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动力，机遇也很重要。
点睛：生命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相对的适应，没有绝对的完美，都是大自然在偶然与必然的交替过程中造化的结果。
周忠和简介：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如果没有进化论，生物学的一切将变得无法理解。”这句经典论述来自著名进化生物学家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Grygorovych Dobzhansky）。进化论是一门基础学科，不理解了它，就很难能理解生物学的大部分内容。
进化论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复杂，容易引起误解。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曾说：“进化论的一个奇特好笑的特点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懂得进化论。”大家都赞同进化论，具体怎么回事，并不知道。
只有适应，没有完美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是第一个提出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学者。他写了一本书《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先生翻译为《赫胥黎天演论》。
△严复与《天演论》
严复先生只翻译了原书的进化论部分，有意舍去了其伦理学观点。在《赫胥黎天演论》一书中，严复先生加上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演化规律照搬到人类社会的演化。最终，我们看到的进化论，与赫胥黎的本意南辕北辙，这是国人对进化论产生误解的根源。
中科院张德兴教授曾感叹，严复先生的传播，一方面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对进化论接受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很多国人对进化论一知半解，不求甚解，鲜有继承与发展。
人们对进化论的误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把达尔文进化论与拉马克学说混为一谈，将进化简单理解为适者生存甚至是强者生存；第二，认为进化有方向性、进步性。
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不是最早提出进化论的人，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是他之前最重要的一个生物学家。拉马克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生物变异是环境变化所诱发的；第二，环境变化所诱发的变异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第三，简单的生命不断自生，并自动向更高级别发展。
拉马克进化学说重在强调环境的作用。打个比喻，他认为，长颈鹿的祖先原本脖颈很短，为了吃到高处的叶子，不断伸长脖子，脖子一点点变长。变长脖子可以遗传给下一代，一代代积累下来，有了今天的长颈鹿。这是典型的环境或者后天所获能力可遗传的案例。
△拉马克（左）与达尔文（右）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强调群体内变异，即同样的物种、不同的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应从群体的角度来研究进化。二是，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机制。
达尔文进化论强调的是“自然选择”，而不是“适者生存”。
举个经典例子，英国有一种桦尺蛾，原为白色。工业革命带来的煤烟将浅灰色的树干染成黑色。1848年，人们第一次发现了黑色的桦尺蛾。1950年，英国实施控污法，黑色桦尺蛾比例才逐年减少。为什么？在污染的环境下，黑色桦尺蛾有优势，不易为鸟类发现，更容易生存下去。这不是一种竞争，而是环境选择了更利于生存的黑色蛾子。
同样可以拿长颈鹿作比喻，达尔文的解释是，它的祖先们由于遗传差异产生不同个体，那些脖子比较长的，能吃到高处的叶子，获得了更多的生存优势，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日积月累变成了今天的长颈鹿。
拉马克强调环境外在的作用，达尔文看重内在差异 外部选择。
现代综合学派随着分子生物学进入基因时代，我们对进化论的理解更深入。DNA是遗传物质，基因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DNA突变是随机发生的，物种在进化过程存在很大的偶然性。
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Kimura Motoo）曾提出“中性演化学说”，挑战达尔文。他认为，在分子水平上，绝大部分的变异对生物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进化不受自然选择的影响。实际上，中性演化学说并未对达尔文的理论提出真正挑战，而是其在分子水平上的补充。
日本生物学家太田朋子（Tomoko Ohta）认为，在自然界能被保留下来的，不一定是最能够适应环境的特征，不好的性状由于机遇亦有可能被固定下来。
自然选择只着眼于当前，没有越来越进步的趋势。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动力，机遇也很重要。现在，我们除了说适者生存、幸者生存，或许还可以加上“美者生存”。
生命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相对的适应，没有绝对的完美，都是大自然在偶然与必然的交替过程中造化的结果。
生物化石，进化证据古生物学家对于进化理论的发展，做了不少贡献。古生物学可以提供有时间标记的数据，也是最直观的证据。
基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化石却是真实可见的。在心理上，化石证据比分子数据更具说明力。
2001年，《科学》杂志用11页的篇幅介绍了中国化石，标题是《精美的中国化石为生命史书增添了新篇章》（Exquisite Chinese Fossils Add New Pages to Book of Life），文章提到，化石最有用的一点是，提供了中间类型或者过渡类型。
对达尔文进化论挑战最大的，就是中间类型。达尔文曾这样说：“为什么不是每一个组和每一个层位都充满了这样中间的类型呢？这一点也许将成为对我最直接、最严重的挑战。”
“组”和“层位”指的是地层单元，如寒武纪、侏罗纪、白垩纪，是一个地质历史的时段。比如，白垩纪指的是距今1.45亿年到距今6500万年的地质时期。
找过渡类型，就要找化石。比如，始祖鸟被认为是鸟的祖先。始祖鸟与鸽子尾巴不一样，始祖鸟有很长的尾巴，与恐龙很像。
羽毛是鸟的特征，我们看到身上披着羽毛的物种，会认为是鸟类。有人推测，恐龙身上是不是有羽毛？在恐龙身上，生物学家确实发现了与现代鸟类很像的羽毛，比如中华龙鸟、顾氏小盗龙，这支持了鸟是从恐龙起源的假说，带羽毛的恐龙就属于过渡类型。
寒武纪大爆发是一个让达尔文非常困惑的现象。化石证明，生命到5亿年左右，突然一下子爆发，海洋生物出现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是为什么？
有人估算过，地球上曾生活过的物种高达几十亿，能保存为化石的不到1%。过去100年，古生物学家发现了大量距今5-6亿年的化石，比如埃迪卡拉生物群、翁安生物群、蓝田生物群、关山动物群等。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空白被填补，我们发现，大爆发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化石提供了重要的过渡证据。
有了化石证据，生命的进化不是假说，不是理论，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从何处来，向何处去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1871年，发表了《人类的起源与性选择》。达尔文的书，彻底打破了人是超自然力量创造的思想禁锢，让人类知道了自己是谁。
我们是谁？用分类的观点来讲，我们属于动物界，是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类人猿亚目，是人科、人属、智人种。
谈起人类起源，就涉及到非洲，我们称之为两次“走出非洲”假说。18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第一次走出非洲；30万年前，智人出现，再次走出非洲。
人与动物之间有哪些联系与区别？《裸猿》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说：“你是旷世无双、无与伦比的物种中的一员。请理解你的动物本性，并予以接受。”
人的生物与社会属性的研究代表是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他的《论人性》（一书曾引起很大争议。他认为，在利己与有利于自己后代的行为之间，在利他与有利于群体的行为之间，存在人性的永恒冲突。作为进化动力的这种冲突，似乎从未达到过平衡。如果一味走向个体主义，社会就会分崩离析；如果过分强调服从群体，人群便无异于蚁群了。
现代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的快速进步，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的精神与行为是进化的产物，离不开基因与环境（包括文化）的相互作用。人类遵从自然选择规律，但是自然选择的力量或类型发生了改变，某种程度上，文化成为新的选择力量，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了巨大差异。
我们在哪里？伴随着科学与文明的巨大进步，人类基本控制了大规模的战争、饥荒和瘟疫；预期寿命几乎增长一倍；基本消灭奴隶制，殖民地不复存在；基本实现了种族平等、男女平等；人文主义与自由市场盛行等。
人类依然面临很大挑战，全球变暖、生态危机、贫富差距、人工智能等带来了伦理、就业与隐私保护等问题。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担忧也越来越大。
翻开历史，智人像个生态的连环杀手。《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说过：“没有哪个物种像人类一样，对生态系统起到这么大的阻碍作用。”
我们往何处去？未来的科技革命会带来什么？科学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主要在于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变革不应该带来失业恐慌。一百多年前，工业革命的历史证明，这只是产业转型。未来考验人类的智慧的还是：国家关系、社会阶层、伦理道德等。
38亿年的生命进化历史告诉我们：唯有变化是永恒的，不确定性是生命进化的永恒规律。自然选择的规律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选择的力量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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