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是一个铁血大争的时代，那时的人”凡有血性，皆有争心“，因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人与人，国与国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思想的碰撞也更加激烈，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儒、墨、道、法四家被称为先秦四大显学。
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代，是法家、兵家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名士（相当于现在的专家），谈到富国强兵，无不开口言变法，闭口说强兵。各国国君，但见儒士，纷纷尊其位，听其言，不行其策。为何如此呢？大家都知道大争之世，用拳头说话，用儒家那套就是要身死国灭啊。但是儒士掌握了话语权，你不尊他，听他，他就会到处说你坏话，三人成虎，人言可畏啊！老孟子那句”望之不似人君“可让魏襄王在诸侯中丢尽了脸面。
汉武帝取得最高权力后，他采用了董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开始一家独大，掌握了所有的话语权。但仔细研究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就会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治国方略都是”外儒内法“，统治者宣称以儒治国，但与儒同行的是各朝各代都有法律在运行。儒法本冰炭不可同器，却在道的作用下相辅相成，成了治国大道！
独尊儒术
后世儒生没有忘记战国时代儒家尴尬的地位，于是就大肆抨击法家学说，将法家思想描述成残暴虐民的统治秘术。驭民五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谓的驭民五术是指：壹民术，弱民书，疲民术，辱民术，贫民术。笔者不才，作为法家后学，将一一批驳如下。
一、壹民术
儒士们口中的壹民术又被称为愚民术，简单而言就是统一民众的思想。且不论儒士们没有深刻理解法家”壹民“的真实含义，就单说统一民众思想何错之有？一个家庭要有一个主心骨，不能人人意见不同，还无法统一意见；一个国家要有一个主流思想，不能用数十种思想来指导国家。统一民众思想，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做，且永远在做的事，这是治国必须要有的。
《商君书.壹言》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商君口的”壹言“有两层含义：其一、民众取得名和利的途径必须单一；其二、民众的思想必须得到统一。商君深刻地洞察了人性，他知道人生而好利，死而虑名，要让人齐心协力做一件事，就必须用名和利去诱导他们。老百姓从国家这里得到的名与利途径只能单一，不能有多个途径。得到名利的单一途径就是依法行事，只有依法做事，才能得到国家的赐的爵位与土地财富。
耕战是秦国基本国策
如果百姓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名利有种途径，那么百姓就不会守法。比如儒士游说国君得名，隐士预言国运得利，商人炒作商品得利，侠士杀人得名利，那么百姓就不会守法，而是去当儒士侠客了。古代重农就必须打压商业，因为农民辛苦而商人轻松，不打压商业，农业就会荒废！
一国之民必须思想统一，比如依法行事才能得名利，需要全国人民都认同这种做法才行。如果有的人认为儒士博学就当得名利，侠士勇武过人也当得名利，隐士志向高远也当得名利，那么这个国家就十分不好治理了。国家鼓励耕地和从军，但是有人认为耕地最苦，当兵最险，就不支持耕战，那么国家的耕战政策就无法落实。
商鞅变法
最后翻译上面那段话如下：治国者最重要的是让人民守法，百姓守法就淳朴，淳朴的人就会安心种地，安心种地的人就会勤劳，勤劳的人就容易致富。让有钱人出钱买爵位以消耗他的财富，他就不会奢侈；放荡不羁，行为乖张的人施以重刑，他就会老实去种地。能集中民力却无法使用民力，那么国家会乱；会使用民力却无法积聚民力，那么国家会亡。因此如果国家能协调聚力与用力，那么国家就会强大；如果国家不能协调聚力与用力，则国家必衰亡。
二、弱民术
儒士不作深刻研究，只从字面上理解”弱民“，认为弱民就是让人民变弱，这样人民无法反抗朝廷。事实上法家的弱民根本就是那个意思，法家的弱民是指削弱百姓不守法的本性。人生而自由，然在社会上会有很多条条框框约束人，目的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进而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一个人如果追求绝对自由，那么他永远不会自由；人人都追求绝对自由，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崩溃。
婴儿是没有规矩的概念的，他是在成长过程中渐渐会学约束自己的。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生活，但是一百个人在一起生活就要有规矩。人有不守法的本性，因为不守法可以让他更自由；所以儒家才说”君子慎独处“！一个法治国家不能指望人人都是君子，必须要强制人们自觉遵守法律，因此削弱百姓不守法的本性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自由与规则
《商君书.说民》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上面一段话翻译成白话就是：用仁义之人执法，则百姓喜欢用关系网处事；用守法之人执法，则百姓喜欢用制度办事。今天不犯法了明天继续犯法，这是仁义之人执法；今天禁止他犯法了，明天他就不犯法，这是守法之人执法。表彰仁义执法者，那么犯法的事会被隐藏；任用守法之人执法，则犯罪之人必受惩罚。有罪不罚，那么百姓战胜了法律；有罪必诛，则法律战胜了百姓。百姓战胜了法律，国家必定动乱；法律战胜了百姓，则国富兵强。因此用仁义之人执法，国家必定动乱至衰弱；以守法之人执法，国家必定被治理且越来越强。
自由不是无限的
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发表了著名的遗言：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三、辱民术
儒士认为法家的辱民术主要有两点：其一、让百姓无自尊无自信；其二、教唆百姓相互之间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这是儒士天真的想法，认为治理民众主要靠道德感化，最好是化地为牢，割发代首这样的刑罚最好了。法家提出的是重刑重赏，且不分人是善是恶，是贤是不肖，有功还是有过，只要犯了法，必重刑竣法伺候。
《商君书.说民》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法家提倡轻罪处重刑 ，重罪处死刑，最终达到天下无刑的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犯罪成本无限增大，让大家都不敢去犯罪，这样天下就没有罪犯了。如果重罪处重刑，轻罪处轻刑，那么小犯罪不可杜绝，大犯罪就更无法杜绝了。给轻罪处重刑，那么天下无犯罪，治理的效果达到了，国家会越来越强。重罪处重刑，轻罪处轻刑，虽然刑罚用上了，但是犯罪会越来越多，国家会越来越乱。
刑罚本为罪犯而生
一个人十分勇敢，那么赏给他想要的，此人必为国效死命；一个人如果十分懦弱，那么施加给他最怕的刑罚，他就会变得很勇敢。胆小的百姓变得勇敢了，勇敢的百姓变得不怕死了，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儒士认为给犯人施加肉刑，是对犯人的侮辱，比如刺面、割鼻、斩手足等。但是不惩恶如何扬善？人性如海，邪恶无底限，善良无上限，对付恶人应当采用酷刑。话说白了，你守法护法，何惧酷刑加身！
孔子深谙治国之道，他曾如此对子贡解释为何在街上倒灰要砍手砍脚。孔子说：在街上倒灰，容易引发三族械斗，这样会死很多人，因此对倒灰可以用刑。人们害怕受重刑，但是不在街上倒灰很容易。只要做到容易做到的事，就可以避免重刑，这就是治国之道。
不违法，何惧处罚？
《韩非子·内储说上》：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刑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无离其所恶，此治之道。"
至于说鼓励人们相互检举、揭发犯罪之人，我认为是十分合理的，对于犯罪之人，不能包庇，那怕犯罪之人是你亲人、朋友！如果为了亲人、朋友而包庇罪犯，那么就是对不犯罪之人的伤害。人们相互监督、检举罪犯，那么就没有人敢去犯罪，这样国家就得到更好的治理了。
四、贫民术与疲民术
儒士们说贫民术就是：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使百姓人穷志短。疲民术就是：为民寻事，让百姓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
让百姓变穷就是贫民术，我想任何一次变法的目的都是富国强兵，要富国必然得先富民。让百姓疲民奔民，那么百姓如何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生产，如何变富？把百姓变穷，让百姓疲于奔命不是变法的目的，更不是法家的主张。
《商君书.更法》篇就说了：法者所以爱民，礼者所以便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立法的目的是保护百姓，制定礼仪的目的是方便行事。
法者所以爱民
法家主张让农民变富，让士兵有地位，让五蠹变穷，让五蠹疲于奔命。那么所谓的五蠹是指谁呢？五蠹就是：学者（儒士）、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兵的人）、商工之民（商人、娱乐明星）。蠹的含义是蛀虫，五蠹就是五种国家的蛀虫，打击国家的蛀虫不能算是贫民或者疲民，只是通过打压手段，让这五种人变成农民或者士兵。
伪学者、假专家
《韩非子.五蠹》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 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yǔ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我们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法家将儒士列为五蠹之首，因此儒士千搬指责法家，生搬硬套创出”驭民五术“来抹黑、诋毁法家。驭民五术本不值一驳，但是这种说法蒙蔽幼稚，欺瞒无知，还广为流传，影响极为恶劣，不得不批判它
以现在的眼光看先秦法家思想，虽有一些不符合当前发展趋势的思想（比如打压商业、轻罪重刑等），但是其理论还是有现实意义，乃治国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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