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看“三反”、“五反”运动的内容。
这场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再看看这个时间点，正是抗美援朝时期，也是中后期阶段。那么它们有联系吗？有什么联系？
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当然有联系。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的报告中说道：“‘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抗美援朝）可以打一年半。”
主席所言不虚，“三反”、“五反”运动的的确确能帮助抗美援朝。
比如，增产节约方面，三反开始前，抚顺矿务局都不肯接受十万吨煤的增产任务，增产节约运动开始后，通过精细计算，改造生产管理，提高掘进和回收效率，最后增产三十五万吨。这都是在创收。
还有唐山钢厂，平时炼钢消耗生铁似乎眼都不眨，反正（国）家里有矿，但“反浪费”开展后，该厂炼钢助手蔡连成创造了“先深吹，后面吹’的转炉操作法，极大限度地降低了生铁消耗率，一算下来，全年可节约二百零三亿八千万元（旧币一万元约等于人民币一元）。
根据中财委1952年11月29日所作的《关于增产节约的报告》，1952年全国增产节约的直接效益大致是：全国增产节约总值共317789亿元(不包括商业部增加136769亿元的销货额)，其中，增产总值116608亿元，增产利润21956亿元(不包括中南和内蒙古增产利润)；降低生产成本节约112576亿元，降低基本建设成本节约24544亿元，两项共计节约137120亿元；因加速资金周转和减少超额储备共节约流动资金64061亿元。
还有，趁着抗美援朝，国内出现了不少奸商，通过和腐败官员勾结，大发战争财，这是国家要打击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权还不够稳固，又遭逢抗美援朝这样的大型战争，一部分投机商人资本家立刻嗅到了发财的机会，那一套投机之法似乎也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一部分革命干部进城后也开始腐化，于是这两种人一拍即合，一起搞钱，一起发战争财。
当时，供应朝鲜战场志愿军的吃、穿、药品、武器、弹药等，几乎所有物资都是靠国内供应，这些物资装上火车汽车后，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地送往朝鲜战场，而在商家视角，这些更多的是白花花的银子。
果然，有些奸商坐不住了，决定投机一把，从志愿军身上赚取黑心钱。朝鲜战场上开始出现假药品、黑心食品、次品衣服……
有人应该知道那个上海大康药房总经理王康年，以行贿、嫖妓等方式腐蚀国家工作人员85人，骗取了志愿军的药品供应业务，他手中并没有药品器械，但毫不顾忌地套取志愿军的货款，几番催货，最后前线收到的是生锈的医疗器械。还有那个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李寅廷，承做志愿军所需大批急救包和三角巾，他却将从国家领来的一万斤好棉花私吞，然后弄来许多烂棉花代替，以次充好发往朝鲜前线……
“三反”、“五反”运动开启后，这些贪腐的官员和发战争财、盗骗国家财产的奸商都被干掉了，他们的钱财自然也被国家没收了。
最后通过主席的话，可以估算出“三反”、“五反”运动中，国家搞了多少钱。当然，这应该有专门的文献资料可以查。
周总理在1951年11月政务院第109次政务会议中就提到“1950年（财政）赤字有12%，1951年军费加到了52%，其中抗美31%，赤字也不过14%。”
而1952年、1953年新 中国的GDP分别为679亿人民币和824亿人民币，军费分别为58亿人民币和75亿人民币。
这么一番估算，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国家清理出来了钱超过35亿人民币。
同时，“三反”、“五反”运动也巩固了政权。
因此，可以说“三反”、“五反”运动对抗美援朝作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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