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晓有一个同样牛的父亲—作家都现民。但这两牛人都不看好对方，甚至，他们整整3年没说过一句话，都晓8年没回过一次家……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都晓才顿悟，他所有的辉煌与荣光，都是因为翻越了父亲这座山，站在了父亲的肩膀上。
日前，都晓接受记者采访时，用独特的视角解读他所经历和领悟的父子关系。他说：“很多父亲会和孩子对峙、对抗，甚至彼此仇视。父亲一方面期望孩子传承、超越自己，另一方面出于雄性的本能又害怕被打败，父子关系通常就在这种矛盾中磨砺、成长，直至终于相互理解、接受……但愿我的故事，能让更多人早日读懂自己的父亲。”
两个孩子的对峙：散淡的父亲，冒险的儿子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里就是一座高高的山，让我仰望。可很快我发现，我要走出去看世界，必须翻过这座山。父亲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他的成就、喜恶来衡量我，也就转而成了我最大的阻碍。
我1965年出生，家里有四兄妹，我是老大。父亲在河南省洛阳市文化馆做编剧，写的《太白清宫》拿过全省戏曲汇演一等奖。那时候剧团几乎每天都在排他的戏。
但事业风声水起的父亲其实是个很孩子气的人，喜欢自由、闲适的生活。
和父亲的性格截然不同，我很小就喜欢瞎折腾。读初中时，我就开始偷偷摸摸地抽烟。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用一种从未有过的严肃口吻训斥我说：“以后不准这样。”父亲的话反而让我很有成就感，不久后的一天，我又用一把火钳把头发烫成了小波浪卷。父亲发现后再次变了脸，让我快点理掉。过了几天，父亲问：“你怎么还没理？”说着便拿着剪刀向我走过来，我急了，劈手把剪刀夺过来，“啪”地扔到了窗外。结果第二天我放学时，父亲直接堵在校门口，把我领到了理发店。我还是倔着不肯就范，要冲出去。这下他终于怒了，一把将我按在椅子上说：“你再动？再动我打你。”
因为我的叛逆，父亲渐渐不怎么看好我，总赌气似的对母亲抱怨：“这孩子太浮躁、不稳重，将来不闯祸，不拖累家里就好。”父亲越这么说，我越不服气，总想显得与众不同，让他认同我。高二时父亲生病住院了，我在医院陪他，为了给父亲解闷，也为了卖弄，我想了一句诗“春风抚慰大地绿”，我说，你觉得怎么样？父亲说，什么抚慰？抚慰什么？我说，抚慰就是安慰的意思。父亲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翻身睡了。
父亲对我的轻视，让我很受打击。我心里想，你不就是会写东西吗？我也要好好写，将来超过你。我明白要当作家的话，必须要先考上大学。我很努力地读书，高考时平时成绩不怎么样的我，居然超过了一本线28分。我很骄傲地去问父亲我该报什么学校，父亲不屑一顾地说：“你自己选吧。”结果因为没经验，我被录取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后来看到分数比我低的一个同学都上了北大中文系，我心里那个憋屈啊，觉得要是父亲指点一下自己，人生也许就完全不同了。可是父亲不这样看，他还是觉得以我的性格，说不定哪天就会出事，所以读什么学校根本不重要。
父亲越这样，我越憋着口气要做好，好到让他没法再轻视我。抱着这种心理，大学4年我更加用功，暑假看书时家里蚊子多，我就拎一桶水，把双脚泡在里面，十几天下来腿都泡肿了。
毕业后我顺利地分配到了河南电视台，成了一名记者。上班第一年，我就跟着团队去拍摄黄河漂流。这种漂流很危险，有3个队友就在我眼皮底下，从船上摔下去死掉了。但我还是坚持下来，足足跟拍了半个月。这个报道后来得了全国好新闻奖。这样的奖当时很难拿，台里两三年才能拿一个，可想而知多么轰动。可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的第一反应仍然是：“你真不知死活，漂流这么危险的事，你也敢做！”
我对父亲彻底寒心了，之后整整3年，我没和他再说一句话。
一对仇人的战争：儿子向前，父亲向后
但我还真被父亲说中了。
1990年，单位重用表现突出的我，让我去拍电视剧。没想到片子拍出来后，领导觉得调子太灰暗，在职工大会上公开批评我思想不积极。我一夜间成了反面教材，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尽管这时我和父亲仍处于冷战，他还是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打电话给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做事？”我说你别管我。他说我再不管你，你就真得进监狱。他语气里甚至有些得意，就像小孩子赢了一次石头剪刀布。
父亲的态度让我难以忍受，也特别不甘心。没有剧本可写，采访也不多，我就自己写起了小说。
之后，《福建文学》刊发了我的小说《买卖场》。文章是用我奶奶及奶奶的父母做原型写的，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一天上午，我正在家休息，敲门声“咚咚”响了，居然是久未谋面的父亲。他说他开会经过郑州，顺路来看看我，说着目光就落到我书桌的一堆杂志上。“父亲一定是知道我写小说出名了，觉得我很争气，这么多年的辛苦总算没白费。”我一边美滋滋地想，一边把那堆杂志递到他手里。他翻了几下，欲言又止。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因为下午我要上班，吃完饭我就跟他说：“老爹，我先走了。”这时他望望我，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这个小说创作啊，我最反对的，就是卖家丑。”原来父亲认为我不该写家族里的那些事，认为这是靠不正当的方式博眼球，是很危险的做法，所以专程来教训我。
在父亲心里我永远是一个危险分子！他永远在用对待敌人般的挑剔、轻视，乃至仇视的目光审视我。从这时候起，我放弃了让他认同我的念头，也不再愿意回家了。
不久，我拍的电视剧《太阳暖融融》获得了当年的电影电视剧飞天奖，紧接着我又拍了《颍河故事》，又获得了飞天奖，以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我变成了全国有名的大红人。而这时候，随着戏曲的没落，父亲的名声也不再那么响亮。两相比较，父亲的失落可想而知，他不愿意对我说一句肯定的话，就像小孩子不愿意向对手低头一样。但私底下他还是以我为骄傲的，1997年，我拍摄的《红旗渠》获得了飞天奖及“五个一”工程奖后，他还亲自在报纸上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他对我的认同还体现在开始不断地托我为老家人办事。那些老家人都在跑贷款，搞投资，他就不断地要求我去银行找人，而那时正是我工作最忙碌的时候，哪有时间管这些。他觉得我找借口，不讲亲情，我们不断地为了类似的事争吵，我也继续不回家。
父亲在我心里不再是那座高高的山，我觉得无论从事业上还是从做人的方式来看，他都老了，糊涂了，成了阻拦我的最大拖累。但父亲并不知道我的想法。
有一次，一个远房亲戚托他跑贷款，给父亲带了一大包自产的红薯、粉条，又每天在家里帮着母亲做家务。父亲深受感动，拼了老命地天天催我。我只好找到一个副行长，给他贷了27万。这笔钱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不料，这人投资开的工厂因为污染严重，被当地人告到法院，厂子被关闭了。他自己也得了绝症，很快撒手人寰。这样一来，贷款便成了坏账，弄得我那位朋友没法交差，被撤职了。
我的内疚和自责，可想而知。
“有这样的爹吗？害得我都没法做人了！”这件事成了我心里迈不过的坎儿。不久后父亲生日，母亲多次打电话让我回去，我都没有回家。直到两年后父亲被派到青海工作，母亲也随行，我送弟妹去青海看他们，这才算回了一次家。而到这时，我已有整整8年没有踏进家门一步。
2003年，父亲退休了。本来他可以直接回北京安享晚年，但他却回了老家，在原来的宅基地修了一栋全村最豪华的楼房。而那时候，我和父亲恰恰相反，一心要往外走，要去更高更远的天空。我开始把视角拓展得更远，导演了《纽约丽人》等多部以国外为生活背景的电视剧。一段时间下来，全球的绝大部分国家，除了正在打仗的几个国家，我几乎都跑遍了。
我们相互觉得对方的生活方式不可理喻。父亲说我：“你怎么老是跑来跑去？都多大的人了还不安分。”我说父亲：“你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修那么大房子干吗？说不定几个月后你就住不下去了。”
事实证明还是我说对了，不到一年，父亲就离开了老家。因为在那里，他每天闲来无事就在村子里转，巴望着有人陪他聊天。可现在的人生存压力多大啊，都要忙着讨生活，谁有闲情陪他？
但我们的关系并未就此缓和，反而一下子就到了风口浪尖。因为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我辞职了。在别人眼里，我正是年富力强、前途无限时。可我不愿人生就这样一天天重复从前，想抓住最后的机会自己创业，领略另一个世界的风景。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父亲更是完全无法接受我的做法。他愤怒地说：“你要不回去上班，就不是我儿子。”
两代人的领悟：共同逐梦的人生才精彩
我当然还是没回去上班。2004年底，我开始当独立制片人。2007年，我投资拍摄的古装电视剧《少林寺传奇第一部：乱世英雄》获得全国13个地方电视台收视冠军，并在20多家海外电视台播出。
为此，我付出的辛苦是难以想象的。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吃着盒饭，突然胸口一阵发闷，紧接着咳出一大口鲜血。下飞机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本来就有支气管扩张，又体力透支免疫力下降，导致细菌感染咳血，让我最好住院休养一段时间。可我哪有时间啊，让医生开了点药就继续奔波。
因为吃不消这样的高速作战，团队里不断有人退出。2009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紧张拍摄《少林寺传奇》第二部时，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他不等我开口，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数落：“你每天都瞎整些啥？再这样弄，有你孤家寡人的时候。”原来，有人向他告状，说我很难伺候，因为我经常变主意，今天拍明天改，简直都要被我整成神经病了。我说：“这不是跟你写小说一样嘛，写一段觉得不好，又推翻了重写。”但父亲像没有听到我的解释，仍然顺着自己的思路发挥：“你这不是故意折腾人吗？做人要厚道，你以前做人就有问题……”我觉得父亲完全是无理取闹，没等他说完便把电话挂了。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父亲竟出现在了我面前。不过他看着我，好半天只憋出一句话：“别人受不了，我看你自己也受不了，你也要注意身体。”我从父亲背后的镜子里看了看，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又黑又瘦，满脸胡子拉碴、眼眶深陷，与以前那个敦实的柱子般的汉子判若两人。父亲说完就走了，我却一直站在原地。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暴风骤雨的准备，他这样从未有过的温情让我无措。我第一次觉得，他对我也许并没有那么坏，只是我们之间有误会而已。
2012年11月的一天，我在北京办事，顺路去父母家里。母亲开门后，我看到父亲坐在客厅里，电视屏幕上正播着我的《少林寺传奇》。见到我，他手忙脚乱地去摁遥控器，大约是想换台以便掩饰什么。但因为是用碟片播的，他的手指又因为年纪大了总发抖，一下子换不过来。他只好摊摊手，带着点自嘲望着我，神色有尴尬，也有无奈。就是这一瞬，我强烈地感觉，父亲彻底老了，我已经翻越了他这座山。他在为有我这样的儿子而自豪，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充满了被超越的挫败和苦恼。
也就是这一瞬，往事电光火石般被照亮，他其实一直是爱我的，不然不会这样时刻关注我。他的放任也好、苛责也好、冷淡也好，都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我铺路；他可能有很多不对或不当，我们可能还是会争吵、敌对，但他在我生命中永远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呆立半晌，我用从未有过的温和的声音说道：“老爹，我拍得不好的地方，您多指点。”“好，好！”父亲连声说，声音一下子响亮起来。
不久之后我去非洲拍片。在卢旺达的一个部落，我和摄影师在一个当地导游的带领下走着走着，突然跳出一大群土著，手里拿着刀、叉等武器，将我们团团围住，嘴里不停地呐喊着。导游紧张得脸都白了，声音也一直发抖，不停地向他们解释什么。原来，这些土著准备把我们抓去把皮剥掉做人皮鼓。因为他们认为用人皮做的鼓敲得最响，而且用人皮做鼓在当地是不违法的。直到听导游说我们来自中国，而且是拍电视的“大人物”，他们才终于放下了武器。
死里逃生出来，回到酒店我还满身冷汗。我拿出手机，下意识地拨了一个号码，接通，那头竟是父亲。我以为我会打给妻子或者母亲，但在这样特别的时刻我竟然会第一个打给父亲。原来，不仅父亲是爱我的，我也是爱他的，不然，我为什么会第一个电话打给他？我的骨子里流着的是他的血，我的创作来自他的传承，连我的倔强、偏激其实都与他息息相关。不管我有多少年不和他说话，多少年不回家，那份血脉相连的亲情，从来就没有真正隔断过。
为了更好地表达对父亲的爱，我决定请他给我写个剧本。这样一来他可以打发时间，二来也算是让他发挥余热。父亲高兴极了，很快就加班加点把本子弄了出来。让我头大的是，由于父亲没什么写电视剧本的经验，作品并不是很合适。怎么办呢？我挑了一个周末专门回家，趁着他心情好的时候，字斟句酌地建议他把本子改一改。尽管我措辞非常委婉，他还是一听就火了，很不服气地说：“怎么拍不了？我觉得肯定行。”他又托了一个朋友给我做工作，就是不肯改。他不改，我也没法强制他，但也不敢拍，剧本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让我大跌眼镜的是，2013年6月的一天，我在香港国际机场候机，突然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看上去很大气的书，书名叫《弄权者》，顺手拿过来一翻，竟然看到署着“都现民”三个字。父亲什么时候又写书了？而且看样子还卖得挺火！我赶紧打电话给父亲，他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好几家影视公司都在联系我，这部小说马上就要拍成连续剧了。”言语间透着孩子般的快乐和得意。“您真是宝刀未老啊！”我由衷地说。我感到自己对父亲的认识也在不断刷新，他远比我想象的聪明得多，也坚强得多，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年纪，只要有足够的毅力和勇气，人生总会有很多精彩。
如今，父亲的《弄权者》在拍摄中，他又在动手写作另一部电视剧《小米加步枪》。用他的话说：“以前是儿子跟着我赶，如今是我跟着儿子赶，一家人嘛，谁也不能太落后。”
我们仍然是对手是敌人，我们见面还是会吵架。只是我们彼此更理解对方了，更愿意为对方着想了。每次吵完后，我在出门前都会说：“老爹，我刚刚态度不好，您别放在心上。”父亲就会爽朗地笑着说：“自己儿子我哪会那么小气。”说完，他的脸上闪过如同小学生比赛胜利后的小兴奋。我不禁在心底暗暗发笑：老爹，放心吧，你始终是赢家！
我很庆幸，在多年之后终于读懂了父爱，能不留遗憾地用心陪伴他，和父亲更默契地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