多大的梦想，像苹果、谷歌、亚马逊那么大的梦想，他们如何衡量他们与梦想的接近程度，为了这个梦想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不要问管理费比例。
如果真能够解决问题，谁还会去关心管理费比例？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宽容，一种思想上的慷慨，那么我们的非营利部门就有可能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来改变世界，帮助所有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去改变。而这种改变可能是我们这一代最宝贵的遗产之一，我们有义务去思考已经传递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重新审视它，修订完善它，最终重新定义人类思考慈善事业的方式，永远的，并且不漏掉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