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因而有人就以此为借口，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去做，无利的就回避，也不管自己所做所为是否正确，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了。
记得在江歌遇害一周年时，有个拥有几十万粉丝的网络大咖为刘xin辩护，用的就是“趋利避害”这个词，认为刘很无辜，不应该遇到人们的谴责，她只是趋利避害而已。
这位网络大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也不想想自己的话多么荒谬。如果江歌也趋利避害，她会管刘的破事？她会遇害吗？说不定遇害的就是刘本人了。
如果全社会的人都趋利避害，自私自利，不顾他的死活，甚至不惜伤害他人，社会将会是他人是地狱，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社会，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是一个很难生存的社会。
之所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主流价值观，有社会倡导的正能量和主旋律，引导人们正确判断是非，知道什么该做、能做，什么不该做、不能做。
清人王永彬说：“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意思是，有志气的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只问所做的事是对还是错，并不问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的究竟是福是祸。
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判断一件事能不能做，首先想到的不是趋利避害，而是“是”和“非”，要明辨是非，“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
《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孟子说，生命是我所想要的，道义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得到，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取道义了。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但我所想要的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事，因此有灾祸我也不躲避。
成语“舍生取义”就来自孟子的这个段话，为了正义可以牺牲生命，这也成为中国有志之士的人生选择。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为追求和坚持真理，义无反顾，把自身的祸福安危置之度外，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才是所谓的真正大丈夫。
南宋民族英雄文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面对元朝统治者的软硬兼施，他宁死不投降元朝，表现出他的民族气节和舍身取义的生死观。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国家的利益，怎么能因为有福祉就追求，有祸患就避开呢？好就是说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心甘情愿。林则徐在国家受到西方列强传略时，站了出来，虎门销烟，长了中国人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遭到了革职流放新疆的噩运也从不后悔。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抒发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
革命先烈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为了坚持真理，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和劝降，他终视死如归，决不屈服，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如果做事只根据对自己的利害来决定取舍，就会只能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不管是否损害国家、他人利益的事，很可能就做出现损人利己的事来。
做事是有是非标准的，而有的人看了王永彬的这段话后，这样评说：“立场不同，对错也就不那么好分辨。很多事都分不出个对错，只能择优，所以才会有博弈论。”还有的人说：“不能太武断，毕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三观不同，观点不同。”
这明显是没是非观念，什么是对，什么错，都不知道，是非不明，而且判断是非是以个人的立场为标准，而不是以社会所倡导的正确的价值观为标准，也就明白为什么社会上有许多人为刘xin名冤叫屈了。
如果从个人的立场出发，当然就会是非不明了，往往是各说各有理，就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是非标准。
价值观是一种处理事情判断对错、做选择时取舍的标准，是推动并指引一个人采取决定和行动的原则、标准。做事不能一味地趋利避害，还要正确地做人，这是对人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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