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毋庸置疑。但是,中原王朝和政权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经营到底有多早呢?

有人会说,明代前有抗倭大将沈有容,三次率军进入台湾、澎湖列岛一带,成功保卫台湾;后有民族英雄郑成功,击败荷兰入侵者,收复台湾,这总算很早了吧。有人说,早在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泉州知府汪大猷便已派万余水军屯驻台湾岛,并于此地开府建牙,设立了衙门。

86海战纪实(两千年前一支舰队)(1)

影视剧中的郑成功。来源/电视剧《英雄郑成功》截图

若再往前推五百多年,即隋炀帝大业六年(610),我们还能看到:虎贲郎将陈棱因成功登陆台湾,而被称为台湾“开山之祖”。时至今日,位于台南市民生路的陈棱庙(亦称开山宫)仍是中国台湾最古老的庙宇;而在台湾彰化市,还有一条以陈棱命名的“陈棱路”。

话虽如此,隋朝对台湾的经略,也并非是最早的……

驶向台湾的“舰队”

据现存史料记载,我们对台湾岛的经营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年前的三国时代。有此壮举之人,不是曹操,也并非刘备、诸葛亮,而是孙权。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黄龙)二年春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得夷洲数千人还。”

吴黄龙二年(230),一支由卫温、诸葛直率领、规模高达万余人的“舰队”从江南沿海地区出发,成功抵达夷洲。关于其出发点,一般默认是当时的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但结合史料记载与出土文物可知,临海郡章安县的港口(今浙江台州市)才是卫温等人真正的出发点。《太平御览》卷77引周处《风土记》曰:“温庥五会者,永宁县出豫林,合五板以为大船,因以‘五会’为名也。”当时,临海郡下辖的永宁、温麻两地造船业非常发达,孙权曾设立过典船校尉与温麻船屯,用以督造战船。

卫温等人最终抵达的“夷洲”,就是今中国台湾省。但也有学者认为,它本是指日本海岛或冲绳岛。这显然经不起推敲。尽管《三国志》对此次出航着墨不多,但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异物志》中的一些记载,有力证明了“夷洲”即台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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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览》收录的《临海水土志》。来源/纪录片《过台湾》截图

沈莹是什么人呢?据《晋记》《襄阳记》等史料记载,他是东吴最后一任丹阳太守,擅长水战,后在灭吴之战中以身殉国。吴太平二年(257),少帝孙亮以“会稽东部为临章郡”,可知沈莹在出任丹阳太守前,也就是太平、凤凰年间,极有可能担任过临章郡太守。近水楼台先得月,沈莹由此得到大量一手资料,后著成《临海水土异物志》(下文简称《沈志》)一书,详细介绍了东南沿海地区越族与夷洲土著的经济、文化与生活习俗。可惜该书已经散佚,现存最完整的版本由中国台湾学者张崇根辑证,保留了不少珍贵史料:

①“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众山夷所居。”

②“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

③“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

④“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骼矛以战。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

⑤“镮贯珠珰。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

以上材料反映了夷洲在三国时的社会状况。当地人还处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从事生产活动,“各号为王”,未能形成统一的社会组织。因此,夷洲土著的生产力也十分低下,以至于当地虽生产铜、铁,但他们却仍以石器、骨角为主要生产工具。

材料①③④中反映出的夷洲之方向、地势、气候、风俗与物产,仍符合今中国台湾省的情况。如《沈志》中说夷洲土著有“穿耳”“缺齿”的习俗,明代著名藏书家陈第随沈有容登临台湾岛后所著《东番记》一文中,亦有“男子穿耳,女子断齿,以为饰也”的描述。而材料④提到的铜、铁矿,也主要在台湾北部的基隆、淡水一带有所发现。这样一来,东吴船队登岛后的主要活动区域,应在台湾北部。

此外,考古学家还曾在台北市发现了一块东吴时砌筑城郭的指掌型古砖,中国台湾史研究专家叶国庆、张祟根等人皆认为:“今在台湾台北发现的东吴指掌型古砖,与其说是台湾和大陆进行经济交换的结果;毋宁说是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留下的物证。”更加巧合的是,临海章安县遗址也曾发现了多处两汉魏晋时期的砌砖墓穴,其砖面上所带纹样与台北古砖颇为相似。由此可见,卫温、诸葛直带领的船队的确是从临海章安出发,最终抵达台湾北部,并在此进行了短暂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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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浙江省台州市与台湾省台北市位置关系示意图。其与《沈志》所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基本一致。来源/高德地图

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对台湾行使主权的有力证明。那么,孙权此次派遣船队出海的目究竟是什么?卫温、诸葛直抵达台湾后,为何只在当地待了一段时间,便匆匆返回?之后的孙吴政权,又为何没有继续经营台湾呢?

孙权的“大航海运动”

早在卫温、诸葛直出发前,陆逊、全琮便向孙权提出过反对意见:“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果不其然,卫温率领的这支军队最终因水土不服而染上疫病,损失了十之八九。如此一来,史学家胡三省认为孙权经略中国台湾是为了“欲俘其民以益其众”的说法,便有待商榷了。倘若这支“舰队”前往台湾只是为了掠夺人口和劳动力,那便不会“军行经岁”,更不会“水土不服”。

实际上,从陆逊、全琮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东吴政权可能已经对夷洲有了基本认识;基于此,孙权自然有了将其纳入到东吴版图之内的打算;于是,卫温、诸葛直才会在岛上驻足良久,并对其进行短暂统治;而台北出土的古砖,或许正是他们带到夷洲用来筑城拒守的。可惜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导致东吴水师损失惨重,以至于卫温、诸葛直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匆匆离开夷洲,而后又转而寻找亶洲,未果,遂无功而返。

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东吴偏安一隅,国力与人口有限,彼时孙权的“大航海运动”才刚有起色,故而他只能将发展重心放到东南沿海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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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自制

中古之初,东吴无疑是颇具实力的“海上霸主”,在孙权这位“航海先驱”的领导下,古代中国与东南亚、非洲等地成功展开往来,其开辟的海上路线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而言,孙吴政权有三条主要航线:

东部航线有夷洲(中国台湾)与日本。上文称亶洲“所在绝远”,位置已不可考;三国时,有长老称“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可见其东渡的主要方向正是日本。

尽管现存史料中没有日本与东吴政权往来的直接证据,但日本滋贺县大岩山古坟曾出土过一面三角缘神兽镜上,其上刻有“镜陈氏作甚大工,型模雕刻用青铜,君宜高官至海东”,考古学家认为,“海东”即指日本,故这面不符合曹魏所产铜镜特征的三角缘神兽镜,极有可能是东吴工匠东渡日本后所作。

无独有偶,日本“六国史之首”的《日本书纪·应神天皇纪》中,也有日本曾通吴并得到四位“织女”的记载。应神天皇于公元270—310年在位,对应东吴后期至西晋初期;再结合出土铜镜,可知东吴与日本之间应当存在过贸易往来;日本和服如今仍被称为“吴服”,也有一方面原因或是受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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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日本的吴镜。来源/王仲殊 《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

北部航线主要为辽东、高句丽。据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所言:“臣父康,昔杀(孙)权使,结为仇隙。”可知早在建安年间,孙权便曾遣使至辽东,试图与公孙氏交往;但由于当时曹操尚在,威名犹存,故公孙康不敢得罪曹魏,这才先斩袁尚、袁熙兄弟,后杀孙权使者,以明忠诚。至太和二年(228),魏明帝曹叡初登大位,公孙渊夺其叔公孙恭之权,渐生自立之心。孙权见状,于嘉禾元年 (232)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同年十月,公孙渊向孙权称藩,“并献貂马”,权大喜,乃“加渊爵位”。此后六七年间,公孙渊在魏吴两边左右摇摆,孙权虽恼怒其反复无常,但碍于辽东对曹魏有掣肘之用,加之辽东盛产马匹,故仍与辽东保持着海上往来。

嘉禾二年(233),东吴一支万余人规模的使团抵达辽东后,为公孙渊所袭,领头的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皆为其所斩。事情到了这一步,竟出现了“神转折”。吴使秦旦、张群等人逃亡至高句丽境内后,谎称“吴主诏于句丽王位宫及其主簿,绐言有赐,为辽东所劫夺”。高句丽东川王闻言大喜,故前来相迎,后又遣皂衣25人护送,奉表称臣。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吴虽暂时与辽东交恶,却意外与高句丽联系上了,孙权日后就曾三次遣使出海至高句丽。值得注意的是,高句丽未必就这么容易糊弄;辽东公孙氏威压朝鲜半岛,公孙康掌权时,还曾“破其国,焚烧邑落”,险些灭掉高句丽。因此,高句丽王也可能是“将计就计”与东吴达成联系,借此向辽东公孙氏施压,并能获取来自东吴的赏赐。

最后是西南航线,自江浙沿海地区出发,向南可抵达海南岛。吴赤乌五年(242),孙权令聂友、陆凯领兵三万出征海南,虽短暂统治了此地,但吴军又因为“水土气毒”而被迫返回东吴。与之相比,东吴在西南方向的航线却取得了较大成功。

早在黄武五年(226),江东文武就对南海诸国有过初步了解。这离不开一个叫秦论的“罗马人”。据《梁书·诸夷列传》记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权)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

古籍中的“大秦”一般是对罗马帝国的通称。但在东汉、三国时,大秦主要指“埃及亚历山大城,或者说是指以埃及亚历山大城为代表的罗马帝国东部地区”。换言之,在吕岱进驻交州后,一个不知其名只知其字为“秦论”的埃及商人前往东吴当时的都城——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并得到了孙权召见。在秦论的介绍下,孙权提前看到了海外风景,这便为他日后遣使出使南海诸国做了铺垫。

据《三国志·吕岱传》记载:“岱既定交州……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秦论来华当年,位于东南沿海地区交流(贸易)中心的交趾为孙权所掌控,于是扶南(今柬埔寨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林邑(今越南中部)、堂明(今老挝)等国纷纷遣使入吴。

其中,与东吴政权往来最密切的就是扶南国。赤乌六年(243),扶南国王范旃曾向孙权进贡过乐队和土特产;在这之后,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南海各国,“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是为《扶南异物志》与《吴时外国传》。只可惜,二书均已亡佚。好在《吴时外国传》现散见于《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文类聚》等类书中,经由后人辑佚,所见古国、地区虽只余31处,但仍能一览东吴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地区的交往。可见在三国时代,中国便与越南、柬埔寨、老挝、埃及、印度等国进行过良好往来。

东吴水军的“黑科技”

孙权之所以要倡导“大航海运动”,显然是因为三国时代“内卷”严重,导致他不得不寻求海外发展。当然,东吴所拥有的强大水军与发达的造船业,也给了东吴政权以莫大信心。那么,东吴的“舰队”到底有哪些“黑科技”?

平稳、吨位大、种类与数量繁多,是东吴战船的显著特点。《太平御览》称其为“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意思是说,东吴水军乘船犹如坐车骑马;哪怕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此时也成了平地。能做到这一步,离不开长江中下游地区造船业与手工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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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对敌作战的东吴水师。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就战船动力而言,考古研究表明,汉代主要以舵、橹、棹为主;但东吴时期的战船却多已使用船帆。《太平御览》引万震(吴丹阳太守)所著《南洲异物志》中记载,东吴海船已配备了“四帆”,根据风力大小与方向不同对船帆进行升降,就能利用侧向风疾速航行,同时也能保证船体的平稳与安全。此外,汉末时期还出现了“碇石”,孙权攻打黄祖时,后者曾在战船上增加“碇石”,用来保证船只在远离岸边后仍能保持相对平稳。这项“黑科技”,孙权在击败黄祖后自然能轻易获得。

纵观东吴的“大航海运动”,动辄上万乃至数万人,如此庞大规模催生出了一大批巨型战船。当时,东吴能批量生产“楼船”,最高可达五层,如“长安”“飞云”“盖海”都是闻名一时的巨型楼船,一次可容纳三千人乘坐。除了装人之外,东吴用来远航的商船,也同样能装载大批货物,《荆州土地记》记载“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换算成现代单位,东吴一艘商船便可载重数百吨。难怪,东吴能一次从辽东、高句丽运来上百匹战马。如此惊人的容量,自然对船体厚度与造船材料有着严格要求。上文所引周处《风土记》中提到的豫林,便以生产优质木材而闻名,这种产自江西一带的“豫材”,“皆以多曲理盘结为坚劲也”,非常适合建造大型船舶。

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友好贸易的前提。

因此,东吴不仅有大吨位的商船,也有分工明确的各种“战舰”。如充当主力的“斗舰”,其船舷边上带有高大、坚固的护墙,无惧各种冲击;又如“艨冲”,这种全身上下都蒙着厚厚牛皮的小型战船,船体狭窄,非但能轻松挡下敌人的枪林弹雨,也能快速地灵活游走,并从专门的射击孔中向外瞄准射箭。此外,还有更小、更快但数量惊人的“舸”,它能骚扰、干预敌方战船的行进路线,从而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东吴水军才能“制霸”东南沿海地区,并开展大规模航海运动。孙权还曾在秣陵、京口、武昌、温州、南昌等地设立多个造船基地;另外还有建安侯官(今福建福州)与广州番禺(今广州市)两地,主要生产大型船只,用以远航海外。至东吴灭亡时,西晋仅在吴都建业一地便缴获了5000余艘船只。东吴造船的规模与水军的发达,可见一斑。

参考资料:

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

2、许云樵:《康泰吴时外国传辑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71.3

3、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 2013.12

4、吴壮达:《台湾的开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5、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5

6、舍人亲王:《日本书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11

7、周维衍:《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

8、赵和曼:《<吴时外国传>考释》,《印支研究》,1983年第4期

9、张崇根:《三国孙吴经营台湾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后收录于氏著《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海峡出版社2013年版

10、叶哲明:《东吴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出海港口考析》,《东南文化》,199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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