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外网
资料图：法国大罢工（图源：新华网）
【编者按】
2019年，是国际关系史上波诡云谲、变局频现的一年。
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更加尖锐，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逆流涌动，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四处横行；从亚洲到中东，从欧洲到拉美，一系列热点此起彼伏，一连串的国家动荡频发，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蔓延，国际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然而，面对这个乱象丛生的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依然在曲折中负重前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破茧而出。
时至岁末，海外网推出年终系列国际评论，回望“大变局中的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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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堪称世界史的“民粹之年”。从民主发达地区的法国，到秩序动荡的中东黎巴嫩，再到颇具潜力的南美智利，或因燃油税调整，或因向社交媒体用户征收新税，或因地铁票价上涨，所在国家的大批市民通过网络动员与线下串联，大规模聚集街头，实施暴力破坏活动，直接导致这些国家的法治秩序遭受严重冲击，改革议程停滞，经济社会秩序的调整周期与成本飙升。此外，英国伦敦、美国纽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中国香港等地亦出现了类似的极端社会抗争运动。这些民众抗议活动早已超出通常的法治与民主范畴，演变为不满群体的泄愤暴力。这些与民主法治秩序的“脱轨”行为很难通过“民主”的宏大叙事予以正当化，而显著地呈现民粹主义的逻辑、现象与破坏性。
这种“民粹主义全球化”现象有五个共同特征：其一，暴力抗争普遍借助了西方民主理念，并滥用了民主制度提供的政治自由空间；其二，普遍采取大规模违法行为对执政当局施加超限压力，逼迫采取重大政治改革措施以回应这些不满群体的要求，法治与代议民主的程序理性遭到严重侵蚀；其三，有着日益显著的外部干预和国际网络相互学习模仿的倾向；其四，本土主义基础上的反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对全球化不公正秩序的抗议导致了普遍的“本国（本地）优先”政治正确话语的确立，危害全球化的基础秩序与可持续性；其五，这些抗争行动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网络时代社运领导特征，甚至有着区块链技术的某种运用，造成常规警察权应对、政治谈判与秩序重建的巨大困难。
事实上，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一波的“民主民粹化”与普遍的社会抗争，和欧美世界“源头秩序”的自我批判和衰退有关，典型的事件就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孤立主义”在英国的主导性，代表了一种民族国家思维对全球化共同体思维的抗争与逆袭。特朗普主义则代表了美国国家利益对帝国利益及全球化秩序的检讨与背反。
英美世界是二战后全球化秩序的主导性力量，以英语、普通法、跨国金融及人权主义传媒体系为核心支柱的英美范式是理解当代全球治理秩序的中心线索。然而，这一普遍性体系的维持是高成本的，英国不愿意分担欧盟一体化的成本，美国不愿意继续“补贴”居高不下的全球治理成本，英美利益集团与统治精英决心通过“脱欧”、退群、贸易战、防卫费分摊及构筑新冷战体系追求霸权延续。作为“源头秩序”，英美的衰退也是令民粹主义呈现全球化态势的重要原因。
对民主民粹化的原理与破坏性，古典哲学家有着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无论是柏拉图的僭主政体，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暴民政体，都来自于民主政体的腐化堕落。但是，曾经的古典教诲似乎早已湮没在民主与民粹混淆不清的当代政治世界之中，对民主民粹化的风险与破坏性，西方政客与媒体从未加以严肃的讨论、提示与控制，甚至其本国的民主政治亦遭受反噬。
面对民主民粹化带来的极端反权威、反全球化、反法治甚至侵蚀人类共同道德底线的破坏性，人们在2019年底的特别时刻确实应当好好反思：持续性暴力和袭击不同意见群体真的符合民主规范原理吗？暴力胁迫与破坏下的压力政治及选举真的能够传递出民主理性所追求的公意吗？从英美源头到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单纯的西方民主化能够提供稳健巩固的自由秩序与发展基础吗？
总之，2019年的“民粹之年”是西方秩序出现的逆全球化与民主民粹化整体逆潮运动的衍生现象，是对民主民粹化风险与破坏性在理论、制度和媒体环境中长期遮蔽与回避累积而成的治理性痼疾。民粹化的世界有着破坏一切美好价值与生活秩序的危害性，必须是全世界认识到共同威胁，以法治与社会理性参与的协同方式加以精准治理，方可从国内法治与全球治理层面寻求秩序重建。
如果西方民主的“源头”国家任民粹蔓延，冷战再起，自私自利，其结果不仅是破坏全球化与法治，更是反噬自身秩序与发展前景的帮凶。民粹主义全球化起于西方世界的民主放纵与责任衰退，其治理也必须是西方世界承担起充分的理性责任，与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遏制民粹化蔓延，负责任地界定和维护民主与法治的观念平衡和秩序边界。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海外网智库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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