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习中，先秦文学一直是最难的部分。
因为太过混乱。
在那段漫长的时光中，人类从匍匐到直立、从野蛮到理性，文化被创造，文学随之而来，但具体的时间点在哪里？不同文体的出现和沿革又是怎样的？文学创造者的身份又是如何变化的？......因为年代久远和历史资料缺乏，即使目前在学术上也有许多争议，令人感到模糊。
而在袁行霈先生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我们可以将先秦约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虽然并不是精确的划分，但对于先秦这段文学历史的记忆和理解十分有帮助。
01 夏 商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我国文学的起源一定比夏商要早。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约出现于商代晚期，而事实上，早在文字产生以前，文学就已经产生了。
那可能是比尧舜还要早的时代，人们刚刚从土地上抬起眼来，面对广袤的天地，既欣喜又恐惧。这个巨大的空间中存在着太多他们难以理解的事物，连绵不断的雨水，雷霆暴怒的闪电，不时出现的山火......每一件都令他们感到困惑，为了解答这种困惑，在我们的先辈中最聪明的那一个，第一次运用人类的想象力，撒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谎”。”神话“从此诞生，文学也由此开始。
所以神话，故事，从一开始就具有抚慰人心的功能。
此后，越来越多的神话故事开始出现，演变，流传，人们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力解答着生活和大自然带来的疑问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属于鬼和神的世界。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夏商及更早的时间中，人们对鬼神有着绝对的信任，这种信任直到周朝初年还一直存在，这也就形成了夏商文化的最大特点——宗教色彩浓厚。
在虚无缥缈的鬼神文化中，人们习惯了求神问卜、祝祷祭祀，并由此形成了许多相应的规则和仪式。而在仪式中负责沟通人神的就是巫觋（男为巫，女为觋）。巫觋就是这一时期文化和文学主要的承担者。据说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在占卜和祭祀仪式中，他们需要通过咒语歌谣和舞蹈来沟通天人，而这些咒语歌谣和神话一样，都属于我国早期文学作品。可惜的是，这些歌谣也都同神话一样，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
02 西周春秋
相比夏商文化的原始宗教色彩，西周至春秋的文学发展中，理性文化开始占据重要地位。
西周时期，分封制推行，统治者开始更多地考量如何更好地统治臣民，保证政权的稳定。而他们思考的结果就是礼仪和规范——只有用统一的文化管理人民，才能让人民更好地臣服。
礼乐精神的实质是使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自觉认同，其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政治伦理观念。而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之所以选择礼乐这一形式，应当也有出于对当时人们迷信鬼神的考虑——礼乐制度多是从夏代原始巫祭文化，尤其是巫祭仪式中发展出来的，比如其中的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等。统治者利用人们对鬼神的迷信，将仪式规则包裹上”德“”仁“等政治伦理观念，通过这种神道设教德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原始先民们的思想和观念。
尽管西周末年礼崩乐坏，但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克己复礼，这种礼乐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持续了八百多年，其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是规范、制度、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是深渊的。其精神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礼乐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理性精神的萌发。相比殷商时期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西周春秋时期的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人事，关注现实和人生。
在西周至春秋的这段时间中，人们对现实和人生的这种高度关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人们对历史关注的增加。
随着对鬼神信仰的减弱，人们不再求接受通过单纯地求神问卜来解决问题，”历史“成了人们寻找答案的一大渠道。”过往“中总是存在着许多经验和教训，人们开始更多地在历史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和某种行为模式。
这一时期，历史文学作品（历史散文）得到了高度发展，尤其是到了春秋时期，各个国家都开始有了自己的史书，其中《春秋》《左传》《国语》等更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史官的职能发生了变化，”史“逐渐从”巫“中分离出来。
上古时代，巫史不分，巫觋因为承担着驱除祸福、占卜吉祸的责任，相应地也需要承担记录、册命等责任，这个时期，巫在无意中扮演了史官的角色。而随着周代人们对鬼神信任的减弱、历史关注的增加，史官（巫）原本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史”逐渐从巫的职能中分离出来，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新年自觉地担负起对现实的责任，所谓的”史官文化“开始成熟。
另一方面，士阶层兴起，诸子学派林立，不同学派的各位优秀学者们开始针对社会现实构建出种种不同的社会理想。他们的观点和想法多通过文章的方式被记录下来，为说理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如《论语》《墨子》《老子》等，其中儒道两家的思想和文化对后世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周末年，礼崩乐坏，之后不久，礼乐文化最终随着周王朝的陨落而彻底消亡。但正如我们所知晓的，礼乐文化是中华历史上第一次理性精神的萌发，它所带来的是一个有别于从前的，更加清明、有序的世界，之后千年，尽管礼乐文化不复从前，但它的精神始终留存在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化为一个个你我。
03 战国
战国是比春秋更加混乱的时代。
七雄并立，战争频发，国与国之间不再具有统一的思想，各国的统治者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能够增强自己国家的力量，以及如何能够吞并其他国家。出于这两个目的，作为新兴文化思想代表的士阶层就成了被争夺的对象，士的地位空前高涨，其自主意识和自觉创作精神也大为增加。
这些“士”们，面对动荡战乱的现实，出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或者谋求名利的个人想法，开始积极地参与到现实生活中来，著书立说、批评时弊、发表政见、相互辩论，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一时期虽然各学派的主张不同，但都突破了春秋时期温文尔雅的风尚，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激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孟子和庄子。
孟子狂傲，以帝王之师自居，因此行文极有气势，锋芒毕露，富有激情；而庄子则秉持道家一贯的自然无为思想，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其行文如行云流水，嬉笑怒骂，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
此外，这一时期，除了历史散文和说理散文的巨大发展，楚国屈原在诸子之外，用楚辞另外开辟出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在此不再赘述，另文再叙。
总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活跃，百家争鸣，文化繁荣，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前代而又风格各异的散文和诗赋。清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
大约如是。
04 最后
先秦文学始终是混乱的，正如神话故事中，盘古开天辟地前所生长的那片混沌。
从第一个神话故事的诞生，到屈原楚辞的完成，先秦文学整体呈现出一种综合性，文体与文体之间，创作者与创作者之间，我们很难去做一个明确的区分，诗乐舞结合、巫觋与作者身份的共存、诸子散文中文史哲一体的鲜明特色，这些都是先秦文学的混沌。而正是因为这片混沌，才有机会让更多的可能性隐藏其中。“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再无他处。”盘古最终破开了天地，中国文学也在这里等待它们天地清明的一天。
注：
本文参照袁行霈先生版《中国文学史》一书行文，此后文章若无另外备注，均以此书为参考。
袁行霈先生版《中国文学史》采用“三古七代”断代法，我国古代文学被划分成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大的节点，其中每个阶段又可以细分，共有七段，具体如下：
三古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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