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汕尾，有个荷香四溢的溪碧村，天蓝云白花红，尤其是整个村落坐落在绿色的怡人风景中，来到这里，听一位老人讲，当年周恩来曾在这里居住过。红色的革命历史，翻过锁城岭，联通下埔、南塘，则串联上了蓝色的海岸线，这是一条不可多得的文化、历史、生态线路，对广东革命历史的整理挖掘和汕尾文化的立体多层的提升大有裨益。
1964年，黄峨(南方报业社委岗位)考上暨南大学，前行广州之际，他步行10公里路去向姐姐姐夫一家辞行。黄峨至今记得不善言辞的姐夫陈金松笑笑地双手捧着一支钢笔递给自己的样子。
那是周总理送的金笔啊！
那支笔一直都在，带着感恩、带着传承、也带着待破解的疑问。
南昌起义后，周总理为什么将自己贴身金笔留在溪碧这个山边小村？为什么明知是总理所赠，姐夫陈金松却从未对任何人说起？是什么促使老人家现在说出了实情？
1927年8月3日，起义军按原定计划分批离开南昌，南下广东，希望恢复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重新北伐。部队溽暑行军、向粤东挺进，在经历壬昌、会昌、汤坑战役及三河坝分兵等大大小小数次激战后，部队伤病相继、减员严重。最令人担心的是，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身患疟疾，情况万分凶险。
历史走到了一个风云变幻、危机存亡的关口。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普宁天后庙召开了流沙会议。周恩来发着高烧主持了会议，果断做出了“丢掉国民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搞土地革命，武装人员撤往海陆丰，与当地武装结合”等重大决定。当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就在海陆丰熊熊燃烧起来。
时任中共南塘区委书记黄秀文的回忆文章里说，当时接到周恩来、叶挺等首长要来陆丰消息，暗下决心“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住首长的安全!”
1927年10月17日至21日，周恩来在当时中共陆丰县委宣传部长陈谷荪的陪同下从黄厝寮来到溪碧村陈水珠家，一边治病，一边坚持考察和指导当地农会工作。
陈水珠，他是溪碧村一位热心革命的农民，在农会积极分子中年纪最大，热情公道，人们尊称他“水珠叔”。当时，水珠叔有一间新屋在村后，只作为柴草库房半空着。陈谷荪觉得这屋子幽静，便去向他借。
经过大家动手，屋子很快就打扫干净了。
住的问题解决了，去哪里找大夫治病呢？
距离溪碧村六里路有一个大塘村，当时驻有“白军”。村内有一位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卢阔，人称阔先。但是时局混乱，阔先从不出诊。如何请到他为周恩来同志治病？陈谷荪盘算开了。
巧的是，陈谷荪知道陈水珠与“阔先”来往甚密，就请他去请阔先。水珠叔到了阔先药店佯装着急，说家里人生急病，非请他亲自出诊不可。阔先终于破例来到溪碧村。
到溪碧村后，迫于形势，为避免走漏风声，也为使周恩来得到系统治疗，水珠叔又开始说服阔先“不能走”，留在溪碧村给周恩来医病。水珠叔半开玩笑地劝阔先：“我们诚实交情一世，我水珠说谎只这一次。”
阔先深明大义，欣然应允。经过三四天的精心诊治，周恩来同志的病情有明显好转，热退病除，精神爽快，大家连日来的忧闷情绪才得以一扫而光。
当年周恩来同志长途辗转、身患重病的同时，还要指导当地农民武装的工作，会是如何艰辛。而当时，国民党的部队就驻扎几里路之外。
溪碧村与周恩来同志渡海前所住的黄厝寮，虽车程较远，却只隔着一重山——当地人叫琐城岭。后来，周恩来同志病情好转后，便由水珠叔和溪碧村赤卫队员陈妈家（“姐夫”陈金松的父亲）护送上琐城岭，由黄秀文接回黄厝寮等待过海渡船。
琐城岭临别时，周恩来同志为感谢溪碧村水珠叔和赤卫队员几天来的悉心照顾，把自己带在身上的“关勒铭”金笔送给陈妈家留念。至此，这支在当时十分名贵的“关勒銘”五成赤金笔就不同寻常地留在了溪碧这个山边小村。
两天之后的10月23日晚，周恩来同志等一行乘坐从海丰雇用的“一叶扁舟”，从金厢洲渚村海边出发，次日安全抵达香港。
就在周恩来同志渡海之后的短短半月之后，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在海陆丰成立。
为什么”金笔“到现在才被挖掘出来？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来，这种“沉寂”也是历史的选择。当地党史记载，水珠叔在周恩来总理渡海后的第二年惨遭杀害。那支带着“共产党大将军”印记的金笔则被陈妈家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从来不敢向人说起。
如今，溪碧村已经成为粤东首个“沉浸式”主题党建驿站，每天都有客人慕名而来，接受教育。与传统的“被动式”党员教育方式不同，“沉浸式”红色主题党建通过真实场景、历史还原、亲身演绎，来营造时代背景和故事氛围，把体验者带回到故事发生的年代，通过角色扮演来推动故事的发展，是一种全新的主动式的党员教育形式。该村党建驿站以周恩来到溪碧村寻医治病的故事始末为依据，设计了8位革命英雄主角、6个场景演绎，让党员群众进入“角色扮演”、“穿越”到94年前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通过“沉浸式”体验和跨时空对话，让受教育者在“角色扮演”中了解历史真相、重温革命初心，继承红色精神，从而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使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