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单是这一种颜色就将带领我们穿越从古希腊到西班牙征服南美洲再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漫长岁月。
附加在白或白色之上的不同意义范围极广,这暴露了在复杂的文本和被认为没有价值的简单视觉材料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是我们所熟知的。
白色把我们引到希腊和罗马的雕塑上来,它们既是西方艺术的源头,也是其最负盛名的形式。在19世纪,这些雕塑之美集中体现在其纯白的大理石材质上。
让这种说法不免有点尴尬的是,事实上这些雕塑是古代希腊人自己用底色较浅的涂料给上了色,这其实在1770年之后就已经为古典学者们所知晓。
但是到了19世纪,希腊雕塑被认为就应该是白色的,因为白色不仅表现了希腊人的高贵趣味,而且也表明了他们的“雅利安人”血统,白色还证明了古希腊人的视觉是黑白单色的。
这种信念是如此顽固,以至大英博物馆在1930年代,因为觉得其收藏的拆自雅典帕台农神庙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像”显得不够白,而不遗余力地统统清洗了一遍。
埃尔金大理石雕像:帕台农神庙的东面山墙
白色于是被认为表现了一种强烈的人体美。在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中,唯美主义者贵族亨利·沃顿勋爵把格雷比做一座古典雕像:
“他真是一个奇妙的典范,太不可思议了,这孩子…怎么都能塑造成绝妙的典范。他是那么优雅,有着孩童的洁白无瑕和古希腊雕像为我们保存下来的那种美。你把他塑成什么都成。可以把他塑成一个泰坦，也可以塑成一个男孩”。
白色表现了理想的人种类型。维多利亚时代的画家弗雷德里克·莱顿勋爵就露骨地说:
“在伯利克里时代的艺术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新的有着和谐形式的完美典范,完全是雅利安式的,我所知道的惟一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典范,偶或可以在另一支雅利安种系的妇女身上找到”。
这另一支雅利安种系,说的就是德意志人。在纳粹第三帝国时期,这种种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到了巅峰,结果是制造了大量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雕塑,以此来抗衡在它看来是“堕落的”现代艺术。
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地剔除同性吸引的因素,这也是他们的艺术为何缺乏生气的原因之一。然而即便如此,被压抑的东西也会冒出头来。
在莱妮·里芬施塔尔的影片《奥林匹亚》(1936)中,那个冗长的开始镜头先是停留在希腊雕像上,这些雕像接着活了起来,把奥林匹克火炬从雅典传递到柏林。这里明显暗示了雅利安种的人其完美典范在古代是希腊人,而现在则是德国人。
摄像机最钟情地予以描写的雕像之一是一座石膏像《巴比利尼的农神》,这是一具斜躺着的男性裸体,明显带有同性恋的意味。那座里芬施塔尔让其活起来的雕像——这就像是电影中的皮格马利翁神话——是《掷铁饼者》的仿造品,夸张的肌肉组织,完全是纳粹雕塑家阿诺·布雷克的那种风格,而不是希腊的风格,这一点电影本身已经表现得很清楚。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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