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乳房都切除了，我还是个女人吗？
在许多个将要睡去的深夜，关上电灯，四围尽是黑暗时，仰卧在被窝里，我用双手一遍遍抚摸自己已经平坦而又坚硬的胸部，可以清晰地感知自己胸前的一根根肋骨和上下缝合在一起而紧绷着的皮。每当双手停留在那个曾经温热、柔软、丰腴、挺立的地方，都忍不住一遍一遍地轻声呼唤：我亲爱的乳房，你们去了哪里，现在何处。这180多个日日夜夜，仿佛是一个冗长而昏沉的噩梦，醒来时你们被人从我身体里硬生生地拿走了。失去了你们的我，还是女人吗？女人的性别特征是乳房和阴道，我已然失去乳房，还能是女人吗？男人的性别特征是平胸和生殖器，我虽然胸部平下去了，可没有生殖器，是男人吗？或许，从此以后我就是个人们眼中的“性别不明者”了。
第一章：确诊
生死就在一瞬间，今晚睡下去，不知明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灾难和明天哪一个先来。
——一个朋友
一、厄运突来
没有一点点防备，没有一丝丝顾虑，就这样被癌症突袭。
2022年4月29日下午，离44岁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我照例去所在城市的三甲医院做乳腺的定期彩超检查，以为还像以前一样是比较严重的乳腺增生而已，心情颇为放松。
一个麻利干练的女医生拿着仪器麻利地在我左右两边的乳房上滑来滑去，当在我的右乳房反复滑了几个回合后停顿下来时，她面色凝重地告诉我:“左边乳房报4a,右边乳房报4b了，情况不太好，赶紧做进一步的穿刺检查。”
我一路使尽浑身力气用两手从医院楼道里挨挨挤挤的人群中拨出一条小道来，飞速交费申请穿刺检查，虽然那时我连“穿刺”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本来穿刺结果四天后就可以拿到的，但因为五一长假，一直到5月9日才拿到结果。期间是漫长的等待，尽管有些感觉不祥，但想着自己平时连感冒都不得的健康体质，忍不住在心里说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仍然心平气和地忙着手头的工作。
晴天一道霹雳。5月9日下午4点，当穿刺结果出来后又进一步做免疫组化后，我最终被确诊为乳腺癌了。
在医生直接告诉我是乳腺癌症的一刹那，我脑子嗡了一下，像是被一块砖头从后脑狠狠砸中，木木的、钝钝的。拿着确诊报告单，一步一步地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医院检验科的大门。
家离医院还有一公里多，中间是宽达两三百米的汉江。我已经完全失去方向，精神恍惚地凭着惯性和本能一步一步地往家的方向挪。城市里车来人往，一如既往地喧嚣和热闹，繁华中透露着落寞和凄凉，红尘中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这个面色惨白、失魂落魄、孤独无助的中年女人遭遇了什么，正在经历什么。
爬楼、开锁，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走完了从医院到家的路。到家后蜷曲着身子侧卧在床上，5月份的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了，我却感觉有些冷，忍不住用双臂抱住自己的身子。我会死吗？我问自己。一颗冰凉的泪从脸颊滑落滴在枕头上。
天色渐渐黯淡下去，肚子里此起彼伏的响声开始提醒我饿了，于是起身向街边走去。华灯初上，这样的黄昏时刻，行色匆匆的路人们大多都还没有停止忙碌而匆促的步伐，有的已踏上归家的路，神色疲惫而漠然。
我找了辆摩托车伏下身子，开始给我最亲的姊妹——大我19岁的大姐打电话，只说了一句“检查结果是乳腺癌”，就趴在摩托车后轮下双手抱着头开始山崩地裂地般地放声大哭，蹲下去的身子因为情绪太过激动而上下起伏，当哭得嗓子实在承受不住了时，开始剧烈地咳嗽，眼泪和口水顺着嘴角和下巴不断地往下流。
我意识到自己将要失去一只乳房，甚至将要死去了。而我还没来得及真正意义上的恋爱，还没来得及组建家庭，还没来得及好多感谢，还没来得及一些忏悔。我将带着这些缺憾和遗憾走进坟墓吗？
突来的厄运
二、“太委屈”
曾经有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歌叫《太委屈》，这个歌名恰能概括我此时的心境——太委屈。中年以后，我的生活方式一直很健康，除非万不得已，从来不在外边吃饭，一天三顿都是自己做；作息规律，从不在夜晚十二点以后入睡；每天健走至少1万步，常年感冒都不得。命运之神还是让癌症像只眼神犀利而恶毒的鹰隼一样扑向了我。
“凡人畏果，圣人畏因”，确诊后，我不是纯粹地恐惧自己身患乳腺癌这个“果”，而是想从伦理道德、自我修养和修行上去剖析和挖掘背后的“因”。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笃信佛教的因果报应，为人处世从不作恶，在44年的人生旅途中，做人做事向来慈悲为怀，说得夸张点，路上无意中踩死个蚂蚁，都会难受半天。并时时处处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来修身。黑夜里，我揪住自己的头发，胸腔里一遍遍发出愤懑的怒吼：我这么善良，为什么却总是这么不幸？
第二章：切除第一只乳房
紧紧抱住属于你的那份黑暗吧，因为灾难即将来临。
——英国谚语
一、正视“粉红杀手”
恐惧、悲伤、愤懑的情绪被宣泄出来后，开始冷静下来。回到家，打开手提电脑，在百度上搜索关于乳腺癌的知识。甚至开始想象死亡：如果是早期，我会配合医生治疗；如果是已经是晚期不可逆转，我会放弃治疗，用尽自己最后的积蓄，骑自行车环游全国，在最后的时刻如秋叶般静美地躺在亲人的怀抱里死去。
电脑上一行行关于乳腺癌的文字弹出来，道尽它的凶猛：全球每年有200万女性患乳腺疾病，全球每年有50万名女性死于乳腺癌；世界上每26秒就有一名女性被诊断出患乳腺癌，几乎每一分钟有一名女性死于乳腺癌。中国已经成为乳腺癌的高发区，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女性乳腺疾病调查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约有50%的妇女患有不同程度的乳腺疾病，其中每年有30万妇女确诊乳腺癌，每年有4万名妇女死于乳腺癌，并且死亡率在以每年3%的幅度快速增长，成为中国近10年来死亡率增速最快的癌症，近年来日益猖獗，被称为“粉红杀手”，正在无情地摧残着现代女性的身体和心灵。
日益猖獗的“粉红杀手”
看到这些，突然想起作家毕淑敏小说《拯救乳房》里的一句话：“千万别说出那个病的名称，那病是睡着的魔鬼，大声叫醒，它就暴跳如雷。”拯救乳房，也就是在拯救美丽与生命。而我，或许这两者都要失去了。
5月9日，我入住所在城市的三甲医院的妇泌肿瘤科，像身体被掏空了似的萎靡不振。医生告知我患的是浸润性小叶癌，属乳腺癌的中早期，只要及时干预，一般情况下不会危及生命，而且我发现得较早。病理报告显示，我是Her-2（1 ），属阴性，判断乳腺癌复发转移风险需要从分期和分型多方面综合评估，如果撇开其他因素，单纯从Hert-2来说，阴性者的预后优于阳性者。而且我的激素受体ER和PR均为中等阳性，这种情况就相当于人虽然感冒了，但是自身的抵抗力正常，危险性不大，预后最好。
而如果激素受体ER、PR 和Her—2都是阴性，就属于三阴，相当于人没有抵抗力，又感冒了，预后最差。
“相较于三阴，你已属不幸中的万幸。”医生对我说。因为知道了自己不需要放疗和靶向治疗，只做手术、化疗和内分泌治疗，浑身上下随之轻松了许多。
中国是一个“谈癌色变”的国度，长期以来，因为医学知识的匮乏，和对癌症的恐惧，和很多人一样，我都无知地把癌症和死亡中间划上等号。那么现在至少我首先不需要考虑生死的问题了，这也是我第一次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被吓死的。
二、放弃保乳
考虑到我正处于人生中的壮年时期，尚未婚育，医生一直在纠结建议我是切乳还是保乳。作为一个对爱情和婚姻都还心怀期待的女人，切乳于我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我清楚地知道，男性世界对女性的“乳房崇拜”亘古不变。在各个时代，女人的酥胸都被视为爱情的王冠、情感的宝座。早在1535年，法国诗人克莱芒.马罗写下了唯美而著名的《美乳赞》：玉乳新长成，比蛋更白/如白锻初剪，素锦新裁/你竟使玫瑰感到羞愧/玉乳比人间万物更美/结实的乳头不算乳头/而是一颗象牙的圆球，正中间有物坐得高高/一枚草莓或一粒樱桃。
乳房在男人和女人中享有崇高地位，对于女人而言，失去了乳房就等于失去了美丽，失去了爱情，甚至失去了生活。中国男人两性观念比较保守，著名“毒舌”主持人金星通过做变性手术变成了女人，还找到了真爱，但这个真爱是德国人，没有哪个中国男人思想可以开放到接纳一个变性人作为自己的妻子。
同样，没有哪个中国男人可以坦然接受失去乳房的人成为他的老婆，正如作家张爱玲说的：没有一个女人是因为她的灵魂美丽而被爱的。纵使我再自认为有着有趣的灵魂，我也深深地知道：一旦我选择切乳，爱情和婚姻的大门都被我彻底封锁死了，我不会走出去，别人也不会走进来了。
红尘万丈，再不可能我爱恋谁，亦不可能谁爱恋我了，余生，独守属于我的那份孤独和寂寞，直至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当我发现自己能坦然接受往后余生都可能没有爱情和家庭时，身体的美丽抑或丑陋在生命的面前显得是那么的渺小了，切乳的心理关在两三天内很快过去。
保乳也许可以暂时保留我身上的女性美，但是，我周围有好几个保乳的例子，恨不能穷尽家财地去省会等大城市寻求保乳，但或长或短的时间过去了，最终都还是失败了，到最后还是要切乳，甚至因为“保乳”而人财两空。那么，晚一刀不如早一刀。不能不说，上天赐予女性象征美丽、性感、迷人的乳房，与此同时，也很不厚道地潜伏了一个恶魔。
而且，保乳手术代价不菲，于我，精力和实力都消受不起，更没有到一二线城市里的医院去折腾的条件和勇气。这一刀，于我是在劫难逃，先把病灶切除、斩断了再说，其他一切都已无暇顾及了。于是，我坚定地告诉医生做全切除手术。
放弃保乳
手术前的一个晚上，躺在病床上，我用双手反复抚摸那只将要在明天全部被割去的乳房，知道今夜一过就再也看不见她了。
平日里，性格大大咧咧、外表中性化的我并没有对自己的乳房赋予特别的意义和内涵，只是觉得它是个区别于男性的身体器官而已，直到自己将要失去她时，才发现她的弥足珍贵——失去了乳房，就等于失去了一大半专属于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那些能凸显女性柔美线条和曼妙身姿的衣服，我统统与它们无缘了，别了，我的连衣裙，别了我的紧身上衣，别了我的晚礼服！在回家取些住院的简单衣物时，我难过地把衣柜里的几个胸罩和几件低胸裙子扔进了垃圾箱。
然而，手术并没有如期进行，因为我依然深陷在恐惧之中不能自拔，从小不打针不吃药的我接受不了一下子要切除整个右边乳房的事实，心理建设速度很慢，医生将手术又推迟了两天，以供我调整心态。两天后，也就是5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我坐在轮椅上被推向了手术台。
三、一场两个多小时的梦
在通往手术室的路上，可以看见院区里熙来攘往的病人和步伐匆匆的医生，初夏和煦的阳光照射在脸上、身上，双眼一热，突然地就有了刘胡兰就义般慷慨赴死的大无畏勇气。手术室的背景颜色和医生、护士的衣服都是墨绿色，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医生问我：“您是王主任的小姨吧，他前天就给我们打电话了，今天有手术不能来。”脸笑得像是一朵花。
我吃力地登上手术台，平躺在上面。护士们忙碌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一个面容和善的中年护士在给我上呼吸机时叹了口气，对着我的额头问我是七几年的，我刚要说出口，就一下子失去了知觉和意识，陷入昏迷中了——那是麻药的力量。
醒来时我已经又躺在病房的病床上了。从农村老家过来照顾我的嫂子告诉我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我点点头，算了算整个手术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右胸的伤口在隐隐作疼，整个手术像是做了一场两个多小时的梦，那一坨带着血和肉的东西就这样在梦中被从我身体里挖走了，两行清泪从脸庞滑落。
麻药还在继续发挥着它的威力，总是想要继续昏睡下去，医生告诉嫂子我两个小时以后才能入睡，于是嫂子不停地轻轻拍打我的脸庞、呼喊我的名字，尽力不让我睡去。两个小时后，我终于可以沉沉地睡去了。
傍晚六七点钟时，我醒过来了。现在还不能吃东西，为了补充我体内的水分，医生要求我嫂子把黄瓜切成薄片敷在我的上下嘴唇上，水分很快被吸收，黄瓜片很快就枯干了贴在嘴皮上，嫂子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换一次。
这时，我感觉到麻药的劲儿已经彻底过去，头脑异常清醒。因为切除的是右乳房，牵动着整个右胳膊的神经，我的整个右臂只能紧紧贴在身体右侧，动弹不得，偶尔能挪动一下身子，但右臂只能僵卧在那里一动不动，酸软而无力。
我下意识地摊开左手手掌，轻轻地压在右胸前，清楚地知道那一坨带着血和肉的东西被挖走了。切除了的部位静静地被白纱布覆盖着，就像一张白布盖住了人的遗体，惨白而刺眼。我终于失去了你，我亲爱的乳房！
失去第一只乳房
四、交代身后事
晚上8点多钟后，疼痛感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疼痛的部位是右臂上半截里边的那根骨头。短短半个小时内，从隐隐作疼到剧烈而尖锐地疼，塞入一粒阵痛栓后，疼痛稍作停止，很快，脑袋和身体因为疼痛而开始冒汗，直至大汗淋漓。情况报告给护士后，又塞了一粒阵痛栓，这一次，疼痛没有得到任何消减，冷汗从额头和身体上不断冒出，我龇牙咧嘴地咬紧牙关，以对抗和减弱右臂上半截里边那根骨头的疼痛感。
那一刻我才明白，疼到一定程度，是会有生不如死之感的，也知道了癌症病人真有可能是疼死的。突然想起，2019年在医院照顾生病的父亲时，邻床的癌症病友因为骨头疼痛呻吟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在不断的呻吟中慢慢走向了生命的终结。
当我也因为疼痛开始情不自禁地呻吟时，我感觉自己离死亡也不远了。因为手术后10小时内不能进食和喝水，嘴唇枯裂，双唇无力地张开着，呼吸微弱，不能用声带说话，只能张开嘴巴艰难地低声说出些简单的词汇。
身旁的背包里是自己随身携带的银行卡和存单，我想，在这最后的时刻，必须要对亲人做个交代了。我用手示意嫂子把耳朵伏在我耳边，喘着粗气吃力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让她记得我的银行卡密码，并断断续续讲好了这些钱在父母和兄弟姐们中间怎么分配，也交代了死后把我埋葬在哪里。嫂子不停地安慰我不会的。
就这样耗到了晚上十一二点，许是太疼，许是太困，突然地，双眼一闭，头往枕头上一沉，不知是昏死过去了还是昏睡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睁开眼睛时房间里的灯还亮着，炽热而刺眼，我揉了揉双眼，看着熟睡的嫂子和不时发出滴滴声响的监护仪器，我知道我没有死，活过来了。
抬起手表一看，正是凌晨四点多，窗外的天空还沉浸在黑暗中，叫醒嫂子，喝了一碗小米粥，元气稍有恢复，右臂上半截的骨头只是有些酸软，不再那么痛彻心扉地疼痛了。第二天，医生告诉我麻药散后，做手术那一侧胳膊的骨头会有疼痛，但这样的剧烈疼痛在临床中并不多见，我又成了那倒霉的“少数”中的一个。
五、形形色色的病友们
早上六七点钟，病人们开始在楼道里来回走动。他们大多穿着蓝白相间的竖条纹的医院病服，身上挂着两个专门装引流管里流出来的血水的塑料小葫芦。有的精神抖擞，有的懒散无力，我也得以在这里结识不同精神面貌的病友。
“不把自己当病人”的农村大姐
早上七八点时，走廊已喧哗起来了。还没有到给我拔尿管的时间，身上有异物，行动不太方便，喝了点小米粥后就忧伤而慵懒地躺在床上。这时，一个和我同一天做手术、年龄又相仿的农村大姐粗着嗓门大大咧咧地朝我的病床走过来，准确地说，是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她高声嚷嚷着：“小郑，快起来散步去啊！”看着她精神抖擞、元气满满的样子，我大吃一惊，同时感觉很羞愧。
这位大姐齐耳的短发，不高的身段，却结实又匀称，皮肤被太阳晒成了麦黄色，说活、走路都虎虎生风，质朴中透露着干练、豪爽甚至慷慨。她被从手术台推出来时，正是我被推向手术台时，在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我们认出了彼此，会心一笑，算是结下了一段友谊。
这位大姐也是个苦命人，40多岁的青壮年时期，正是拼命为上大学的孩子赚取生活费和学费的年龄，却突然患上了乳腺癌。但她有着农民特有的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和自尊自爱。
住院后，她老公只陪伴了她做手术的当天和晚上，术后第一天清晨，就匆匆赶回老家去割麦子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继续后边的治疗。术后第一天早晨八点多尿管拔后，她不仅在走廊里来回走动，还下楼走了很远的路给自己买早餐。而我至少还有至亲的陪伴和照顾，却像被锤子锤过了一样的毫无斗志和精神。
谢天谢地，上午九点多时，到了给我拔尿管的时间，体内有异物的不舒适感瞬间消失，我也尝试着下地走路了。刚开始非常地谨慎和小心，只能佝偻着身体小步向前，这位大姐一直在旁边宽慰、鼓励我“没事的，就和平常走路一样，不要把自己当病人。”在她的耐心指导下，我居然能直起身子越走越稳、越走越快了。
受大姐的感染，术后第一天我就满血复活了，当天在走廊里一口气走了几十个回合，一日三餐也坚持着自己一个人下楼到医院附近的小吃店里买。在整个右胳膊只能紧贴着身体右侧，不能动弹的情况下，我居然还左右手配合，坚持把自己的一条内裤给搓干净了晾晒在走廊尽头旁边的阳台上。
之后的几天里，我和大姐的精神状态都越来越好，有一次晚饭时，我们甚至还走了很远的路去寻找医院附近一家小馆子的鸽子汤喝——据说鸽子汤对乳腺癌病人是最有滋补价值的。在还没有拔引流管前，病人身上都要随身携带两个专门装引流管里流出的血水的透明小塑料葫芦，我和大姐散步或者外出时，都将它们分开塞在病服两边的口袋里，尽量不让别人看见小葫芦里鲜红的血水，以尽最大努力保留自己作为病人的尊严。
大姐的穿着和她的为人一样朴实，但都给人一种干净、清爽、利落的印象，在她的带动下，我也脱下了医院里肥大而臃肿的病服，穿上生病前的衣服，说不上华美，却也搭配得当、装扮得体，让人眼前一亮。
楼道里经常可以碰到随意穿着睡衣、懒散而无力地来回走动着的女病人，似乎是被癌症打蔫了的茄子，我不赞成这样的精神状态，所以除了洗漱和晚上睡觉时穿睡衣，白天我都是正装，尤其是早上八点钟时，我都会穿上自认为最得体的衣服迎接科室主任和医生的查房。是的，我们的身体是病了，但我们的心还没有病，病人也有追求体面、讲究和爱美的尊严和权力
很难想象，没有这位农村大姐的影响，我能否术后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加之本身体质一直很好，插在身上的引流管里的血水一天比一天少，这就意味着我尽快可以出院了。每每念及此，都有种士兵凯旋归来般的自豪和兴奋，甚至忘记了自己其实已经失去了一只乳房。
打扑克的“淡定姐”
每到吃中饭或晚饭的时候，病区走廊尽头处的开水房最热闹。一些女病人因为化疗，头发差不多掉光了索性剃成光头，她们三五人围坐在一起打扑克牌，笑声爽朗。或者用大碗泡一碗方便面，随便加点用开水烫过的蔬菜，在那里狼吞虎咽，吃得香甜得让人误以为是山珍海味。
在和他们闲聊时，其中一个淡定地告诉我，她已经在这里住了五年了，就是这样每天吃如此简陋的饭菜，她都还在顽强地与死神掰手腕。另外一个光头大姐则对我说，医生当年明确告诉她只有五年存活期了，今年已是第七年，她依然在这里和病友们谈笑风生。
这些“草根”病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质朴的坚强、天性的乐观，都深深震撼了我。他们这种“过好每一天，活一天赚一天。人生不在乎长度，而在乎质量”的豁达与通透，是我这样一个天天悲悲戚戚、老从忧伤中走不出来的文人所不具备的。我开始慢慢从失去一只乳房的伤痛中走出来，努力接受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瘦得像非洲人的老阿姨
第二次化疗时，和我住同一个房间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阿姨。
老阿姨饱经沧桑的脸已近古铜色，身体异常的消瘦，有种刮一阵大风就可以把她吹走的单薄。她穿着宽松的汗衫，胳膊又细又瘦，除了骨头外几乎没有多余的肉，细黑得像半截木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细又这么黑的胳膊，医生要给她打针时，也因为胳膊又黑又瘦，血管很难找，每次打针都要折腾很久。
老阿姨每次来都是行色匆匆，从不与外人攀谈，当别人问她怎么没有老伴或者儿女的陪伴时，她笑笑不说话。她瘦小的身体里其实装着满满的能量。每次来后，总是仰卧在床上安静地打针，针一打完就戴上帽子大步流星地离开病房。
老阿姨虽然黑瘦得让人心疼，尤其是她黑得像干柴棒一样的胳膊，我一直不忍多视，甚至怀疑她营养不良。但我从她沧桑的脸上读不到一丝的伤心和绝望，也许，世上的苦她已经受遍了，癌症于她已经不算什么了。
为了尽快恢复右手臂的活动力，我时常在病区楼道里做“爬墙”练习，手臂在墙上一天比一天，一次比一次爬得更高。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位老乡大哥忍不住赞叹我道：“前一天还在床上惨兮兮地躺着一动不能动，第二天就像个泥鳅样地活蹦乱跳了。”
我开始明白，乳腺癌就是个慢性病，当你甩开一切，不把自己当个时刻需要保护的病人，就像正常人一样吃喝拉撒睡，在不伤害术后身体的情况下，该干嘛干嘛，病情反而好转得更快。
5月30日，夏日已经真正来临，阳光不再那么和煦，多走几步路额头都会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太阳下我穿着一套深蓝色休闲短装，拎着简单的衣物，与这座我住了整整二十天、并拿走了我一只乳房的医院轻轻挥手暂别——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将返回这里的妇泌肿瘤科做整个治疗的第二个环节——化疗。
六、五味杂陈的化疗
化疗前，要在我没有做过手术的另一条手臂置入PICC管，就是利用导管从手臂静脉处进行穿刺，这个导管会直达我心脏附近的大静脉，以很好隔离化疗药物与我的血管。另外，大静脉处的血流速度比较快，可以快速稀释掉化疗药物，保护血管。医生告诉我，化疗药物的刺激性比较强，部分患者在化疗时经常会感觉血管处疼痛，甚至局部水肿，PICC刚好规避了这个。
PICC管子要在我身上“长”到化疗结束才可以拔掉，这期间需要每周做一次维护，而且不能淋浴，天再热，也只能用毛巾就着热水擦一擦。
开始化疗
化疗的痛苦令很多病人“闻风丧胆”。在病区走廊的卫生间里，时常会碰见病人在那里“掏心掏肺”地呕吐，表情痛苦，甚至“面目狰狞”。楼道里也随处可见光着头或者戴着帽子或者假发的女病人，那是因为化疗导致的脱发。此外，还有腹胀、腹痛、腹泻或便秘等症状。
以上毒副作用，如果病人用的是国产社保目录类的药，反应会非常明显，一般第一或者第二个化疗周期就会掉光全部头发。我所在的医院给绝大部分癌症病人化疗时都用的是这类药。
我的化疗被定为6个周期。这里需要交代一个小插曲。我到这家三甲医院的妇秘肿瘤内科来住院治疗，是我的一个至亲在该医院工作，因为能力出众而被提拔为一个重要的科室的副主任，也就是世俗意义上的“领导身边的红人”，安排的住院事宜。这就决定了一些医生不把我当做普通病人来看。
住院时，我大姐和侄子告诉我的主治医生，我的收入很普通，手头可支配的积蓄也不是很多。主治医生与他们沟通时说我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怕打社保用药会对我的肝脏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建议我用一种叫“多柔比星”的化疗药物，毒副反应要小很多，但是比社保用药又贵一些。当时我的现金储备有十几万元，我想贵就贵一点，这点积蓄该够整个疗程的治疗了。
第一次化疗的前一天，医生告诉我药是在药店买，她开好处方后药店的人会将药送到我的病房里来。当天上午十点左右，药店的人把药送到病房，我语气平淡地说：“多少钱？我来扫码。”“13750元”，药店的人话音刚落，我一下子本能地从病床上弹跳下来了，脸一下子胀得通红，头上瞬间生出一圈细密的汗珠，我活了44年，这辈子都没有用过这么贵的药，才情不自禁地如此失态。
医生是告诉我这个药比普通用药要贵一些，但没告诉我会高达近15000元啊！但送药的人已经在眼前，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无比痛心地用微信支付了这笔钱。我知道，这样搞下去，我的“弹粮”将会很快耗尽。
但我又不得不承认，用这个化疗药物，我确实没有产生呕吐、恶心、厌食、脱发等不良反应，头发反而“怒发冲冠”地竖着往上长，浓密而漆黑，精气神儿也没受影响，走路、做事都像手术前一样的精神抖擞，干脆麻利，让人觉得根本不像一个癌症病人。一些不知情、使用普通药物的病人很羡慕地问我怎么既不掉头发也没啥剧烈反应。
没有人能理解我心中隐隐的不安和焦虑，包括我的兄弟姐妹。这么昂贵的药物，6个周期下来紧紧是这个我就需要花费大几万元，加上每次化疗的其他费用，我确实感受到了压力。
雪上加霜的是，在检查出右乳是浸润性小叶癌时，我的左乳也情况不妙，主治医生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乳腺增生，我深知，乳腺增生一般是恶性肿瘤的最前奏，所以，在倾尽所有治疗右乳时，我必须给左乳的治疗留下足够的空间。还继不继续用这个昂贵的化疗药，成了每天都在纠缠和拷问我的问题。
在这种纠结和矛盾中，我又用了一个周期的这个化疗药。银行卡上的积蓄在一点点减少，用这个药的底气也在一天天减弱。在主治医生继续游说我这个药确实对人体伤害很小时，我在心里爆了句粗口：“他妈的，头发不掉，不恶心不呕吐，能叫得癌症了吗？”
此时，我心意已决，哪怕就是普通化疗药的毒副作用把我送进ICU，我也要停止使用这个一瓶高达近15000元的“红药水”了。
为了这高达15000元一瓶的“红药水”，我对我的主治医生心生芥蒂了。关于使用什么价位的化疗药，在化疗前她应该详细地对我讲解不同化疗药的价位、利弊，及什么药可以走社保，什么药只能自费。但是她根本没走这个流程，只和我大姐及侄子在电话里说了她计划给我用的这个化疗药的好处，根本就没有征求过我本人的意见。
而且我观察和了解到，周围的病友有的是中学老师，有的是政府公务员，有的自己做生意，很多经济条件都比我好，医生给他们的用药也都是社保可以报销的药，而不是那瓶贵得吓死人的“红药水”。
当后来我经济压力越来越大，态度坚决地要求换成社保用药时，这个主治医生还在对我强调这款化疗药的好处。当时我的左乳也被确诊出了问题，需要全切除或部分切除，在我坚决要求将化疗药换成社保报销的“表柔比星”后，主治医生说道：“那你还是先去楼下甲乳外科做手术和后续治疗吧！”我知道，因为我坚持用社保用药而放弃那个昂贵的化疗药，身上榨不出油水了，所以被一脚给踢开了。
我不知道这个主治医生一开始在给我用这个价格高昂的药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微妙心理，也许初心真的是想规避普通化疗药可能带给我的毒副作用。我不是在这里质疑她的医德，但确实如鲠在喉。我对医生医德的理解是：有着普度众生的鸿愿，苦口婆心的耐心，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
通过这件事，我也在重新思考医患关系。由于天然的信息不对称，病人是相对的弱势群体，往往对医生奉若神明，亦步亦趋，尤其是癌症病人，把强烈的求生欲望几乎全部寄托在医生身上，但未必所有的医生都能回应对等的真诚和悲悯。作家毕淑敏在其著作《拯救乳房》中说：“癌症病人和医生的关系仿佛是个深不可测的黑洞，甚至比死亡的黑洞还要神秘。”
而我以为的最佳医患关系首先应该是：信息透明，流程规范。医院无富人，尤其是癌症病人，更不该被当韭菜来割，当羊毛来薅。
前三次化疗都是在妇泌肿瘤内科进行的。由于是夏天，化疗期间左胳膊上半截被置入的PICC管子很不好维护。蒙在那根置入体内的细长针管上的是一层四方形的非常轻薄又柔软的膜，有点类似于超市里的保鲜膜，但似乎更薄更软，胳膊不能出汗，否则浸渍在皮肤和膜之间的汗液也会随着针管渗进体内，会引起感染。
而且只要汗出多了，这层膜就会自己卷起来，甚至整个脱落，导致针管裸露在外，也会引发感染。
外边骄阳似火，我的畏寒体质又不能吹电扇或空调，屋子里稍一动身就是一身汗，在家吃饭时我只穿一条裤头，浑身的汗却像水一样顺着身体不断往外冒，吃一会儿饭就要抬头看看膜是否卷起来了。每天只能困在家里，只有在晚上有点凉风时到小区院子里走一走。运动量不够，而化疗期间又需要补充更多的营养，眼睁睁地看着体重由常年维持的110斤迅速飙升到120多斤。
有病人告诉我化疗期间长胖比消瘦要好，我知道患了这种病后，体重再减下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七、偶遇男性乳癌患者
由于我在医学上的孤陋寡闻，直到这次来住院我才知道原来男性也会患乳腺癌。
办住院手续要去门诊找医生开入院单，我挂好号后在门诊排队等候。这时进来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中年男子，戴着鸭舌帽，似乎特别压低了一点，神情稍显忧郁。
从他和医生的谈话中可以知道，他罹患乳腺癌已经好几年了，最近好像又复发了，需要尽快做手术。我惊愕地望着他的背影，这是我所见过的第一个男性乳腺癌患者。后面排队的是清一色的女病友，在中年男子和医生的交流过程中，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惊讶和疑惑，中年男子有些发窘，顺手压低了下头戴的鸭舌帽，匆匆走出去了。
在医院住下，安顿好后，我在手机上科普了下男性乳腺癌的知识。原来，不仅女性会患有乳腺癌，男性也会患乳腺癌，只是男性乳腺癌比较罕见，只占所有乳癌的0.6%，而且在所有男性癌症当中占不到1%。长期以来，比起女性乳腺癌，世人对于男性乳腺癌的了解并不多。
应了那句话：人类悲欢都是相通的。男人和女人也是。
第三章：一波三折
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
——齐秦《北方的狼》
一、节外生枝
8月15日，我按规定的时间继续来到妇泌肿瘤科进行第四次化疗。早在我刚住院时，主治医生就说从来没有见过像我的左乳房这么严重的乳腺增生，在进行第三次化疗时，她开始给我注射一款名叫亮丙瑞林的药，以抑制和降低雌激素。
这之后，她一直在观察左边乳房的情况。不料，情况很快发生了突变，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第四次化疗前的例行检查中，彩超显示，左乳的一个小到不能穿刺活检的肿块在化疗期间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增大，而且从0.8增长到了1.4。这就是说，化疗的药物对左乳的肿块已毫无杀伤力。
科室主任召集该院妇秘肿瘤科、影像科、甲乳肿瘤科的专家进行联合会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讨论和论证，他们得出了左乳房也可能需要要切除的结论，至于是全切还是局部切，还需病理检查。
主治医生怕我经受不起这个打击，也接受不了医生们讨论的结果，直接给我大姐和侄子打电话说明了情况。中午吃饭前，大姐在电话中小心翼翼地说了医生们的建议。医生说给我一两天时间考虑。
我强打起精神，穿戴整齐地去医院外面喝了一碗小米粥，泪水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从眼眶喷涌而出，却始终没有哭出声来，是一种无可奈何了的麻木的痛。回病房后，我用病房的帘子将自己的病床围得严严实实，在里边坐了一下午，像是一只受伤的狼，无声地哀嚎着，并伸出舌头一遍一遍地舔舐自己伤口上的血。
晚上，我在漆黑的夜里沿着医院周围毫无意识地行走，当从医院所在的郊区走到灯火璀璨的的市区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知道现在几点，走到了哪里，而且因为走得太远，我迷路了。深夜11点左右，我叫了辆出租车回到医院。
此后的几天里，再没有哭泣，再没有眼泪，仿佛不曾知道马上将要失去自己的第二只乳房。医生告诉我，患乳腺癌单侧切除的很多，但像我这种双侧患癌需要双侧切除的，在临床中并不多见。
命运的巴掌把我煽得踉踉跄跄，头晕目眩中我努力站稳：即便两只乳房都切除了又怎样，生活还得继续，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可能因为无意识地走得太远，太累，睡意袭来，奢侈地在病床上睡了个好觉。
8月17日，我由妇泌肿瘤内科转至甲乳外科，准备治疗左边乳房肿块的手术。
二、一周两登手术台
因为左乳房的肿块太小，做不了穿刺活检，只能先将左乳局部麻醉，将其切开，将里边的肿块挖出来，送至医院东区做快检，40分钟内快检结果会发到手术室医生电脑上。如果肿块是良性的，就将切开的乳房继续缝上；如果是恶性的，手术马上从局麻切换至全麻状态，切除病人的整个乳房，就像切除我的第一只乳房一样。
但是，这个快检并不是最终、最绝对、最准确的结果，是不是恶性肿瘤，还需要等五天后的病理诊断结果。绝大多数情况下，快检结果和病理诊断是一致的，偶尔也有偏差，但偏差率很小。
8月22日，周一早晨8点40分左右，我登上了手术台。也许是心理作用，感觉手术台比第一次全切除手术的手术台小了很多，就像一张学生时代的单人床，刚够我睡下。或许是潜意识里的良好愿望，主刀的科室主任和医生面部表情都很放松，凭借他们多年的经验，这应该是局麻就可搞定的。
因为是局麻，手术中我的意识完全清楚，能听清医生的说话声，也能清晰地感知手术刀在肌肉里来回划动。很快，肿块被切割出来送出去做快检。医生们根据多年手术经验的判断，肿块应该是良性，只要再把切开的伤口缝上即可。
这时，医生们的神经已经完全放松了，主任开始坐在旁边看手机，主治医生不慌不忙地将为我缝合伤口。40分钟后，活检结果从电脑上传过来了：良性！手术室一片欢愉，我居然也幸福得泪流满面：我的左乳房终于还是保住了，哪怕以后它上面有着难看的伤痕和残缺，但严格意义上它还是一只乳房啊！
左乳勉强得以保留，接下来的几天是我患癌后最“幸福”的几天，每天精神抖擞，满血复活，生病前的麻利劲儿又回来了，甚至在默默地收拾病床边的柜子里的衣物，为出院做准备了。
然而，天不遂人愿。五天后，也就是8月26日的早晨，医生来查房时告诉我病理结果刚送到，判断为恶性肿瘤，是低密度导管原位癌，也就是说，左边的乳房还是要完全切除！手术安排在下周一。
这就是我的“星期五的礼物”。最终是这样一个结果，连看惯生死的医生都情不自禁地为我一唱三叹，感慨良久：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这样短短几个月两只乳房先后全切除的病例了，整个办公室的医生都在哀叹我的年轻，哀叹我终究没有逃脱的厄运，哀叹整个事件的悲剧性和戏剧性。
第四章：再次全切除
偶然看到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句话：“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活得这样辛苦，我曾经羡慕过的人，我曾经向往过的人，我曾经爱过的人，我曾经恨过的人，最后我才知道，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和我一样活得千辛万苦。”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一、三上手术台
医生说完病理诊断结果后，我呆坐在病床上良久，脑海里没有任何意识，后来同病室的病友告诉我她当时连喊我三声我都没有反应。黎明的曙光刚得以展现，至暗时刻又从天而降。反反复复的打击，从地狱到天堂，再从天堂到地狱，像极了命运开的玩笑。
我想抓住一个人痛哭一场，但没有人可以抓，因为老家县城疫情突然严重，于8月18日开始封控，所有到市区的关口都被封锁，没有一个亲人可以过来医院陪伴、照顾我。每天的生活、马上要进行的第二次全切手术，都需要我一个人面对。眼泪和哭泣于我都有些奢侈了，我就像古希腊的悲剧之神一样咬着牙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穿行，每走一步都告诉自己不能倒下。
我知道这样一个大的手术我一个人是应付不过来的，于是用最快的速度在网上找到一位护工，以200多元的价格请她帮忙照顾和陪伴手术当天。
手术前医生告诉我，虽然是原位癌，但医生担心有浸润的成分，所以决定还是要像第一次切除手术一样进行腋窝淋巴清扫。这就意味着今后一生我的左胳膊会和右胳膊一样不能提重物（限制在4公斤以内），更不能干重活儿了，否则立马会产生严重的水肿，而水肿容易起来，不容易消掉，一般得一两年才能慢慢消下去，有的甚至更长。
8月29日早晨，我再次被推向手术台。这一次，医生们的表情不再像上次局麻手术那样放松，几个医生表情严肃地鱼贯而入。因为已经全切除过一次，所以我对手术本身并没有害怕和恐惧。不得不赞叹麻药是人类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它让所有病人感觉手术就是一场梦而已，或长或短，一觉醒来，手术也就完成了，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失去第二只乳房
把切除右乳的过程再在左乳上演绎一遍，再睁开眼时，映在双眼前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医生，不同于其他医生的冰冷，他微笑着回答我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0点40分，并微笑着安慰我说：“顺利，已经很顺利了。”我能感觉，那微笑里有对我双乳切除的同情和悲悯。
被推出手术室大门的一瞬间，尽管还神志昏沉，看到在手术室外等着我的护工，还是准确地叫出了她的名字，后来她告诉我她当时又感动又同情，感动的是我做了那么大手术出来后第一眼就认出了她，同情的是其他病人都是自己的亲人在手术室门外焦急而耐心地等待，唯独我是原本素不相识的护工。
刚被推回到病房，侄子从老家县城打来问候电话，血缘真是个奇妙的东西，他一声“小姨”让我瞬间破防，对着电话叫了声“侄儿”，就瘪起嘴来抱着电话像个孩子样的哭个不停，想把这些天里的委屈、孤独、无助全部都宣泄出来，完全不是长辈应该有的样子了。
因为左右两边的乳房都被切除了，我的左右两只胳臂从此以后都不能再打针或者抽血、量血压了。这次手术中，输液的针头扎在了我的左脚踝处，不知为什么，针头拔了后，整个左脚踝还是被一层层的白纱布厚厚地包裹着，并被稍微抬起来放在病床的挡板上，像极了电视剧里受伤的战士。一时间有些精神恍惚。之后的每次打针和抽血都是用脚了。
疼痛，这一次不再是胳膊里的骨头疼，而是做手术的左乳的伤口疼，那种火辣辣的被烫伤了的灼痛感，也是明显让你感觉到你胸前的一大坨血和肉被挖走了的疼。
这一次也不再像第一次一样地极度渴望昏睡了，而是从推下手术台后就再也无法合眼，麻药的威力在我身上已经不能再强劲地显现了，精神有些亢奋，思维异常活跃，许多人和事都在脑海里横冲直撞。依然是让护工把黄瓜切成薄片敷在上下嘴唇上补充水分，这一天一夜却再也无眠。
伤口的灼痛感在慢慢减轻，我努力闭上眼睛想要休息片刻，但无论怎么努力，就是没有睡意，因为长时间睁着，两只眼睛的眼皮都生疼，就这样瞪着眼睛从手术当天的上午10点40分到次日早晨8点医生来查房。如果说第一次全切手术带给我最大的伤害是疼，这一次却是焦虑和亢奋带给我的重度失眠。手术后的好多天里都每晚只能浅睡一两个小时，整个脸肿得像个篮球。
躺在病床上，我想给过去的朋友、同学打个电话，诉说自己的遭遇，但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我非常认同一句话：当你不幸时，不要去打扰别人的幸福。也正因为此，从确诊到现在，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同学或联系得上的朋友。出于自尊，也出于到我这个年龄了对友情已经做不到像以前一样的笃定和笃信了。
这世界，热闹和精彩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了。正所谓今年的一首流行歌曲《我来人间一趟》里所唱的：我来人间一趟本想万丈光芒/谁知世人模样只为碎银几两/我来人间一趟历尽风雨沧桑/无意打碎夕阳却被劝返天堂/我来人间一趟也曾年少轻狂/怎奈世事无常终难如愿以偿/我来人间一趟受尽世态炎凉/回顾前尘过往徒留满腹惆怅/我随着人潮四处在飘荡，心中的话却不知和谁讲。
四十出头的年纪，正是事业上大展拳脚的时候，在我身患癌症，切除双乳的至暗时刻，却是我好几个大学同学的高光时刻。
9月底，在某国家部委工作的男同学，被公示为该部委一重要部门的副司长，仕途不可限量；四年的挚友（后形同陌路了）的公司在全国上市路演，并于10月下旬在创业板成功上市，在网上看到她在深交所敲钟的照片，笑得很矜持；另一交往较多的男同学则从中部某省市管正处一跃而成为省管正处，再度升迁指日可待。
没有一点点的羡慕嫉妒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时运，只是有些落寞，那种知道自己落后了，却再也追不上了，也不想追了的落寞，我想这就是所谓的认命吧。
手术当天下午，我用手指轻轻随意地划着微信，从朋友圈里知道我武汉的一个同行，也是前辈的著名媒体人、《知音》杂志社内容高管阚娟因为乳腺癌撒手人寰，享年仅53岁。确诊已经有9年多了，这么多年她出于骨子里的清高和自尊，除了至亲外，很少有人知道她罹患癌症。她追求完美的个性决定了她不可能接受身体的不完美甚至残缺，所以选择了中医保乳。
一个朋友在微信里说，阚娟临死前一直迟迟不肯闭上自己的眼睛。想来也不奇怪，她那么好强的人，这样的壮年早逝，想必还有很多心愿未了。这是否也是我未来的结局？
联想到前不久，曾在年轻时和其有一面之缘却感觉如沐春风的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赵赫老师也患癌去世，享年也仅60岁，不禁悲从中来，不相信这么宽厚、善良、优秀的人就这样和我阴阳两隔了，似乎就还站在我旁边。那一夜，我的世界晦暗到极点。
二、“地狱”归来
因为有了经验，术后第一天上午九点多护士把我的尿管拔了后，我就开始调整呼吸，气定神闲地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并用左手扶住右手把自己所在病房的地轻轻拖了一遍，把同病室的病友吓了一跳：“前一天晚上你身上还插着管子和监护仪器，第二天上午就像没事的人一样了，好得也忒快了。”
我苦笑了一下，想起作家杨绛说的那句话“人生除了生死，其它都是擦伤。”
外表坚强的背后是切除双乳后巨大的悲痛感、悲怆感和自卑感，甚至还本能地生出一种被羞辱了般的羞耻感。
问苍天，两个乳房都没有了，我还是女人吗？说我是女人，可我已经没有了女人一半的性别特征；说我是男人，可我除了平下的胸部，没有生殖器，从此以后，我是不是就是个别人眼中的“性别不明者”？想撕心裂肺地大哭一场，但不能。我变得越来越沉默，踽踽独行于病区的走廊和病房，神情孤独而苍凉。
喜欢在晚上用手机小声打开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一遍遍地听。“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吗 配吗 这褴褛的披风/战吗 战啊 以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
之所以反反复复听这首歌，不只是其铿锵的歌词、悲怆的曲调、昂扬的旋律，还因为其背后一段感人、励志的故事——这首歌的作词者唐恬的十年抗癌经历。这个追光一样的女孩十年前得了鼻癌，彼时，她已经为“超女”何洁、周笔畅、张靓颖等艺人写出许多脍人口的歌词。经过十年的抗争，她从癌症的魔掌里再度挣扎着站起来，王者归来般地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孤勇者》，火遍中国。
在反复听这首歌时，我开始思考命运、苦难、悲剧等人生和人类的宏大命题，我知道，我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审视自己正在遭遇的苦难，否则会沉浸在小我中难于自拔和超脱。我有六个兄弟姐妹，其中和我最亲密、年长我19岁的大姐于去年确诊乳腺癌，做了右侧的全切除手术。当我又被确诊为乳腺癌时，很多人提醒我是否有家族遗传基因。每一个家族都有每一个家族自己的苦难、宿命和原罪，我祈祷，所有的苦厄、惩罚和黑暗都降临到我头上，由我一个人背负和承担，以换取兄弟姐妹们后半世的平安。
一直对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尤其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情有独钟，往往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鲁迅说：“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门德尔松则曾经说过，悲剧的主要因素，就是其“无可避免性。”这部经典悲剧整个就是人跟命运的冲突，主人公在命运面前表现出来的反抗、挣扎、无力、无奈、宿命总让人感慨系之。
古希腊最悲剧的男人俄狄浦斯
俄狄浦斯是特拜国王拉伊俄斯的儿子，因其父亲恐惧自己“将被儿子所杀”的诅咒和神谕，将其遗弃。被牧羊人所救，并成为特拜邻国柯林斯国王位继承人，但因神谕说他会弑父娶母，不知自己并非柯林斯国王和王后亲生的俄狄浦斯为避免这个神谕（命运），便离开柯林斯国，向特拜国走去。
在通往特拜国的路上，俄狄浦斯与自己的亲生父亲拉伊俄斯狭路相逢，两人互不认识，前者被后者的粗暴激怒，将其杀死，他并不知道杀死的就是他父亲。
俄狄浦斯进入特拜国后，破解了女妖斯芬克斯“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晚上用三只脚走路的动物是什么”之谜，拯救了特拜国人，被推举为国王，并按照习俗与失去了丈夫拉伊俄斯的王后成婚。就这样，俄狄浦斯应验了他将“弑父娶母”的神谕。
因为俄狄浦斯犯下了“弑父娶母”的大罪——虽然他浑然不知，瘟疫和饥荒降临到特拜国。在寻找特拜国总被灾难肆虐的原因时，他才知道凶手就是“弑父娶母”的自己。悲愤不已的俄狄浦斯用胸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走到国民面前承认自己是杀死父亲的凶手，是娶母为妻的丈夫，是大地的妖孽，并离开了这个国家。
俄狄浦斯的悲剧就在于他无法逃脱“弑父娶母”的命运安排，越是挣扎，越是被束缚。但尽管如此，俄狄浦斯表现出来的反抗、挣扎所折射出的人格、人性的魅力及身上的悲剧美，依旧让人赞叹。
一天又一天的认知和思考让我明白，癌症是脚部有着柔软肉垫的食人兽，凶狠残暴，走起路来却是无声无息。它循序渐进，从容潜入，相当长时间内不动声色。于我，悲剧或者命运的大网，其实许多年前都已经悄悄拉开了，而我亦浑然不知。
本哈明.拉巴图特在《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里说：“我们攀升，我们坠落。我们通过坠落而攀升。失败塑造了我们，我们的唯一的智慧是悲剧的，它总是到来得太晚，也只为迷失者所知。”智慧来自逆境，无一例外。突然之间，生发了对许许多多人和事的宽容。
三、总是流不干净的血水
似乎是上天还要继续考验我承受挫折的耐力。虽然本次手术顺利，之后也没有各种疼痛或其他不适，但就是引流管里的血水每天都是大几十毫升，手术刚做完的几天引流管里的血水有80多毫升，过了几天降到五六十毫升左右后，就再也降不下去了，装血水的两个塑料小葫芦里每天都快要装满的鲜红的血水，刺眼又扎心。
五天、十天、十五天过去了，还是每天三四十毫升的量，我开始慌了。医院一般做手术后一周左右就会让病人出院的，如果血水还有一定量流不干净，就建议带管（埋在身体里的引流管）回去几天，再来办住院做后续治疗。与我同病室的一个大姐情况和我类似，就带管回去了。
糟糕的是，我没有办法能够带管出院，老家县城的疫情依旧严重，整个县城都在严密的封控中，进不去，也出不来，意味着我出院了在市区里根本没地方去。一个和我同县城的老乡只好在医院附近租了间房子，现买了被子和炊具等生活用品。疫情当道，我们像是被老家县城抛弃了的孩子。
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才给医院的亲戚打电话，让他帮忙请求继续留在医院观察不出院，毕竟每天都是四十多毫升的血水量也让我忧心忡忡，而且按照疗程规定的间隔时间要继续做的化疗时间也该到了。
之后的一天，主治医生把引流管拔了，血水从而都以积液的方式积压在左胸部，需要医生每天用针管在胸前抽出来。血水量仍然没有明显减少，仍然是每天30多毫升的样子。我非常害怕体内的血水就像小雨一样在空中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没个尽头，这就又需要我在医院里做长时间滞留。
截止到当时，我已经在医院住了5个月了，每次走进熟悉的楼道，熟悉的病房，都有种深深的压抑感。一天三顿都在医院附近的各种干净的或不干净的小馆子解决，5个月里我已经把医院附近的苍蝇小馆子给吃了个遍，以致于后来出院后我一在外边馆子里吃饭就恶心、想呕吐。
我迫切地想回家。等老家县城一解封，我就向医生申请回家了。9月28日，医生抽完我胸前的积液后，我急切地登上了回家的汽车，我想在自己的厨房给自己做顿饭，在自己的浴室痛快洗个澡，在自己宽大的床上酣然睡一觉。
回到县城的家后，昏天黑地的睡了一天一夜，似乎是想把这几个月在医院里欠下的觉一口气全部给补回来。如此闲适地过了3天，9月30日晚上，我莫名开始高烧。
10月1日，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我却不得不清晨就踏上回医院的路。到了病房，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护士抽胸前的积液，20毫升容量的针管居然抽了整整五管多，也就是说过去的三天里我的左胸有100多毫升的血水淤积在那里无处释放，把护士长都吓了一跳，很快反馈给了主治医生。
后来我怀疑9月30日晚突然发作的高烧祸起于这么多的血水淤积。
之后连续打了三天的抗生素，高烧的症状消失。因为科室里就两个正式医生，只有他们才会抽液，而且他们每天要做手术、坐诊，忙得像陀螺，每次见缝插针地找他们抽液时都几乎带着央求。胸前的积液一直抽到10月中旬，才被医生告知不用再抽了。
也就是说，手术后我体内的血水用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才彻底流干净，而正常情况最多十多天就流完了，这对我又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四、“无光头，不癌症”
被左乳切除手术中断的化疗要接着继续进行了。手术期间，原本置于左胳膊的PICC管子被拔除，因为两边乳房均被切除，左右两边的胳膊都不能置入PICC了，只能置于胸部上边锁骨左右的位置。
这次的操作难度比在胳膊里置入管子高很多，中间要忍受细长的针管从锁骨旁的肌肉里别过去的尖锐的痛，耗费的时间也更多，还需要随时注入麻药来减轻疼痛感，可以称得上是个小手术了，护士长和副护士长合作着折腾了半个小时才得以完成。以后的三次化疗都是靠着这根置于锁骨旁的管子来完成了。
后三次的的化疗都继续在给我做手术的甲乳科进行。化疗使用的药物是社保可以报销的“表柔比星”，报销前的价格好像是一两千的样子。这个药是我自己强调要用的，那么一切毒副作用我自己承受和承担，既然医院里绝大部分的患者化疗用的都是这个药，我不相信就是我用了就会肝脏受到剧烈损伤，甚至要住进ICU。我就是个草根，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我也能或者说更加能承受。
现在想来，没有继续使用哪款昂贵的化疗药，于我，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毕竟是一个癌症病人，后期还有很多治疗甚至意外发生，我必须做好心理和物质的所有准备，如果钱财仅仅因为毒副作用较小的化疗药物就消耗殆尽，今后只能倚靠家人的接济和帮助，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家人的不负责。
就像在我产生用药疑问后，一位在我看来医德不错的医生对我说的：“并不是所有病都需要使用价格高昂的药物，医生治病的原理是在保障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对不同经济条件的病人开对应价格的药物。”
接下来的第一次化疗确实有反应，但可能因为我平时体质较好，我的反应没有一些病友那样剧烈，恶心、呕吐都没有，只是打药后的两三天里一直浑身酸软无力，厌食，看着餐馆里陈列的各种烧菜，没有任何胃口，其次是非常严重的便秘和腹胀。
接下来的反应也是在我预料中的。第一次化疗后，每天早晨在洗手间用温水洗头时，手稍微用力抓一下就有一大把头发掉下来，洗了三四天的头后，头上的一半头发都被抓下来了。
在当期化疗结束回到家后，我只要把手插在头发里稍微用力往下拽一下就是一大把头发，于是我不停地用手拽，拽下来的头发很快在面前的桌子上堆成一座黑色的小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头上的头发全都被我用手拽下来了。我成了一个光头，头皮亮得自己都有点不适应，只好去买了假发和帽子。
化疗后大把大把地脱发
脱发甚至让我有种“成就感”，试想，一个女人，不脱发，不成光头，能说自己得过癌症吗？
脱发的同时，我靠近左眼和右眼的两个鬓角处赫然出现聚集在一起的五六个小豌豆大小的黑斑，已经快要把眉毛盖住了，感觉有些吓人。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病友告诉我，这是化疗药物产生的影响，等化疗结束，身体恢复健康了，黑斑会慢慢自动消失掉。
剩下来的两次化疗都进行得比较顺利，除了化疗后浑身酸软一两天和非常严重的便秘，没有任何其他反应，该干嘛干嘛，甚至止吐的针我都主动要求不打了。看着和我同期治疗的病友吐得排山倒海的痛苦样子，有些同情。
当然也有麻烦，那就是化疗前后白细胞的过低。血常规检查白细胞正常值是3.5及以上，而我一直在2.7,2.9徘徊。为了把白细胞升起来，医生只好每次化疗前后都给我打升白针。
我也很苦恼，为了保证化疗期间的营养，我每天都是在医院附近的大小餐馆里尽量买荤菜吃，每天保证鸡蛋、牛奶、肉类的足量摄入，饭量也刻意增加了一些，但整个6个周期的化疗，白细胞却一直没升上去过，都是依靠打升白针。
五、被人叫“帅哥”
双侧乳房都切除，加之我平时是短发，外形比较中性化，现在从外表上看，我已经不具备什么女性的身体特征了。长袖衬衣扣好后紧紧地贴在胸前，胸部是如铁的平坦和坚硬。因为个头较高，穿着衬衣的整个胸部更显得平展和修长，有时候坐电梯下楼去买饭时，会有小朋友叫我“叔叔”，而在医院附近的超市买东西时，也经常被老板一声一声“帅哥”地叫。
有些好笑，却又笑不出来，只感觉到一股伤感和悲凉，所谓天凉好个秋！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叔叔”还是阿姨，是“帅哥”还是“美女”了。
伤口在一天天地愈合，晚上在卫生间洗澡，有时会对着镜子一遍遍反复地看自己左右胸各长达一尺多的、横卧着的疤痕，就像两根匍匐在我胸部的蜈蚣，触目而惊心。原来正视自己的伤口，有时也需要勇气。
我没有办法想象明年的夏天来临时，我该怎么样穿衣服，又有什么样的衣服可以遮掩我身体的残缺。病友们推荐的硅胶义乳，价格都不便宜，但她们普遍反映戴着很难受，我也不敢造次。
楼道里都是失去一只乳房的病人，戴什么样的胸罩，怎么样戴胸罩，可谓见仁见智。有的选择在胸罩里塞棉花，有的选择在胸罩里边塞海绵。但无论她们怎么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心灵手巧，被切除的那一侧的弧线看上去远不如切除前圆润、挺立。
不再挺立的乳房
这时才明白，女人的乳房啊，真是造物的恩宠，难怪历史上那么多文人歌颂她、赞美她，恰在于它不可替代性的唯美。
医生提醒我还年轻，还是要坚持戴义乳，否则身体的某些部位会变形。我有些沮丧。
六、令人恼火的信息泄露
为了不给介绍我到医院做治疗的亲人添来任何麻烦，入院后我一直非常低调，因为我知道我的个人信息一个比一个“劲爆”：谁谁的小姨、武大毕业的、44岁了还没结婚、做过多年记者等等，这些信息任何一个传出去，都会让我在医护人员甚至病人中备受议论。
有时候学历真的不能代表修养和教养。我的主治医生虽然是个在读博士，但她的职场素养真的很欠缺。原本我所有的个人信息只是控制在科室医生范围内的，但有一天我被一个护士比较严重的失职行为给激怒了，主治医生去找护士长协调沟通，沟通事情就沟通事情，她却非要向护士长强调我是武大毕业的，还强调我是谁的小姨。
之后，能想到的，全科室二三十号护士都知道了我的学历、毕业院校、是否婚孕及和医院的谁是亲属关系（所谓的“来头”）等我个人的绝对隐私。
不知怎么的，一些病友也知道了这些信息。其中一个素质不是很高的中年女病友在房间里猎奇般地大声嚷嚷：“听医生说你还有结婚，那你好不划算哦。”有时在走廊里散步，偶尔也听见病友小声议论：“听说是武大毕业的，还没结婚。”有一个中年女人甚至在楼道里追在我屁股后头不断地问：“你是两边都切了吧？”
就这样，整个住院期间，我感觉自己的底裤都被扒了个干净，在整个楼道里，无论是对医生、护士，还是对一些病友，我毫无个人隐私可言，每天像是没穿衣服般地被人透视和评头论足，很长时间里都是这里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看我的眼神有猎奇，有鄙夷，有偏见——这基本是外人对切除乳房了的病人的普遍态度。
我实在是恼火极了，发微信给我的主治医生问她为什么要把我的个人信息透露给那么多的人，她却回答我“我这样做也是想让护士们更加尊敬和重视你。”老天啊，我来医院是治病的，该打针就给我打针，该吃药就给我吃药，我要个毛线的“尊敬”和“重视”？
我觉得我和她的沟通无安全不在一个频次，忍不住在心里骂了句“傻B”，就把电话狠狠摔在床上，活该我倒霉。
从我确诊乳腺癌后，兄弟姐妹们一直想尽一切办法封锁消息，因为我父母都是快要九十岁的高龄老人了，怕他们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但纸包不住火，我患癌并切除双乳的事还是被老家村里人知道了，并迅速在村子里以原子裂变的速度炸开，甚至有人故意当着我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的面问：“听说你姑娘在市里的医院得癌症把乳房给切了。”
住院期间，我的切身感受是，越是受教育程度稍微高一些的患者，对保护自己个人信息的诉求就越高一些。我觉得作为医生，能为每个病人保守信息，不外泄病人的隐私，其实比不收病人红包的品质更可贵，因为前者更能代表和体现医生的教养和职业素养。
七、住院部“潜规则”
如上所述，我住进医院来治疗，是家里的亲人打了招呼的，所以尽管我再低调，还是医生和护士们眼中的“关系户”。其实我就是个普通病人，没有任何特权意识和需求，只需要他们正常对待即可。但就因为我和医院里这个亲人的关系，一幕幕闹剧甚至丑剧在我身上和周围上演，使我不胜其烦，倍感困扰。
住院不久，我很快就发现了这家医院住院部的一个“潜规则”，那就是病房中靠近护士站的、靠着窗户能通风的病床，基本都是“关系户”的特权，而没有关系的病人基本会被安排在离护士站很远、靠近走廊尽头开水房和厕所的病床，或者安排在某一个病房的中间床位，因为中间的床位做什么都不如靠窗的、靠门的病床来得方便。而且他们特别喜欢把关系户，特别是来头比较大一点的关系户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可以说，每一个病人安排在哪个房间，安排在哪个床位，背后都大有玄机，几乎全凭关系来。
在做第二只乳房切除手术前办住院手续时，我被安排在了26床——靠门的一个床位。当时住院部好像在统一清洗各个病房用来隔离床位的帘子，所以我床位上的帘子也被卸下来取走了，靠近窗户的是一个61岁的老大姐，她病床的帘子没有被撤走，换衣服或者晚上睡觉时可以把帘子拉开遮一下，她老公全天在这儿陪护，晚上就睡在中间那个床位上，而且从他们住进来，中间的这个床位就再也没有安排病人住进来了——这张床成了这个老大姐老公在这里陪护的“专用床”，而且每天都有护士来给他患被罩和床单。
左乳切除的当天，睡在病床上的我上半身是赤裸着的。虽然两个乳房都切除了，但我毕竟是个女人，还有本能的羞耻感，当护士扶着我要我尽力从病床上坐起来时，那个老大姐的老公就坐在中间的那张病床上，没穿衣服的我倍感难堪，就随口说了句：“我的病床怎么没有帘子可以遮一下啊。”护士微笑的眼神显得很微妙。
我看了看病床靠近窗户的老大姐和她拉上了的帘子，才突然明白：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关系户，而我一直蒙在鼓里。
又过了一天才观察出她就是本科室护士长的关系户，而且关系够“硬”。我虽然也是关系户，但给我打招呼的亲人远在医院其他病区，不能直接管到我，两厢一对比，自然是这个关系户来得更硬了。可笑的是，他们非要把我们两个安排在一个病房里。
这个科室里除了主任外，还有两个正式医生，其中一个男医生为主治医生，硕士毕业后工作六七年了，30出头。另一个是刚硕士毕业一年的二十七八岁样子的女医生，个子不高，肤白貌美。这个长相帅气的主任年仅38岁，就是整个医院甲乳科的副主任了，年轻有为，技艺精湛，在病人中有较高的知名度，当初家人和我也是冲着他来的，很多医生和病人都说他前途无量。他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带着这两个医生和一些实习生查房，让我误以为他们三个人是一个精诚合作的团队，过了不久才发现我被蒙蔽了，其实背后暗流涌动，龌龊不堪。
在家里的亲人和这个副主任打过招呼后，我办住院手续时直接找了那个男医生，因为他是主治医生，按流程和规矩我都应该先找他。而且我想着科室里就他们两个医生，应该不会有什么办公室政治，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低估了上述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医生的城府。
她只效忠于主任，唯主任马首是瞻，主任也和她互为死党，这两个医生中，主任一直防着这个只比他小四五岁的男医生，非常介意作为“医院领导身边红人”的亲小姨的我和这个男医生是否有多的接触。而这个女医生也不甘于当这个男医生的助手，暗暗拉拢护士长和大部分护士，孤立这个男医生甚至他的病人。
天使和恶魔往往是同一张脸孔。虽然我是“医院领导身边红人”的至亲，但我又属于这个男医生管理的病人，这个女医生觉得我“站错了队”，态度越来越恶劣，甚至在给我伤口换药和给胸腔抽积液时，对着针管里抽出来的血水，表现得嫌弃而又不耐烦。给伤口和针眼清洗、消毒时，也非常潦草。
我若有事按程序去找我的主治医生，即这个男医生时，她都会阴森着脸，让人心生寒意。而对她自己或者护士长介绍进来的病人，都是由护士长和业务较为熟练的护士亲自上阵服务。虽然我是“医院领导身边红人”的亲小姨，但每天给我打针的基本都是一些动作还不够娴熟的还没毕业的实习生。
想发火，又不得不按捺着胸中的怒火，忍气吞声。于是一心盼着化疗早点结束了好出院，和这里永远的goodbye。
11月7日，经过整整半年艰苦、曲折的治疗，我终于可以彻底出院了，想着终于可以摆脱这个有着天使的外表，却有颗恶魔的心的女人，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
八、恐惧死亡
11月初出院后，我回到了县城自己的家。家不大，一室一厅，带个卫生间和厨房，我一个人在这里生活足够了。因为是在郊区，离县城中心地带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距离，与兄弟姐妹家也离得较远。
孤独，巨大的孤独感在袭击和缠绕我，不是那种“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的没有知己、爱人陪伴的孤独，而是在地狱里走过又活回人间的巨大悲怆、沉郁、苍凉和无语之感，类似于陈子昂在幽州台前发出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之感了。双乳切除的悲痛没有人可以理解，也无处可诉，哪怕是最亲的人。所以我用沉默来埋葬悲痛，沉默的背后恰是巨大而强烈的孤独。
从此以后，我不会轻易拿这段经历示人，含笑独立行走于这世间，仿佛一切不曾发生过。正如作家莫言在一首诗里写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死角，自己走不出来，别人也闯不进去。我把最深沉的秘密放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有道伤口，或深或浅，盖上布，以为不存在。我把最殷红的鲜血涂在那里；每个人都有一行眼泪，喝下的冰冷的水，酝酿成的热泪。我把最心酸的委屈放在那里。”
虽然医生和家人们都在安慰我发现得早，预后一定会很好的，但我清楚地知道，癌症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掐住你的喉咙把你带向天堂。我喜欢的作家毕淑敏说：“死亡首先是未知，我们对于未知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但是，死亡的人，又没有办法回过头来告诉我们，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自以为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忠实地信奉无神论，但我还是被对死亡的恐惧深深地掘住了。
每到快要睡去时，这些年先后逝去的几个故人：大姐夫、姨父、舅舅、表哥哥、同事的和我同龄的老婆，一个一个的在我脑海和眼前晃动。迷迷糊糊中我想和他们说话，却总也张不开口。有时半夜醒来，会突然坐起，摸索着打开电灯，以证明自己还活着。有时会自言自语“我会不会死？”。晚上要进入睡梦中时，总感觉自己的整个身体一点点一点点地往下沉，往下坠，下边是看不见尽头的无边的黑暗。
之所以有这么深的恐惧，是我清楚地知道，我得的这个病不再是手术和吃药就能解决掉的普通病，它是能一剑封喉般地直接将我带向死亡的。它像个隐形杀手，潜伏在我体内，随时都可能蹦出来结果了我。
我必须找到对抗这种孤独，对抗这种恐惧的办法，否则我迟早会死于孤独，死于恐惧，所谓郁郁而终，寂寂而死。于是我决定用文字记录这180多天的所有所有。没有人说话，我就和自己对话。
记得大学里还读过一本名著——《荆棘鸟》，时至今日，这本书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殆尽，但“荆棘鸟”这个词却一直深刻铭记着。荆棘鸟，是传说中虚构的一种动物，它一生只唱一次歌。从离开巢开始，便执着不停地寻找荆棘树。当它如愿以偿时，就把自己娇小的身体扎进一株最长、最尖的荆棘上，流着血泪放声歌唱，那凄美动人、婉转如霞的歌声使人间所有的声音刹那间黯然失色。一曲终了，荆棘鸟终于气竭命殒、以身殉歌，以一种惨烈的悲壮塑造了永恒的美丽，给人类留下一段悲怆的绝唱。
当我决定用文字记录下我病中、病后所有的经历和思考时，我愿意做那只神话传说中的“荆棘鸟”，以命殉文。
九、怀念逝去的五个故人
在我44年的人生旅途中，经历过太多的生离，但因父母、兄弟姐妹都一直健在，经历的死别并不是很多，这也许是上天对我的呵护或者说是保护，让我没有过早地体验丧失血亲的至哀至痛。
逝去的故人中，让我牵绊最深的是大姐夫、小姨父、舅舅和表哥哥等几个人。在我终于也要面对病和痛、生和死的挣扎与碰撞时，写下这些文字，算作对他们和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真善美的回忆、怀念和祭奠。
大姐夫
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我和大姐最亲；在所有的姐夫中，我和大姐夫最亲。他们比我年长19岁，大姐嫁到大姐夫家时，手里还牵着才3岁的我。那时我去他们家里了，晚上就睡在大姐和大姐夫中间，有时也睡在他们脚头，调皮地抠大姐夫的脚板，和他们玩，逗他们笑。
大姐夫有一个很硬的名字：洪砖。他的身材和脸型都非常地瘦削，尤其是脸，有种雕刻了的感觉。个头也非常高，有时会让才四五岁的我骑在他肩头上，转着圈逗我玩。走在路上，我也喜欢摇摇晃晃地牵着他的手，那一高一矮的样子有点像父女。
大姐夫死于1990年，年仅31岁，撇下大姐和两个分别5岁和3岁的儿子魂归西天，那时我正在村里的小学念六年级。
大姐夫死于车祸。他当时开着一辆拖拉机，拖拉机的后面堆满了要贩卖到镇上去的包菜，被绳子牢牢捆绑着，码得像山一样高。大姐夫就在这山一样高的包菜下边开着拖拉机慢慢向镇上驶去。突然地，拖拉机失控，整个车朝地下反扣了过来，山一样高的包菜死死地压住了大姐夫。
当时我正走在去村小学的路上，只见一群人围在一辆倒翻过来的拖拉机和一大堆包菜之间，有人说出车祸了。我没有多留意，继续去学校上学了。等到中午回来吃饭时，父母都不在家，才知道早上去上学时那个被压在山一样高的包菜下的就是大姐夫。
大姐夫被送到了县城的医院，也曾到过市里的医院做手术，但都无力回天了。他上半身是健康的，但从臀部到两双腿和脚是全无知觉了，在家里拖了大半年，临死前，坏死的臀部肉里已经开始生蛆了。这大半年里他把大姐拖得脸瘦得只剩下一个壳了，那个样子我至今记得。
大姐夫临终和下葬时，因为我还小，又体弱多病，父母担心我招鬼魂纠缠，就没让我参加，这也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大姐夫被埋在离他家有点远的山坡上，烧“五七”时我随家人去了他的坟头，大姐趴在坟头呜呜哭泣着。才11岁的我，懵懵懂懂，体会不到与亲人死别的悲伤，只有一点点对死亡的害怕。
大姐夫死后，大姐带着我两个才5岁和3岁的侄儿，尝遍人间一切疾苦。我在慢慢长大，却越来越想念和怀念已经死去了的大姐夫了，经常在梦里梦见他。2018年我在上海工作时，有时会整宿整宿地在迷迷糊糊中和他对话，依然是那时瘦削得像雕像一样的脸庞，依然是那时瘦削得像竹竿一样的细高身材。
我为此专门找了算命的大师，大师说他因车祸而死，属屈死，可能在阴间过得也不太好，这是在给我托梦。于是我打电话让大姐替我朝他坟头的方向烧了些香纸，算是我给他一些零钱让他在阴间里花。
在切除第一只乳房后的当天晚上，我因几乎致命的疼痛绝望地给家人交代了身后事，其中一项就是我死后骨灰埋在离大姐夫坟墓不远的山头上，在那里，我等大姐百年以后的到来。他们合葬在一起，我则在可以望见的不远处默默相伴。
如今，32年过去了，大姐夫喜欢、疼爱的那个小他近20岁的姨妹也在面临病和痛、生和死的考验，不知他在阴间知不知道，心不心疼。自从那次托大姐给他烧了香纸后，他再没在梦里找过我，我却越来越想他——那个可以让我抠他脚板、可以让我骑在他肩上转圈，给童年的我那么多笑、那么多爱的人。
小姨父
小姨父死于1996年8月，享年仅49岁。那时我刚高中毕业，在当年的高考中取得了比较优异的成绩，将被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我去小姨父家参加了他的葬礼，并随着人群一路送他上山。如今算来，他已经离开人世整整26年了，我却总时常想起他。
小姨父矮小清瘦，却精明能干，在村里享有崇高的威望，谁家有红白事，他都会被请去当“支客”，相当于总调度，哪家夫妻拌嘴闹矛盾，也是请他去调解，后来成为村支部书记，那时叫生产队长。
小姨父非常地自尊、要面子、好强，生性豪爽，酒量颇大，在家里、在生产队里都是说一不二。在家庭生活中，小姨父主外，小姨主内，小姨有时也因为小姨父喜欢打肿脸充胖子和他怄气，但总体还是很幸福的。只是一次小姨父坐“班车”（就是现在的公汽）去县城，无意中把随身携带的两百元钱（在那时是一笔巨款）很有面儿地拿出来“炫”了一下，被小偷盯上给偷走了，小姨知道后气得在床上躺了一天起不来。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小姨父在人情世故上游刃有余，两边的亲戚都处得很好。他非常卫护他那边几个亲兄弟及他的七八个侄子们，但对小姨这边的兄弟姊妹，包括我们这些作为侄子侄女的后辈，也都很亲近。所以从我上小学开始，我就喜欢跑到他家玩。
那时他家和我们家共用一头耕牛，有时周末放学了，我就骑着这头耕牛沿着马路慢腾腾地走到他们家去。小姨父对我也从不见外，他们家大门钥匙在哪里我都知道，如果去时他家没人，我会直接把钥匙拿出来开门，然后打开那台当时农村还不多见的收录机，反复用磁带播放当时的流行歌曲——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我在县城的中学念到高三，也就是小姨父四十八九岁时，他突然得了一种一直查不明原因的病，并开始吐血，面目黑瘦，全身疼痛，有时会在小姨身边疼得哼上一夜。那么精明傲强、正值壮年的一个人，突然被疾病折磨得神形憔悴，可以想象他内心的不甘。
高考分数下来后，我兴奋地去小姨父家报喜。没有片刻犹豫，小姨父二话不说，十分干脆豪爽地塞给我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还留我在那里吃晚饭和过夜。其实那时他已病入膏肓。
十几天后，当我还沉浸在金榜题名的“春风得意马蹄疾”时，听到了小姨父的死，我从县城回来参加他的葬礼。家人告诉我，他在县城医院临终，最后一刻当他意识到自己马上要死去时，瞪大眼睛拼命地在病房的墙上乱抓，眼睛、嘴巴、鼻子里的鲜血汩汩往外淌，死相惨烈。
棺材打开，亲人们再看他最后一眼时，我没有忍心去看棺材里的小姨父。但我知道49岁的他永远安静地睡着了，被子轻轻地盖在他身上，仿佛在叹息他的英年早逝、壮志未酬。
小姨父临死前最放心不下的应该是玉红表姐——他唯一的女儿。表姐因为个头太高，在村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转眼到了三十岁，在媒人的游说下匆促地和镇上一个拉面师傅结了婚。
小姨父死后，这个拉面师傅开始暴露他的本性——一个十足的酒鬼，并对表姐实施性凌辱和暴力，生下一个男孩后，表姐和酒鬼离婚了，后来，酒鬼抱着酒瓶在自己家死去。如果小姨父生前知道这些，他一定是死不瞑目。
男孩渐渐长大，表姐也幸遇知冷知热的良人，良人把表姐的孩子当亲儿子看，表姐也被养得白白胖胖。我想小姨父现在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
我永远记念小姨父，永远记得他是在我金榜题名的那一年死去，及那么真诚、豪爽、热烈地分享了一个侄女的兴奋和喜悦。也记得他临死时的不甘，以提醒自己努力好好地活着。
舅舅
我已不能准确地记起舅舅，我唯一的舅舅死于哪一年，大致的印象是在十多年前。那时他七十多岁，正在饱受下身解不出小便的痛苦，在最难受和最绝望时，他用一根粗大的绳子把自己吊死在家里。
舅舅出生于1934年，那时外公外婆有三个子女：舅舅、我母亲、小姨。外公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最多的时候家中有二十多个长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外公因此被枪毙了。
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外婆带着舅舅三兄妹活得十分艰难。后来，舅舅结婚了，舅妈和他和和睦睦一起生活了一二十年，给他生了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地主家庭的子女，这让老实巴交的舅舅神情里一直有种难以言说的自卑和凄苦。后来，年过不惑的他遭遇亡妻之痛，幸运的是，新婚的妻子也对他知冷知热，也为其生养了好几个儿女。
舅舅成婚后，我母亲因媒人介绍，“高攀”到成分为“贫下中农”的我父亲家。后来，我的四个姐姐先后出生，每次母亲带着他们回娘家，也就是我舅舅家时，舅舅毫不掩饰对外甥女们的喜爱，总是肩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甚至肩膀上再骑一个。姐姐们每次回忆这些时，都让我好生羡慕。但那时的舅舅已经老了，我也长大了，他背不动我了。
舅舅年轻的时候做得一手好菜，是方圆几十里内有名的做菜师傅，周围好几个村里的红白事都喜欢找他去做流水席。舅舅做的菜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那道他用大铁锅煮的酸辣汤。别人做的酸辣汤或太酸或太辣，舅舅的酸辣汤却酸辣适度，并加少许的葱末和香菜于其中，喝起来口齿生津。工作后我有意无意地吃遍了各地的酸辣汤，唯独再没有吃到舅舅那个口味的，也许这就是“舅舅的味道”吧。
后来，舅舅的第二任妻子也去世了，再没有人问他头疼脑热了。他两任妻子给他留下了八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出嫁到较远的外村，渐渐老去的舅舅和儿子们一起生活，并指望他们养老。
也许是因为农村生活条件太差，也许是我的那些表哥们生来就是逆子，老年后的舅舅没能得到善待。他因为身体不舒服找村里的医生开药、打针，欠下来的费用没有一个儿子愿意承担。
再后来，舅舅得了癌症，具体什么癌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总是小便解不出来，非常难受。有一次他翻越了十几里的山路走到我家，睡觉时母亲特意将尿桶放在他床边，晚上他起来了好多遍，但几乎都没有解出来。他也对我母亲说他儿子们对他的种种粗暴和冷淡，浑浊的眼睛有时会流泪。
那时，我的几个姐姐都参加工作了，有时到冬天了，她们会给舅舅买些秋衣秋裤和保暖衣，舅舅逢人就说自己的外甥女们对他有多好。
舅舅一生老实巴交，为这十多个儿女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却没能幸运地度过一个安详、幸福的晚年。他选择自缢，一方面是他的病让他感觉痛苦不堪，一方面是儿子们漠不关心的冷淡，他一生孤苦、坎坷，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舅舅就这样走了，他毕竟是和我母亲是身上流一样血的人啊！总是记得有一次他又翻越了十几里的路来我家，阳光温暖，他安安静静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感觉热了时，我帮他脱下身上厚厚的棉袄。那是我和舅舅最亲近的一次。
这些年我奔奔波波，一样的辛苦坎坷，很后悔没能在舅舅生前多给他一些关爱，哪怕就像姐姐们那样给他买一套棉衣，一条秋裤。可怜的舅舅，愿你在天堂里永远没有疼痛！
表哥哥
表哥哥其实并不是我的亲表哥，而是我姐姐老师的儿子。2004年1月我因工作受挫，产生妄想和幻觉，被姐姐姐夫们从北京接了回来。因为需要到家乡的安定医院去住院一段时间，姐姐姐夫们找到了在那家医院工作的他，他父亲嘱咐他一定要把我治好，我们也从此结缘。
表哥哥人缘很好，身边的亲朋好友只要因精神和情绪问题而求到他，他都是忙前忙后，倾尽全力。在我去办住院手续时，医生得知我是表哥哥的妹妹时，忍不住说“陈主任家族怎么那么多有精神病史的啊！”显然，他已经以亲人的名义帮过很多人了，而我也是其中一个。
那时，表哥哥还很年轻，也才36岁，但已经是那家医院的药剂科主任，手里有不小的权力。他中等身高，有点轻微的发福，笑起来有种兄长般的敦厚。我在那里住院时，表哥哥经常过去探望我。在我面前，他似乎不再是一个医生，总是像一个大哥哥一样慢慢引导我回忆以前的正常生活。渐渐地，我从妄想和幻觉中被拉回现实，直到病愈出院。
之后表哥哥和我保持了长达十几年的友谊。出院后的最初，我的病情还不够稳定，情绪时有起伏，每次给表哥哥电话时，他都能从我的声音里准确地分辨出我的精神和情绪有无异样。什么情况下该吃多少粒药，表哥哥依据我的病情，随时都有调整。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我的病情恢复得很好，十几年里都没有反复。
关于我的病情，关于我的喜怒哀乐，我都喜欢和表哥哥交流，那时我很年轻，他也正值中年，我想表哥哥能关心照顾我一辈子。只要有他在，我就不担心病情会再次发作。直到2017年春节突闻噩耗，他因心梗猝死在厕所里，人拉到医院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享年49岁。而就在春节前，他已经被宣布荣升为副院长了，正月初七上班，他就要到副院长办公室去办公了。
表哥哥的死在整个医院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业务素养和人缘都很好，很多人都为他惋惜，以各种方式悼念他。他七十多岁的父亲承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终日闭门在家，如今时隔五年，仍然不能从老年丧子的悲痛中走出来。
而对于我，表哥哥的死并不止于在这个世界上我少了一个一直热忱帮助我的大哥哥，还意味着我再找不到像他那样对我的病情、精神、情绪、经历随时都了如指掌的医生了。在他逝去后的几年里，我也经历过几次惊涛骇浪，每次感觉自己的病情又要复发时，都习惯性地想像过去一样给他一个电话，让他来开解我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并随时给我以用药的指导，但世上再无此人了。
每次想起表哥哥，就会想起“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来，感觉这句话就是他生前的写照。时常怀念他温柔敦厚、不急不慢的性情。有时也想，表哥哥走得这么突然也许是幸福的，比那些在死亡边缘不停徘徊的人要幸运，不用像他们一样承受永无休止的折磨。
一天晚上，我给他原来的手机号发了个短信，告诉远在天国的他我的思念、我的感谢。从5月到11月，我经历了炼狱般的癌症治疗，有时精神崩溃就在一念之间了，但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爬了起来。如果表哥哥地下有知，应该会欣赏我的坚强。殊不知，是已经死去的他给了我莫大的力量。
同事的老婆
说她是我的故人，有些牵强，因为我和她只在一个桌子上吃过一次饭，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2020年夏天一个晚上四五个人的聚会中，她老公一如既往地夸夸其谈，她几乎不多言语，淡泊、率性和谦虚、善良的气质却深深打动了我，虽然没有问她的名字，后来也没有任何的交集，我却非常深刻地记住了她——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子。
她是省城报社我所在城市的分社的资深编辑，负责分社旗下的微信公众号的内容编辑，在没有见面之前，就知道她给记者的文章取标题的能力一流，再平常、平庸的文章，她都能点石成金，让看到的人瞬间产生强烈的视觉刺激和阅读的欲望，颇受领导的喜爱和重视。这正是在新媒体面前表现得迟钝和不适的我所不具备的，所以见到她时对她有些仰视。
当时我和她老公是同事，准确地说是他新引进的合伙人。她老公以前也是他们分社的记者，属于那种有点文人情怀的记者，在里边干到部门主任的位置了，但彼时报纸已开始式微，分社广告量骤减，社会地位和薪酬都大不如前，就出来创办了一个自媒体，经营着一个报道所在城市政、商、文等各领域“名流”的微信公众号。
可能平时交往的都是这个城市里的大小老板，社会名流，她老公有些漂，和人交往时喜欢以媒体专家自居。但听说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还有一个十多岁的漂亮、古灵精怪的女儿。在坐她老公的车去和她及他们的另外两个朋友见面的路上，我一直在饶有趣味地猜想她的外形和性格。
见面后没有太多的寒暄，相互微笑着点点头，算是认识了。她个头不高，五官却很精致，穿着普通，甚至还有些学生气，却显得低调而干练。席间他们的另外两个朋友以仰慕的口气夸她怎么能取那么让人爱看的标题，她淡淡地说了句：“有规律的，干时间长了就摸出门道了，没啥了不起的。”就低头继续吃饭。不知为什么我同时想起“人淡如菊”和“无欲无求”这两个词，顿时心生好感。
吃饭时，他老公有些腻歪地用手抚摸着她的背，说了些表达感情的“肉麻”话，她轻轻推开老公的手，说了句：“都老夫老妻了，也不怕人笑话。”就又安静地继续吃饭。
饭局结束时，他们的那两个朋友起哄让他老公带她去看电影，她老公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致，她笑着说：“和你看有什么意思，我要和我姑娘一起看”就匆匆朝电梯走去，她老公顺势跟在后面。她的率性和淡泊让我对她愈发喜欢，这是一个灵魂有香气的女子。
后来因为脾性不太相投，我离开了她老公的公司，走时有些不愉快，但这没有影响我对她的好感。
直到一年后的一天，一个报社的老朋友突然告诉我，谁谁的老婆在上班途中猝死，算是工伤，分社给了她家人一笔赔偿，尸体已经被他老公拉回他们老家十堰去火化了。我大吃一惊，不敢相信如此优秀的她就这样走了，毕竟她才42岁啊！所以那几天特别留意他老公在他公司微信公众号上的状态，他们夫妻感情很好，我想她老公一定很哀伤。
当看到她老公出境的状态时，我有些失望，短短几天的时间，他老公似乎情绪不受影响，依然在那里侃侃而谈。后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在街上遇到他，开玩笑说他怎么显得不那么悲伤，他摇摇头叹了口气：“再难过，生活还得继续啊。”
如今她撒手丢下的女儿越长越大了，她老公依然在忙着个这个城市各种社会名流的采访和报道，听朋友说已有人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要给他介绍对象，让他“再找一个”了。
这世界往往是女人失去了丈夫后，可以为丈夫守身很长时间，而丈夫失去女人后，也许很快就会另觅新欢，再次走入婚姻。无所谓对错，却隐隐地为她有些悲哀，聪慧的她不该在这样的年龄就凋零。
以上是我逝去的五个故人，写下他们，不是我像诗人海子写的那样：“倾心于死亡”，而是从他们身上我亲眼看到命运的乖张，世事的无常，死亡的冰冷。这滚烫烫的、热乎乎的人世间，我们沉醉其中，难以自拔。让逝去的人安息，为活着的我们祈祷！
十、从经典中汲取力量
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先后失去两只乳房，我承认我被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给打蒙了、打趴了，几乎站不起来了。一个人的意志力需要有多强大才能从容应对我所经历的这一切？难道我生而有种悲剧气质和悲剧精神，让自己的人生总在像是不断地渡劫？
当这些问题在现实中无法求解时，我开始继续用晚上的时间在病房里看各种经典名著，我想躲回经典里，从经典中汲取力量。
这期间重复读得最多的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书中的主人公圣地亚哥也是一位运气不那么好，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其出海时经过两天三夜的搏斗，终于捕获一条1500多磅的大马林鱼，在归航中却遭受鲨鱼的袭击，鲨鱼不断地吞食老人捕获的大马林鱼。
老人与鲨鱼殊死搏斗，等终于上岸时，大马林鱼已经被鲨鱼啃咬得只剩一副巨大的鱼骨架了。整个过程中，这个硬汉老人一次又一次超越自己身体所能忍耐的极限，以命相搏，最终得到的却是个荒诞的虚无——一副空空如也的鱼骨架。
但他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被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他，却不能打败他。”每看一遍，就被他的精神震撼一次。也明白了一些九死一生的企业家为什么喜欢看这本书。
目前，我已经完成了手术治疗和化疗，接下来等待我的，是五到十年的内分泌治疗和三年内每三个月一次的复查。作为一个浸润性癌症病人，癌细胞随时有转移和复发的风险，我拼尽全力能做的就是按时吃药、调整心态、保证营养、坚持锻炼，剩下的一切交给运气或者命运。
但是，不管未来如何，我都会像圣地亚哥老人一样，一次又一次超越自己所能忍受的极限，坦然面对人生最终的虚无甚至消亡。是的，癌症，或许有一天你最终会消灭我，让我在这样的壮年之际就“香消玉殒”。但是，从确诊到现在，包括未来，你都不曾也不可能从精神上“打败我”，瞧，我总是能够被你打倒一次再挣扎着站起来一次。
古希腊悲剧另一部打动我的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同情人类没有火的悲惨生活，到天上去盗取火种，惹怒众神领袖宙斯，被押解至寒冷的高加索山上，双手和双脚戴着铁环，死死地锁在悬崖上。
之后宙斯又派了只凶恶的鹫鹰，每天用它尖利的嘴巴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白天肝脏被吃完，晚上又长出来，然后再被啄食完，周而复始，没有尽头。
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福祉，情愿年复一年地承受巨大、无边的痛苦，身上表现出来的顽强的反抗、斗争精神令人动容。这虽然是看似离我们普罗大众很遥远的神话故事，但当我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这部悲剧时，却从中汲取了很多的力量和养分，比现实生活来得更强烈。在我看来，悲剧远比喜剧深刻，一个现实生活中很失败的人，也许恰恰是内心最丰盈的人。
行文至此，几个月前开始火遍全国的新东方东方甄选主播董宇辉在直播间侃侃而谈：“就连那么聪明的人，他们也都一生不容易，就连那么勇猛的人，最终也可能命丧黄泉，就连那么不可一世的王侯将相，最终他也有带着遗憾。既然那些人中龙凤，都忍受过了多少个漫长的黑夜，才能在千年的历史上留下一个名字呀，就连他们的一生都如此的不平顺，就连他们的一生都充满了遗憾和悔恨，就连他们时常都不能遂自己的愿，就连他们时常都不能喜乐平安，那我们的人生经历一点点风浪，又怎么了嘛。”顿时泪流满面，当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苦难放在历史的长河里，何其微弱而又渺小！
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泪流干了，血滴尽了，生活还得继续，著名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第二部分（Part 2）: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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