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伟：天下为公的国片之父
在近代广东文化产业史的群星中，有这样璀璨的一颗——
他原籍广东，出生于日本，曾是“同盟会”成员，资助过黄花岗起义，提出“电影救国论”名震海内。民国成立之后，他弃官从艺，积极将“电影救国”投身实践，拍摄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蔡公时》与《勋业千秋》等一系列政治纪录片，抗战时更因冒死拍摄的纪录片《淞沪抗战纪实》获得无上声誉，被电影史学界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
但与此同时，他也是近代广东电影史的领军人物。因为当时港英政府的迫害，他不得不将摄影公司设在广州西关。筹备巨资所拍摄的电影《胭脂》、《木兰从军》在当时都颇具影响，成为当时具备世界水准的“大片”，使其一跃成为“民国四大导演”之一。
▲黎民伟（1893-1953），早期电影开拓者，编剧、导演，中国电影先驱之一，有“香港电影之父”之称
当然，之于他而言，一生中所获得最“牛气”的题词当是一九二零年代国父孙中山先生赠给他的墨宝：“天下为公”。这四个字成为了孙中山先生毕生最负盛名的题词之一，曾被镌刻在南京中山陵的正门上，并视作“中山精神”世代流传。
他毕生只爱两个词：一是革命，一是电影。
他的名字仿佛见证了广东乃至中国近代文化产业史的特点：一部波澜壮阔的近代文化产业史，恰是无数个黎民百姓所造就的巍然伟业。
没错，他叫黎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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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晚清热爱政治的都市文化人有，但是不多，至于像黎民伟这样愿意用道具箱装枪支支援黄花岗起义的人，应该只有一个。因为这种事情一旦败露，就是株连九族的死罪。
他此时有三个身份：同盟会会员、香港第一个话剧团体“清平乐白话剧社”的负责人与一家米店的老板。
用一位电影史研究学者的话说：第一个身份是信仰，第二个身份是爱好，第三个身份是谋生。
这三个身份似乎与一个少年的身份不相符合，但十八岁的黎民伟却全都拥有。
大约是十年前的一个冬季，我在中文大学山道上的公寓里，偶然读到这段史料，不禁为黎民伟而感叹。十八岁的少年，竟然已经决定要做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家——而且他也这样做了，这成为了他的成人礼。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1913年，孙中山派遣昔日同盟会香港负责人、曾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司司长的陈少白来香港，邀请黎民伟“北上参政”。面对高官厚禄，黎民伟摇摇头拒绝了，他决定做一个靠本事吃饭的电影人。
完成这次华丽的转身的黎民伟，不过二十出头。而且他还写下了“电影有关扬善惩恶、移风易俗之功，可以作为辅助教育，改良社会之用”的警示名言。
这真令我这个三十岁的人汗颜。
就在这一年，一个名叫本杰明•布拉斯基的美籍俄裔电影经纪人拜访了黎民伟，他是“上海亚细亚电影公司”的创办人，想和有着电影梦的黎民伟合作拍一部电影。
▲黎民伟与黃宗霑
在艺术与政治之间，黎民伟毅然选择了前者。还是这一年，黎民伟将“清平乐白剧社”改组为“人我镜”剧社，并开始拍摄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清平乐白剧社”，意在“扫平满清”，这当然是黎民伟的创意。只是1913年乃是中华民国三年，清廷早已退位，剧社改名，也是情理之中了。
艺术史界公认，1913年是世界艺术的重要转折点。
法国历史学家弗洛里安•伊利斯曾如是描述：“1913，如鲜花怒放、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一年，而堕落的种子已悄然萌发。在文学、艺术和音乐方面，所有的极端情绪都在肆意燃烧自己，仿佛再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被国际战争、跨国贸易与独立革命运动一起卷入到全球化的现代中国，艺术家们当然不甘示弱，纷纷在现代艺术的旗帜下汇集。就在这一年，另一位广东人郑正秋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
黎民伟并不知道就在离他咫尺之远的附近，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已经问世。毕竟他所拍摄的电影投资极少，根本谈不上和谁竞争，布拉斯基仅仅只是提供一些设备而已，而演员只有三人——他的哥哥黎北海、女友严珊珊以及黎民伟本人，黎北海担任导演，黎民伟负责编剧，因为演员人手不够，竟由黎民伟本人反串饰演庄子的妻子。
这种近似于“自娱自乐”的演出，当然不可能指望有票房，甚至连公开放映的机会都几乎为零。但就是这部电影，奠定了香港电影日后发展的基调——戏曲与电影的混合。
在《庄子试妻》中，大量的粤剧表演被搬上荧幕。形成了中国传统舞台文化产业与现代视听文化产业在形式上的对接，为后世香港电影的发展奠定了风格。从此开始，粤剧成为了香港电影中的一味必不可少的“调味剂”。1923年，黎民伟兄弟成立“香港民新电影公司”，准备在香港大干一番。
可惜的是，黎民伟的梦想伴随着大时代的风起云涌，不得不戛然而止。
一九二零年代，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讨伐英美列强扶持的军阀孙传芳、吴佩孚。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自然对于国民党元老黎民伟又怕又恨，生怕他借此机会在香港“二度革命”，于是港英政府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把黎民伟兄弟“驱赶出港”了。
这次的被迫离开香港，看似是一场政治迫害，却在不经意之间成全了黎民伟，成全了广东近代文化产业史，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黎民伟和林楚楚合作《复活的玫瑰》(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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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广州人有一句话：食在广州，味在西关。
笔者认为，西关之味，更在于它值得回味的历史沉淀。
西关是广州近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它原属于康有为的家乡南海县，即今天的荔湾区。宋元明三朝，西关因鱼虾交易而闻名南粤。
但自康熙年间开始，珠江畔的“十三行”始有对外贸易，太平军兴之后，恩宁路的“八和会馆”（又称“吉庆公所”）成为了中国舞台文化产业经纪机构的先驱；而沙面的租界区又给广州带来了舶来的都市文明；“上下九”的书画古玩市场与晚清文人墨客云集的荔湾湖逐渐丰富了西关的文脉——这些历史风景均在“西关”地带，因此西关自然也成为了近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历史起点与外贸外事的南方重镇。
黎民伟被迫从香港回到广州，他将西关首选为电影拍摄场地。
正如前文所述，西关虽有粤剧的早期产业化，但无电影拍摄。
1924年，电影已经进入中国十余年，在另一个开埠口岸城市上海，电影制作、放映业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准，且在亚洲居于领先地位。但之于广州而言，电影拍摄、制作仍然几乎为零。
黎民伟决定：以西关为中心，让广州拥有自己的电影业。
近代广东电影史的大幕，由此徐徐拉开。
虽然都是“五口通商”之城，但当时的广东却与上海不同。作为十里洋场的上海，它被租界的“工部局”、青红帮的“上海总商会”与国民政府的“上海特别市政府”三家不同的机构同时控制。
正如古希腊人所说，一个奴隶如果有三个主人，它便是自由人。
上海的文化、经济、贸易便在权力的真空地带疯狂发展，市场的自由度达到极值，商业化的文化人远离政治，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却成为了“兵家必争”的华南政治中心，孙中山、陈炯明、陆荣廷、陈铭枢、陈济棠等各班人马风起云涌，北伐中心黄埔军校便设在广州，如此亲近政治的是非之地，黎民伟想在这里做出上海滩或香港的市场化电影，几乎不可能。
中国艺术理论有一句话，叫“穷而后工”，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越是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开出的花，则越绚烂。”
当时的上海，当然是非常适合电影业发展的沃土；而当时的广州，在许多电影人看来可以说是“恶土”，黎民伟偏偏选在这里。
我想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他看重了这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广州的外贸外事毕竟比上海要早数百年；二是他毕生的革命信仰，他要用自己最擅长的电影艺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沙漠里这朵鲜花，正在预谋着如何绚烂绽放。
▲孙中山先生赠黎民伟书法
纪录片！
现在已经没有史料（包括黎民伟的日记）来证明，黎民伟如何选择了这样一种电影模式。人类最早的纪录片，是1922年拍摄完成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这部纪录片拍摄了哈德孙湾爱斯基摩人的日常生活，被看作是人类进入纪录片时代的开端。
早在1923年，客居香港的黎民伟便远赴日本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纪录片《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但这部纪录片只是他“临时接活”，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性。
1924年1月，黎民伟又拍摄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这部纪录片赋予了黎民伟卓异的艺术灵感。当他定居广州之后，他以孙中山为中心，以政治纪录片为艺术追求，当之无愧成为了中国纪录片之父。
要问黎民伟拍摄了多少纪录片？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回答，据不完全统计，应有《孙中山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廖仲恺先生为广东兵工厂青年工人学校开幕》、《孙大元帅出巡广东北江记》、《孙中山先生北上》、《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之典礼》等数十部之多。
孙中山先生病逝之后，黎民伟又专门制作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全片长达一个半小时，是孙中山先生一生所有纪录片镜头的集锦，为一代伟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那么，黎民伟哪部纪录片最精彩呢？
这个问题，电影史研究界一直有争论，但无定论。笔者认为，黎民伟最精彩的两部纪录片，一部是为抗日烈士蔡公时拍摄的纪录片《蔡公时》，从片名就能看出来，这部纪录片不但内容与时俱进、弘扬抗日，且不再是先前简单的会议、阅兵与典礼记录，而是有着一定艺术手法的纪录片，可以说是黎民伟在纪录片领域的成熟。
拍摄《蔡公时》时，蔡公时已经在济南牺牲，人死不能复生，怎么办？黎民伟灵机一动，请酷肖蔡公时的演员邢大同出马，复原蔡公时生前宁死不失节的壮烈场景，并在当中穿插当时的新闻片，从而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影片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经常看纪录片的朋友应当知道，黎民伟首创的这一“复原场景”的拍摄技法，在当下国内主流纪录片的拍摄中仍广泛应用。
▲蔡公时（1881—1928），江西省九江市人；早年以讲学为名，宣传进步民族思想，后去日本学习，结识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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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为广东人的黎民伟，在广州实现了他的两大理想：革命与电影。
凭借着在家乡打下的基础，他将“民新电影公司”开到了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拍摄纪录片出身的黎民伟，在骨子里并不热衷于都市霓虹下的“摩登时代”，而是渴望用电影的手法来记录历史、启蒙民众。
因此我认为，革命者、电影人这两个身份，一直在黎民伟的精神世界里“打架”，多数时候，“革命者”这个身份占了上风。所以在1949年之后，官方修订的中国电影史里对于民国电影导演，总体评价不太高，唯独对黎民伟以“电影工作者”称之。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纪录片导演却难以成为一个电影人的职业。一是当时中国政坛可谓是波谲云诡，党派斗争激烈，又有外敌入侵，政治风险相当大，稍有不慎，可能就会沦为阶下囚；二是纪录片观众当然有限，辛辛苦苦拍出来，或许根本收不回成本。因此，如果不拍商业片，导演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
黎民伟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对于他来说，这种选择好似当年在“革命”与“电影”之间的艰难抉择一样，只是他这次又选择了“中间道路”——要拍有档次的商业片，决不与沪上那些商业片一样，靠男欢女爱、卿卿我我赚票房。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黎民伟就在这方面做过尝试。譬如拍摄《战地情天》时，他不惜动用自己在政坛、军界的朋友，请求调动真正的军队来参与拍摄，一时果然盛况空前；在拍摄《木兰从军》时，他拒绝选择当时通用的假背景或是舞台灯光效果，而是带着剧组从苏州、南京一直跑到大西北戈壁滩，这在同时代的好莱坞电影里都应算是“鸿篇巨制”，而中国导演黎民伟做到了。
但是好景不长，就在黎民伟准备在“大手笔商业片”里干出一番事业时，抗日战争爆发。
作为国民党创党元老、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黎民伟，当然不会和旧识汪精卫一样，堕落为卖国求荣的汉奸。为了证明自己的气节并实现“电影救国”的理想，他冒死赶往上海前线，为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拍摄了精彩的纪录片，在国统区上映后大大激发了民族抗日热情。正因此，他的行为受到了日军特务机关的注意，甚至一度被列入暗杀名单。
作为一介书生，黎民伟当然无力与特务机关周旋，更不可能与之武力抗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他从上海、香港逃到湛江，从湛江又千里奔逃到广西的桂林、昭平。期间为了谋生并躲避日本特务的关注，黎民伟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电影事业，他卖过电影胶片，经营过“摄影社”，甚至一度还经营饭店餐馆，就是没有做过电影导演，这不得不说是一代影坛巨匠的悲哀。
抗战胜利之后，黎民伟本想重操旧业，但内战烽火又起。他顿生万念俱灰之感。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在几家电影公司里兼职担任“洗印顾问”等闲职。1949年，因为奔波操劳过度，黎民伟罹患恶性肿瘤，他不得不彻底告别影坛，一代宗师的电影生涯竟然这样悄无声息地渐渐画上句号。
1950年，一纸任命状通过廖承志等在港进步人士递到了黎民伟的手上——任命他担任“北京电影洗印厂”的厂长。但此时的黎民伟，早已沉疴在身、病卧不起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电影人继承了黎民伟的遗志，将这家电影厂发展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科学教育影片与译制片制作基地，即今天的“中国电影集团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中心”与“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
在万象更新、百废待兴的礼花声中，壮志未酬的中国电影纪录片之父黎民伟，在香港背街偏僻的寓所里溘然长逝，年仅六十一岁。这是一个电影导演艺术最为成熟的黄金年龄，但对于黎民伟而言，却是人生无奈的终点。
▲严珊珊，黎民伟妻子，中国电影第一个女演员，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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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写黎民伟这篇稿子时，我遇到了一个不小的困惑，大多数文艺界、近代史界的朋友对于黎民伟这个名字并不熟悉，有几位朋友的反映更是让我有点惊讶：“哦，是那个香港明星黎姿的爷爷？”
我关注黎民伟比较早，因为十几年前我去南京中山陵时，无意间听导游提起过，“天下为公”四个字是孙中山先生赠给一个叫黎民伟的导演的。后来我查阅关于黎民伟的资料，却发现研究并不深入，与同时代的蔡楚生、张石川相比，对黎民伟的研究至今仍处于较为浅显的阶段，但我知道他是黎姿的爷爷，却在最近。
黎姿在电影界的地位显然不能与黎民伟相提并论，但黎姿的名气却大过黎民伟，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究其很大原因在于：黎民伟的电影作品较少，而且多以纪录片为主，我们现在看到民国政坛的许多“原始镜头”，实际上大半都出自黎民伟之手。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位先驱，而不是精英。
记得大约十年前，香港有一个纪录片公司，拍了一部关于黎民伟的纪录片，称黎民伟是一位“被大陆刻意遗忘的导演”，并尊称其“中国电影之父”，这两个说法当然都有失公允，电影史学界对此二论反驳不少，在这里我不再作“好事者言”。我的观点是：黎民伟之所以被大陆电影史学界关注不够，很大原因乃是在于他确实不属于“高产导演”，而且也不够“摩登”，而是拥有自己的报国理念与英雄情怀，在这个“重温摩登”的年代里，黎民伟显然不如商业片导演被后世所感兴趣，亦不奇怪。
但黎民伟在近代广东文化产业史甚至中国近现代文化产业史里当有一席之地，这毫无疑问，在商业片领域里，黎民伟的贡献当然谈不上太大，但在纪录片领域里，黎民伟却当之无愧地拥有“祖师爷”这头把交椅。
电影史学者约纳森•拉帕（Jonathan Lapper）认为“纪录片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在最近十余年里，中国的纪录片拍摄水准获得了巨大的提升，相当多的纪录片不但走红国内，而且获得了世界声誉。当然，这是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纪录片制作者们艰辛开拓的最佳见证。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九十年前，有一位叫黎民伟的中国导演，他以天下为公的勇气，将中国带入了纪录片时代。
○发表于《同舟共进》2016年第10期，作者韩晗独家授权历史堂微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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