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谈到汉代几位皇帝的优劣，毛泽东指出：“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刘彻（前157—前87年），字通，西汉第七位皇帝。他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汉高帝刘邦的曾孙。刘彻4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54年（前141—前87年），创建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曾用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谥号“孝武”，后葬于茂陵。《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
汉武帝创造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的皇帝；第一个创立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第一个大力拓展中国疆土的皇帝；第一个开通西域的皇帝；第一个用皇帝年号来纪元的皇帝；第一个用“罪己诏”形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其实，最早使用“雄才大略”来评价汉武帝刘彻的，是东汉的历史学家班固。班固著《汉书·武帝纪》的赞语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
班固用的是“雄才大略”一词。在古代，“材”与“才”互通。
毛泽东在著名的词作《沁园春·雪》中，“秦皇”与“汉武”并称，把汉武帝作为大汉王朝的象征和代表。
文景二帝，为何“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毛泽东说文景之治是“守旧”，原因在于汉文帝和汉景帝都崇尚黄老之术，在政治上“清静无为”，很少开拓进取。因为“无为”，所以显得“无能”，在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看来，是“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事实上，文、景二帝“崇尚黄老”，倡导“无为而治”，是历史的一种必然选择，有其正面意义。
一统天下的秦王朝仅仅维持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因过于严刑酷法、“苛政猛于虎”而激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终致“二世而亡”。西汉的新生政权接过秦亡的破旧山河后，面对的是极其严重的社会形势：经济上，由于秦王朝的横征暴敛和长期的战争，土地大面积荒芜，人口大量死亡，举国上下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政治上，刘氏政权尚不稳固，社会动荡的隐患依然存在，加之外部少数民族屡屡造成边患，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定。因而，应当以何种理论作为治国之道，一直是让统治者煞费苦心的大事。此时，由先秦道家发展而来的黄老学说因其“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契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而受到了西汉统治者的重视。黄老之术主张“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要求当政者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尽可能少地向百姓索取，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无为而无不为”之效。
汉初的统治者在目睹秦朝“尚法而亡”的教训，考虑到秦末以来的连年战乱，最终接受了黄老之术并将其贯彻于治理国家的方略之中。具体而言，在政治体制上采取分封制，广封同姓王；经济政策上则以“轻徭薄役”“与民休息”为主；思想上“崇尚黄老”，倡导“无为而治”；民族关系方面，则屈尊和亲，主动与窥伺中原的匈奴结好。
应当说，西汉初统治者采用的这些手段对于弥补战争带来的社会创伤、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国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封建统治秩序得以相对稳定，于是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正如《汉书·食货志》记载：“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黄老之学的运用也逐渐产生了很多的负面效应。黄老的“无为而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过度的放任和对个体经济发展的刺激，又造成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破产，贫富分化严重，出现了“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极不公平现象，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经济基础，以致于“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此外，由于统治者一直秉持黄老不与民争利的思想，致使私营大盐铁商纷争国家利益，许多农民也弃本逐末，抛弃土地而投向商业，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因政府管理疏松、控制乏力而导致的此类现象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解决的严重程度。
汉武帝即位之初，内有窦太后专权、功臣勋贵恃骄，外有诸侯割据、边患迭起，皇权极不稳固。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雄心勃勃，希望皇权独揽，于是，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
汉武帝是如何“开拓刘邦的业绩”的
毛泽东称赞汉武帝刘彻“开拓刘邦的业绩”，是指他在“文治”和“武功”上，对刘邦开创的大汉帝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开拓。概括起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刘彻即位之前，西汉政权经历了平定异姓王、剪除吕氏势力、消除七国之乱等曲折的历程，一个总的特点是以外部冲突的形式加强君主集权，维护大一统。这就给年轻的汉武帝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冲突用什么方式解决为最妥？如何把这种用武力维护的外在的大一统转化为内在的大一统？如何让大一统的思想扎根于人们心中，确保皇权的绝对巩固？
汉武帝为了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理论和方法，即位不久即诏令贤良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涌现出来。
《春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深深打动了汉武帝，特别是他在第三策中分析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一思想正中武帝下怀，立即得到赞许，于是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统治者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约束臣民的行为准则，甚至于以《春秋》决狱，把儒家经典当法典来用。国立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其他诸子传记博士均被罢除，并且不断从太学中选拔优秀博士弟子加入国家官僚集团。此时，崇尚儒学的公孙弘就是以平民而被提拔做官，最后位至丞相封侯，开先为相后封侯之先例。于是乎，天下学士竞相仿效，尊儒一时成为风尚。
“独尊儒术”的方略，以受天命的形式张扬着武帝大一统的意志，并以“天命不可违”的观念树立着武帝的形象，显示了皇权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公然宣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可以说，这是进入封建社会后帝王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第一次全面性的胜利。
在思想上大肆尊儒的同时，汉武帝在治国的具体操作中却偏爱实用而又见效迅速的法家思想，以法治国。武帝即位之初，外事四夷，内事兴作，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汉书·刑法志》曰：“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在这种情况下，元光五年（前130年）七月，武帝任命张汤、赵禹定律令。这次条定的律令有两个特点：一是法令文深、严酷；二是法令条文繁多、严密。《汉书·刑法志》记载武帝时法网渐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武帝不仅强调以法治国，而且他带头秉公执法，不徇私情。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又是武帝女儿夷安公主的丈夫，犯法当死。隆虑公主临死前，以金千斤、钱千万为其赎罪。按汉朝的法律是可以以钱赎罪的，所以武帝批准了。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又犯法当死，因为是公主之子，廷尉不敢自作决断，请示武帝决处其罪。武帝“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因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正因为武帝做到了不分亲疏贵贱，执法均平，以自身的行动做出表率，才使得西汉各级官吏在执政中不敢贪赃枉法。
武帝用儒家学说统一人们的思想，用严刑峻法约束人们的行动，镇压诸侯王的叛乱和农民起义，打击地方豪强和不法商人，维护了安定的局面，保证了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德治与法治彼此促进，相辅相成，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双双加强着中央集权的统治。
治农以德，治商重法
汉武帝对农业是非常重视的，奉“民以食为天”为宗旨。为了使农民能把时间和精力尽可能地用到农业上，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固小农经济。这些措施包括通过迁徙东方大族、打击豪强、没收商人土地、开发荒地等方式扩大国有土地，以及“假民公田”、屯田等保证农民拥有充足的土地。
汉武帝还推行大亩制，增加农民的耕地使用面积。西汉初期，有的地区在亩制上使用周制，“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一百方步为一亩，折合等于今0.288市亩；有的地区用秦制，宽一步（六尺），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折合等于今0.691市亩。汉武帝时推行大亩制。《盐铁论·未通篇》御史言：“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什而借一……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推行大亩制后，耕种面积增加了约1.4倍，有利于稳定和发展农业经济，所以盐铁会议上御史把武帝时推行大亩制后耕地面积增加，而赋税还是三十税一而未增加，作为当时“德政”加以申述，而贤良文学也未提出反驳，可见这在当时确系公认的事实。
汉武帝十分重视兴修水利。西汉时期全国兴修水利的高潮就是在武帝时期出现的。元封二年，武帝亲临黄河瓠子决口处，征发数万卒并令群臣自将军以下皆背负柴草填堵决口。柴薪少，武帝就命令砍伐皇家淇园的竹子竖插于河中而后填柴和土石筑堤，最后将决口堵住。此后，用事之臣争言水利。武帝时期，在兴修水利方面，其数量之多、地域之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
此外，汉武帝还多次下诏尊高年，免赋役，赐天下鳏寡孤独帛、米等。一系列仁政措施安抚了人民，使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得到了缓和。
与对农民的“德政”相反，汉武帝对商人的政策却是刻薄寡恩。汉初实行黄老无为而治，不与民争利，铸币、煮盐、冶铁任由百姓自便，经济政策宽松，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盐铁私营致使大盐铁商纷争国家利益，严重影响了农业发展。利之所在人们趋之若鹜，致使许多农民弃本逐末。汉武帝即位后，随着边境多事和灾荒的发生，财政日渐困难，尤其是从元朔年间到元狩四年几次出击匈奴，再加上移徙灾民，使国家财政空前困难，“而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汉武帝感到盐铁私营不仅使国家减少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且造成经济大权旁落，地方王侯疯狂聚敛钱财，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西汉政府的经济命脉，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
因此，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对富商大贾进行严厉打击。一是盐铁官营，国家在产盐、铁的地区设置盐官、铁官，雇用劳动力煮盐、冶铁，盐官、铁官直属中央调配，把盐、铁经营权收归朝廷。二是实行均输、平准，垄断商品的运输、买卖和价格。均输是由大农派出属官去各地郡国对上缴朝廷的货物沿途出卖，买回朝廷所需货物。平准是在朝廷设平准官，统一管理由各地运往朝廷的货物，根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求得物价平稳。这样，朝廷就可以直接对物价与货物统一调控，防止富商大贾牟取暴利。三是币制改革，由国家统一铸造五铢钱，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四是算缗、告缗。
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算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向富商大贾及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以及车、船税。但由于有许多人隐匿财产，偷税漏税，故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十一月下令百姓告发偷漏缗钱者，称之为“告缗”，此事由杨可主管。规定凡告发属实，会将被没收偷漏缗钱者的财产的一半赏给告缗者。据《汉书》载，于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告”，政府“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告缗制度延续近十年，直到官营盐铁、均输获利，国家财政有明显好转，才停止执行。
这些经济改革一方面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的扩张，巩固了封建政治统治，另一方面确实大幅度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了武帝时期庞大的军费之需，解决了财政危机。
汉武帝治农和治商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措施，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他的大一统。农民的安定生活有利于他的统治稳固，他对农民就广施德政；商人专营盐铁，垄断经济，严重威胁了他在经济领域的统治，他就要用各种手段来打击商人。正因为有了稳定的统治基础，汉武帝才能实行严厉的经济改革。虽然告缗令搞得人人自危，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到后期也出现了许多弊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终武帝一朝，社会总的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甚至于在武帝晚年巫蛊之祸后，传位幼子，仍然能保持政权平稳过渡，并出现“昭宣中兴”的良好局面。可见汉武帝以德治农、以法治商的策略还是深谙儒、法之奥妙的。
唯才是举，人才盛世
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君主，“夙兴以求，夜寐以思”的事情就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即毛泽东所说的如何“开拓刘邦的业绩”。汉武帝开拓大汉基业之政治理想的实现必然依靠各类人才。宏大的理想抱负使汉武帝具有非凡的魄力和审时度势、驾驭人才的能力，他不遗余力地进行人才改革，不受祖宗之法的制约，抛开世俗的偏见，任人唯贤，缔造了蔚为壮观的人才盛世。
汉武帝深即位之初即下求贤诏令，他还把原来的察举制度固定化，规定郡国要常年向中央推荐人才，并针对消极敷衍者制定出“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的惩处办法，把察举贤人与官吏政绩挂钩进行考核，足见其求贤之心的殷切和坚决。征辟制度、任子制度、郎官制度与太学选才制度、察举制度共同构成了汉武帝时期选拔人才的广阔途径，而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是汉武帝用人的一大特色。
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在用人上不搞学派歧视，用人并不仅限于儒生。如酷吏张汤、赵禹属法家，严安属阴阳家，汲黯、郑当时均以“好黄老言”而著称，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这样用人，使汉武帝能随时兼听各方面声音，从而制定正确的治国之策。
汉武帝用人不受年龄的限制。武帝本身16岁登基的经历，使他对生机勃勃、勇于进取的年轻人才比较偏爱。桑弘羊13岁就为侍中；霍去病18岁为侍中，出击匈奴，大获全胜；终军18岁即为谒者给事中，主动请缨受命，在吕嘉叛乱中被杀，年仅20岁，被称为“终童”。武帝也给大器晚成者公平进仕的机会，公孙弘年近七旬被委以丞相之职，主父偃“晚而学易、春秋，百家之言”，因有不凡才识，终受大用。可见，在汉武帝眼里，人才的年龄大小不是进用的障碍。
汉武帝鉴往知来，看到前代世袭制度的弊端，选拔人才时能做到不问出身贵贱，不看家世，大胆起用。元封五年，汉武帝下《求茂才异等诏》：“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武帝认为出身卑微之人、为世俗所鄙之士中，不乏有才之士，是可以被任为将相高官的，因而有一大批出身低贱的人得到重用。如“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还有樵夫出身的朱买臣因功拜为主爵都尉，家境贫寒的主父偃被拜为郎中并多次被提拔，公孙弘由布衣寒儒官至丞相之职，等等。
汉武帝用人不受封建礼教的限制，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汉景帝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在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这一举动是为人们所不齿的。但是汉武帝看重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召至长安，任之为郎。
汉武帝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气概，使八方英才如众星捧月般齐聚朝堂，出现了历史上不多见的人才盛世。班固在《汉书》中评价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这些杰出人才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的建立，贡献了各自的才智和力量。
宽猛相济，整肃吏治
作为一位尊儒重法的皇帝，武帝对官吏要求很严，用法刻深。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御史、丞相司直、司隶校尉和刺史等监察系统，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控制，要求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事业。尤其是对贪赃枉法的官员大都严惩不贷，即使对位极人臣的丞相也是铁面无私。如在公孙弘之后出任丞相的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等人，“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为打破官僚集团官官相护的保护网，汉武帝命人专门制定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即见知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部主有罪并连坐。
对于武帝的“性严急”，用法刻深，杀戮多的一面，汲黯曾与他进行辩论，史载：“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喻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这种高标准、严要求，虽有杀人过多的弊病，但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雷厉风行，言必行，行必果，督促各级官员、军事将领振奋精神，去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任务。
严要求的同时，汉武帝对官吏也有宽容的一面。在武帝时期为建武功，一批杰出的武将登上了历史舞台。为鼓励将士杀敌立功，武帝对武将多重赏轻罚，允许败军之将有立功赎罪的机会。元狩三年（前120年）张骞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因博望侯张骞失期，后致使李广军几乎全军覆没。“汉法，博望侯后期，当死”，但是武帝许其赎为庶人。一次，李广“出雁门击匈奴”，几乎全军覆没，而且自己也被匈奴生擒，后佯死，夺其马奔归，按汉律本当斩首，但武帝爱才，亦许其赎为庶人，并且在以后任用时，不拘文法。
汉武帝始终把整肃吏治作为他建设西汉大帝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注重德法并用，宽猛相济。
降服匈奴，开拓疆土
西汉初期，周边的少数民族中以北方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最大。匈奴人善骑射，行动迅速，破坏性极大。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做了这样的描述：“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扬扬，击筑高歌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以后历惠帝、吕后下迄文、景三世，这种由四面八方而来的蛮族包围一天天地缩小。在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
汉武帝之前的西汉统治者大都采取的是和亲的方式，安抚匈奴。但是，匈奴在和亲政策下依旧对汉边疆地区不断进行骚扰，边疆人民深受其害。汉武帝为了他的大一统局面不受外族侵扰，对匈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征伐：元光元年（前129年）派卫青出兵反击匈奴，数年间，汉于北边的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五原、朔方等郡接连出击，收复了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元狩二年（前121年）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大获全胜，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元狩四年（前119年）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0万大军，分别从定襄、代郡深入匈奴境内，大败匈奴，基本消灭了匈奴的军事主力。
卫青和霍去病
与战场上的穷追猛打相反，武帝对匈奴降众却恩德有加，甚至提拔重用归降的少数民族人才。如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有数万人归降，武帝把他们安置在西北沿边五郡，称“五属国”, “以降来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汉，故言属国也”。属国地区各依其俗，由原来的民族首领继续管理本民族事务，汉设属国都尉保卫属国安全，协调其与周围居民的关系。这种处理方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深得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拥护。
在降服匈奴的同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使“丝绸之路”交通中西，造福后世。他还派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使那里的不毛之地得到开发。
汉武帝对复杂的民族问题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和措施，把政治上的统一放在首位，对于其他如文化、习俗、社会组织、经济形态则采取“因其故俗”的办法进行管理和处置，使各民族乐于接受汉王朝的统治。汉武帝的民族政策是非常成功的。
由于汉武帝的积极开拓，汉王朝疆域空前扩大，史载武帝时“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漠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东汉班固赞誉汉武帝说“征伐胡越，于是为盛”。
明代李贽在《藏书》中明确指出：“当是时，扩地几二万余里，视汉高所遗，不啻倍之。虽民财伤，四海凋敝，然迄于元帝、成帝，边城不闭。迨夫易姓改元，百姓犹安堵如故，然后知为受孝武之赐。……截长补短，有为之功业大矣哉。”的确，如果没有汉武戡平边患，就不一定会有以后的昭、宣中兴和元、成时的四海晏然。清人夏燮所说，武帝“穷追匈奴，虽曰劳民伤财，边患亦因之稍息”。现代儒学宗师柳诒征先生盛赞汉武帝是“有功于吾国最大者”。这些话确非过誉之词。因为武帝北逐匈奴，南置南越，除了军事意义之外，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文明开发意义，使当时先进的中华文化泽被四边，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汉武帝的“奢侈、黩武、方士之弊”
毛泽东说，汉武帝“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高度概括了汉武帝在位期间的几大弊端。这也是汉武帝受后人指责、非议的主要之点。
西汉王朝经过高、惠、文、景四朝的休养生息，国力已经完全恢复，经济基础也相当雄厚。所以刘彻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优裕富足、锦衣玉食的环境之中，“节俭”二字对他来讲是十分陌生的，更谈不上去身体力行。即位之初，汉武帝的奢侈便令人十分吃惊。无论是物质享受还是声色犬马之乐等，都是前代帝王所无法比拟的。他挥霍无度，赏赐动辄数百万；游弋无限，扩京畿方圆数百里作为专供他游乐的上林苑；大兴土木，在关中各地建造离宫别馆，一年中几乎有一大半时间流连忘返于其中；他喜好女色，后宫粉黛成百上千。
元封元年，汉武帝率18万骑北巡，遣使谕告匈奴单于臣服，结果单于完全不买账，还杀了传话的人。接着，他南下礼祭中岳太室，封禅泰山，并且规定以后五年一巡狩，祭祀泰山，命令诸侯都要在泰山脚下建立府第。随后，他经蓬莱，北临碣石，巡至辽西，从北边回到都城附近的甘泉宫，行程18000余里。汉武帝的这次“公费旅游”和炫耀政绩的祭祀、封禅行为，不知靡费了多少国库资财，令多少兵民承受无益的劳役！
可以说，人间的一切荣华富贵汉武帝都充分享受了。但这并不能使他满足，他开始幻想能长生不老。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汉武帝不顾自己的万乘之尊，对虚无缥缈的鬼神万般相信，把那些胡言乱语的方士奉为上宾，虔诚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指引一条长生不老之途。
汉武帝从23岁碰到李少君时开始就陷入了神仙方士的包围之中而不能自拔。他先后任用李少君、齐少翁、栾大等人，利用各种手段寻求长生之术。元鼎二年，汉武帝听信方士之言，在长安修柏梁台，建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铸成，上面有仙人掌，用来承接朝露。因为方士们认为朝露和玉屑饮用，可以使人长生。
汉武帝还动用方士达几千人，在京城为神仙修筑高台楼阙，凿池造山。晚年他又亲临东海寻访神仙，结果神仙未曾访到，还差点使自己葬身鱼腹，最后只好失望和疲劳不堪地回到长安。睿智的汉武帝一生竟然被神仙方士所愚弄，直到晚年才有所悔悟。
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也颇受后世非议。北击匈奴，从根本上解除西汉立国六十余年来所遭受到的军事威胁，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是汉武帝无可辩驳的历史功绩。问题在于，此后汉武帝热衷于以武力来达成个人的欲望。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说，大宛国有汗血良马，将其藏匿在贰师城，不想进贡给汉廷。汉武帝很想得到，在派使者持重金购求而不得后，就下令派兵讨伐大宛。
更为荒唐的是，此时他正宠信李姬，想给李氏封侯，但根据汉初高祖立下的“无功不得封侯”的规矩，汉武帝就想做个顺水人情，任命李姬的哥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期望他能像卫青、霍去病一样立下不世大功，顺理成章地封侯。李广利率兵数万讨伐大宛，久攻不下，就想罢兵。汉武帝派使者在玉门关截住退兵说：“军有敢入者，辄斩之！”接着又派兵增援。后来，尽管攻破了大宛，得到了汗血马，但汉军损失惨重。李广利如愿地被封为海西侯。征和三年，汉武帝又派遣李广利率七万大军出五原进击匈奴。李广利出师前，与丞相合谋立昌邑王为太子，后来事情败露，妻子被收监，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李广利带兵投降了匈奴。至此，汉武帝因汗血马发起的一系列战役，汉军前后损失近十万，竟然遭到了惨重的军事失败。
对武帝穷兵黩武的弊端，历来持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汉代的贡禹、夏侯胜、贾捐之、扬雄、蔡邕等人对此多有批评。夏侯胜在宣帝提议为武帝立庙时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矣。”汉代以后，对汉武帝批评的言论仍不绝于耳。
唐代狄仁杰曾说：“汉武追高、文之宿限，藉四帝之储实，于是定朝鲜，讨西域，平南越，击匈奴，府库空虚，盗贼蜂起。百姓嫁妻卖子，流离于道路者万计。”宋代王安石《汉武》诗中云：“壮士悲歌出塞频，中原萧瑟半无人。”明初的方孝孺在《逊志斋集》中指斥汉武帝：“兵革荐兴，财用匮竭，而均输、盐铁之征横出，天下疲敝。”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也在其著作中认为：“汉武穷兵极远，逞一时之私心，以启后世无穷之祸。”
除了“奢侈、黩武、方士之弊”外，汉武帝晚年猜忌成性，导致骨肉相残，元气大伤。汉武帝晚年即使对于自己亲自册命的太子也不会放手和放心。皇长子刘据做太子近三十年，起初汉武帝非常喜欢他，但他性情仁恕温谨，汉武帝嫌他的才能小，与自己超常绝伦、聪察强悍的个性不相类，心中渐渐疏远。太始三年，汉武帝63岁时，他宠爱的钩弋夫人生子弗陵，汉武帝更增加了移情别爱之心。
他身边宠信的奸佞之臣江充乘机挑拨汉武帝与太子的关系，借助所谓“巫蛊事件”凌逼太子。太子刘据为求自保，不得已发太子府中兵杀死了威逼自己的江充，结果被诬谋反。汉武帝遣兵围捕，太子兵败后自杀。此次骚乱，死者数万人。壶关三老令狐茂、高寝郎田千秋等人紧急向汉武帝进言，慨然为太子辩冤。汉武帝才认识到太子是受人诬谄，无处申诉，难以自明，才激起变乱，非常痛悔自己对太子的行为，但为时已晚，于是诛灭了参与构陷太子的臣属，并建“思子宫”，聊以自慰。
汉武帝极尽折腾之后才发现，不仅追求长生不老是个笑柄，生命即将凋零，而且朝中无人，樽前无亲，民穷财尽，国事茫茫，这令他幡然悔悟，下了难得的“罪己诏”。
晚年为何“下了罪己诏”
尽管汉武帝在位期间做了不少荒唐的事情，但晚年的悔过又给他留下了重重的值得称颂的一笔。历代史学家都认为，汉武帝使天下疲惫却终于未亡的重要原因就是晚年的幡然悔悟。这里，《轮台诏》的颁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代轮台国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亦称“仑头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气候温和，发展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汉武帝晚年，朝臣看到他不再相信神仙，而对发展农业给予极大关注时，就纷纷倡言农事。其中搜粟都尉桑弘羊曾和丞相、御史大夫一起上书汉武帝，建议招募百姓，开垦轮台周围的土地。这个建议如果变成现实，那么轮台周围方圆五百里的土地都可得到开垦，汉朝就可以此为战守之备且扬威西域。
要是在以前，汉武帝肯定会欣然听从。但此时他深深后悔以前的行为，不愿再给百姓增加负担。他觉得开垦土地固然很好，但轮台离长安8000多里，要调发士卒、动员迁徙百姓到那里开荒，少不得又要出现家庭离散、征人不还的悲剧，和过去的调兵打仗没有什么区别。于是汉武帝没有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仍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决心，他郑重其事地下了一道长长的诏书，对自己已往的征战不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表示了沉痛的悔悟之情。他还对过去征伐匈奴过程中的种种迷信行为进行了批判，彻底否定方士、巫蛊之言，进行自我解剖。他明确宣布，以后再也不要听到轮台屯田扰害百姓之类的建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禁止严刑暴政，取消苛捐杂费，努力发展农业，给百姓以休养生息之机。这道诏书就是有名的《轮台诏》，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罪己诏”。
《轮台诏》对西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有着不同凡响的划时代意义，也是汉武帝晚年统治思想发生重大改变的一大标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长期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能主动认识检查自己的错误，彻底痛改前非，返回统治国家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对汉武帝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把秦始皇和汉武帝做过一番比较，认为二人在严刑酷政、穷兵黩武方面的所作所为是一致的，在有些方面汉武帝甚至超过了秦始皇。而秦亡汉不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武帝晚年能深刻反省并彻底改弦易辙，所以才能“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汉武帝淫祠无度而终不亡，全赖他晚年的悔悟。李贽在《史纲评要·汉纪》中称赞汉武帝：“唯此一诏（《轮台诏》）可谢高帝、文帝。天下大坏而得以无恙。佛门之忏，圣门之政，过天地之风雷，可不勇哉！”朱熹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悔悟是出于他英明的本性，是天资很高的一种表现。这固然是一种因素，但悔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和几十年的政治实践。因为，在汉武帝的周围始终围绕着一批忠心耿耿的臣僚，所以他对全国的情况是了解的。他曾在宰相石庆的奏折上批示指出：百姓劳苦的原因是“唯吏多私，征求无已”，所以导致“官旷民愁，盗贼公行”。而盗贼风行又是促使汉武帝悔悟的动力。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家吕祖谦曾指出：“汉武帝穷侈、淫刑、黩武，比秦、隋无几。然秦、隋亡而汉不亡者，必须深思：二世、炀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汉武下情却通。只《轮台诏》，可见外面利害，武帝具知之。”
总之，《轮台诏》是汉武帝晚年悔悟的具体表现，是汉武帝英明的集中体现。而且，诏书之后他又立即行动，封田千秋为富民侯，赵过为搜粟都尉，诚心诚意地执行富民政策，使得疲惫不堪的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内经济有所好转，为以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清代袁枚曾赋诗赞誉说：“亲承文景升平业，开辟唐虞未有天。到底英雄能挽悔，轮台一诏是神仙。”
汉武帝刘彻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在他五十多年的统治生涯中有功也有过，两者相较，功大于过，不失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因此，毛泽东称赞他是“雄才大略”，其当政期间，“不失为鼎盛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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