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今天是第110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在此首先祝广大女同胞们节日快乐。在过去的110年里，女性们凭借着聪明才智、勤劳勇敢，为促进男女平等、社会发展、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女性们更是凭借强大的消费能力，与商家们一起将妇女节打造成了女神节、女王节。这似乎印证了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傅里叶的这句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取得进步的同时，我们的一些男同胞们也在进步——娘炮、女性化、男扮女装。人民日报就曾发表题为《如何看待“阴柔之风盛行”、男子“娘化”》的文章，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更是在《三体》中描绘一个极度“娘化”的未来世界。
在中国古代社会（除魏晋），男扮女装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除表演、男风等特殊需求外），即使是在文学作品中也很难见到（除《镜花缘》等少数作品外）。不过，文学中的女扮男装现象倒是很常见，如花木兰、祝英台、谢小娥、卢梦梨和孟丽君等。
花木兰画本形象
此时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古代文学中的女性为何要女扮男装，现代社会的男性为何要男扮女装？这两个现象在本质上有多少相似之处，又有什么不同？
一、古代文学中女扮男装现象的原因古代文学中女扮男装的现象较为常见，如大家熟知的花木兰易装替父从军、祝英台易装求学和谢小娥易装复仇等。从故事的角度讲，女性之所以要女扮男装，都是因为男性身份可以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从创作的角度讲，女性之所以要女扮男装，一是反映女性地位的不平等；二是歌颂巾帼不让须眉的奇女子；三是出于审美的需要。其中前两点和解决实际问题是相通的，都是获取权力的需要。因此，下文分为两点进行讨论。
1. 获取权力的需要
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古代女性几乎没有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力，只能依附于男性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杰出的民间创作者、文人创作者想到了一个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女性获得参与社会事物的权力？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男扮女装。
清宫廷画家焦秉贞《仕女图》（局部）
在《木兰诗》中，花木兰面临着“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问题，于是选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梁祝》故事中，祝英台面临着“妇人不出阃域”的问题，于是女扮男装进入书院求学。在《谢小娥传》中，谢小娥面临“父与夫俱为盗所杀”的问题，于是选择女扮男装为父亲和丈夫报仇。
在《玉娇梨》中，卢梦梨面临“绝色佳人或制于父母，或误于媒妁”的问题，于是选择女扮男装私会苏友白以求爱。在《再生缘》中，孟丽君面临夫家被陷害且“御赐成婚事”的问题，于是选择女扮男装以求功名。
孟丽君戏剧形象
从军、求学、复仇、求偶、求功名，古代社会并没有赋予女性这些权力。而当女性们需要这些权力以应对现实问题之时，唯有将自己伪装成男性。
2. 审美需要
从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开始，中国文学就形成了一种男性文人以女性自喻的传统。屈原在《离骚》中以香草美人自喻，曹植在《洛神赋》中以洛神自喻，后代诗人也多在闺怨诗中以怨女自喻。
屈原画像
在这些诗作中，女性的美貌往往代表着作者的才能、德行，而女性的阴柔、愁怨则代表着作者的不得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女性化心态并不会促使作者在现实中做出女性化的行为。因为屈原、曹植和其他不得志的诗人们，只是借女性发牢骚，他们希望的是以男性身份建功立业，这种女性化仅限于审美、抒情。
另一方面，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美男”，男性有着“昳丽”的形貌是被赞赏的，如邹忌便曾与城北徐公比美。在才子佳人类的故事中，男主角更是几乎无一例外被塑造成“美男”，如《玉娇梨》中“美如冠玉，润比明珠”的苏友白，《再生缘》中“面映梨花含夜语”的皇甫少华，《红楼梦》中“面若中秋之月”的贾宝玉。
贾宝玉影视形象
原本貌美的女性装扮成男性，无疑是最为理想的美男。事实上，作者在描写女扮男装的人物之时，往往也会指出这个人美得像女子一样，如《玉娇梨》中对卢梦梨的描写：走出一个少年，只好十五六岁，头带一顶弱冠，身穿一领紫衣，生得唇红齿白，目秀眉清，就如娇女一般。
二、现代社会男扮女装的原因“娘化”现象，一般指男子穿着女性服饰或进行装扮后达到女性化外貌，比如某某、某某某男星。在《三体·黑暗森林》中，刘慈欣更是警示性地描绘了一个极度“娘化”的社会：
程心看看那几个人，她(他)们面容白嫩姣好，长发披肩，身材苗条柔软，仿佛骨头都是香蕉做的，举止是那么优雅轻柔，说话声音随着微风传过来，细软而甜美……在她的时代，这些人在女人中也都属于女人味最浓的那一类。
《黑暗森林》封面
娇美、柔弱、优雅，这些特点无疑是符合一般的审美标准。当然，“娘化”背后除了审美需求之外，还有个性化表达的需求。
1. 审美需要
人民日报海报版在针对“娘化”现象的述评中曾指出：这种“娘化”现象并非近些年才出现，也不是现代才有。确实如此，古代社会中因表演、男风等需求而产生的男扮女装现象也属于“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除男风极为盛行的魏晋之外，男扮女装现象从未在古代社会中大面积出现。
因为传统的审美意识虽然对男性提出了“美男”的要求，但“美”首先要建立在“男”的基础之上。这很好理解，因为古代是以男性为主导的，若非万不得已（成为伶人、男宠或太监），谁也不会想要丧失自己的男性身份。
现代的“娘化”现象，其背后的审美意识则更为复杂。它和娱乐文化中“颜值为王”的准则有关，和二次元、耽美等亚文化中性别被模糊有关，也和女性主导消费市场有关。其中，第二点可以说是一种主动性的审美需要；娱乐文化、消费市场影响下的“娘化”本身是一种被动性的审美需要，但它又会使一些青少年产生主动性的审美需要。
某男星曾引起很大争议
通俗点来说，就是青少年和女性爱看“娘化”的男人，于是消费市场就包装出一批迎合这种审美需求的明星，而这些“娘化”的明星又会对青少年的审美意识产生影响，使他们心生效仿之意。
2. 个性化需要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娘化”是一种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亚文化。它对应的是文化多元背景下的个性化需要，是小众反抗大众的体现，是边缘圈子表达自我的方式。事实上，现代社会也有不少女性选择走中性路线，“娘化”和“男化”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少数靠“娘”成为明星而受大众追捧的人之外，“娘化”的男性一般都会被主流社会所排斥。但是，这往往并不会使被排斥者感到绝望，反而会促使他们心生战意、组成边缘圈子报团取暖，因为他们本身在现实中往往是孤独的。最为典型的就是成长过程中的青少年，感觉自己独一无二、感觉这世界格格不入。
cosplay
上一小节中提到的“二次元、耽美等亚文化”圈子，它们中存在大量模糊性别的现象，但那些性别被模糊的男性看起来又是那么美好，于是许多孤独的青少年便心生效仿之意。比如在cosplay中，青少年动漫爱好者往往会装扮成女性人物，以此获得审美上的愉悦及完成个性化的表达。
因此，作为个性化需要的“娘化”往往因孤独而生，“娘化”只是一种释放、解脱、抗争孤独的方式。但这种抗争，往往又会使反抗者陷入更为孤独的境地，如越来越难以融入现实社会、正常的秩序中。
三、古代女扮男装和现代男扮女装的异同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发现古代文学中的女扮男装对应着两种需求：获取权力的需求和审美需求；现代男性的男扮女装也对应着两种需求：审美需求和个性化需求。
古代文学中女扮男装的审美需求是一种上层文人的精英意识；现代男性男扮女装的审美需求则更为复杂，它既是对传统审美意识的继承，也受到了娱乐文化、二次元文化和耽美文化等多种亚文化的影响。二者都是对美的认同与追寻，这是它们的相同之处。不过也存在一些不同，古代“美男”的审美标准纯粹是出于美的考虑，是较为严肃的；而现代的“娘化”则更为娱乐化及庸俗化。
潘安形象
获取权力的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则大相径庭，截然不同。古代女性因男女不平等而被“监禁”在围墙之内，无法参与社会事务，她们女扮男装获取权力往往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如花木兰解决的是参军的问题、祝英台解决的是上学的问题、卢梦梨解决的是求偶的问题、孟丽君解决的是参加科举的问题。
而个性化需求却往往表现为脱离正常秩序，在现实生活中给自己带来障碍。为了融入社会的“娘化”往往都不是个性化需求，而是出于利益考虑的伪装，比如在游戏中伪装成女性以获取男性照顾，比如在网络上将自身伪装成女性以博得男性好感以骗取钱财。
当然，我们并不能认为出于个性化需求的“娘化”是没事找事，因为它也解决自我表达的问题和反抗孤独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并非是社会事务性质的，而是心理性质的。
从解决社会性问题到解决心理性问题，这种转变和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一致的。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往期的自我与社会》一书中所说的：
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在后传统社会，生活政治逐渐取代解放政治而占据主流地位，因而出现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型。
安东尼·吉登斯
不难看出，古代女性为获取权力而女扮男装对应的正是社会性质的解放问题，而当今的男扮女装对应的则是更为个人化的生活方式问题。当然，有此理论作为支撑并不意味着所有个人化的需求都是应当被赞扬的，因为现代性本身就蕴藏着种种危险。
结语：
“娘化”现象和现代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它本身具有审美、个性化方面的合理需求。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本应对这种现象持宽容、接纳的态度，但值得警醒的是：在娱乐文化的推动之下，商业性质的“娘化”现象正向各领域侵蚀，如某某演科幻片中的军人、某某某打篮球等。
小新认为，我们应当宽容出于审美、个性化表达需求的“娘化”，但绝不应该去追捧。而现在的问题是，娱乐、消费市场正在大量包装、制造“娘化”偶像，这是不健康的。
（谢谢阅读，欢迎交流讨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