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之死,史籍有两种说法。

一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也是迄今为止韩非之死的母本说法和主流说法:“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另一种说法,较少为人提及,见于《战国策 秦五 四国为一》。

四国联兵进攻秦国,姚贾毛遂自荐,出使四国,消除了这次兵灾。“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得知此事,到秦王面前说了一通,意思是姚贾这人怎么怎么有问题。秦王责问姚贾,姚贾对答如流,一番说话,比韩非说的漂亮多了。结果,“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姚贾没事,韩非被杀。(诛在先秦,并非只有杀死的意思,还有责问、谴责、惩罚之意,在此都通,但有人认为,诛韩非,就是把韩非杀了。)

这两种说法的相同处,是韩非之死,跟姚贾有关,也跟秦王有关。不同处,是司马迁笔下的韩非,是个无辜受害者,而《战国策》里的韩非,则有引火上身,咎由自取的味道。

韩非是怎么到秦国的呢?

前233年,韩国向秦国投降,愿意臣服秦国,成为秦国的附庸,把土地、玉玺都献给秦国。韩王派遣韩非到秦国问候。

韩非见韩国日益削弱,屡次上书劝说韩王,韩王都不肯采纳他的建议。这让他十分痛恶韩国的治国者不能任用贤能的人,在国家太平的时候,就宠爱徒有虚名的士人;

在战争不断时 候,就任用只会打仗的勇士。平时蓄养的,都不是真正能依靠的;真正能依靠的,就不是平时所蓄养的。韩非还为清廉正直的人不被奸邪不正的权臣所容而悲哀。

由于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

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政所赏识,秦王觉得韩非是个人才,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

为了国家的安宁,韩非远离故土为他国卖命。

《战国策》的那篇文字,除了事由,只有三段对话,然后,秦王就把韩非给杀了,——假如那个诛字,真的是杀死的意思——但生硬,突兀,一点说明没有。

况且,此事的背景也让人生疑。韩非、姚贾、秦王的同时之间,有没有过一次所谓“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五 四国为一》)的事件?“四国,燕、赵、吴、楚也”(齐鲁书社版《战国策》86页)

韩非从韩国到秦国,按司马迁的说法,是“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死不恨矣”、“因急攻韩”八个字,惊心动魄、排山倒海,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被千古一帝秦始皇引为知己,以这种方式引为知己,不是空前绝后,也是绝无仅有了——然而,费尽如此心机,为着李斯一句话,秦王就把韩非杀了?

杀韩非,具体操作者是李斯。按某种流行的理解看法,李斯是杀害韩非祸起萧墙的煽风点火者。

韩非子是怎么死的(韩非子之死原来是挑衅了一个人)(1)

李斯为何要杀韩非?

照理说,韩非是李斯向秦王介绍的,韩、李二人还有同窗之谊,——但有人说,正因为俩人是同窗,李斯嫉妒韩非,所以杀了韩非。总不能笼统来一句,因为韩非有才,所以,但凡一殿为臣的,都嫉妒他,都想弄死他。况且,李斯当时的官职还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呢。

韩非是不是死于偶然?自杀?

从《战国策》和司马迁那两段仅有的叙述看,韩非之死,至少跟三个人直接有关:李斯、秦王、姚贾。

先说姚贾。

韩非之死,姚贾是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原因就在于所谓的“名人效应”。如果说李斯在中国历史上称得是赫赫有名(相对而言),那姚贾就只能说是汲汲无名(也是相对而言)。所以,韩非之死的追光灯,都打到了李斯的身上,而让姚贾从人群的包围目光中,悄悄溜走了。尽管如此,有一点,应该为大家注意到了,即《战国策》和《史记》对韩非之死的叙述,不约而同,写到了姚贾,《战国策》更是直指韩非死于姚贾。

姚贾何许人也?他与韩非之死的真正关联何在?

翻查相关典籍,姚贾的名字,总共见到四处。除上述《史记》、《战国策》外,另两处,也在《战国策》中。一是《赵四赵使姚贾约韩魏》“赵使姚贾约韩魏,韩魏以友之。举茅为姚贾谓赵王惠曰:‘贾也,王之忠臣也。韩、魏欲得之,故友之,将使王逐之,而己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韩、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贤,而折韩、魏招之。’”;

另一处是《魏四周最(同音假借,取字上加宝盖头)入齐》“周最入齐,秦王怒,令姚贾让魏王。”

其实即使不知道这两条,单从《秦五四国为一》也能看出,姚贾的职业与身份(加上这两条就更加清楚):姚贾是个标标准准,专以外交为务的游说之士,也就是所谓的纵横家。

韩非子是怎么死的(韩非子之死原来是挑衅了一个人)(2)

至此,韩非与姚贾冲突的起因与实质,已清楚显现,呼之欲出。

在后人关于韩非与诸家学派关系的论述文字中,韩非对儒、墨两家的苛责、冲击,往往名列首位,在内,是“重人”、“擅臣”;在外,即是纵横家。如果说韩非对于儒、墨两家的指责,主要在于“无用”,那对于纵横家的攻击,则直指“有害”。

如果说在当时,在“学术与研究”领域,是所谓儒、墨、道的地盘,那在现实的天空下,在红尘滚滚的大地上,真正风光无比的,却是纵横家。虽然纵横家在争鸣诸子中的排名是边缘化的,但他们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人,最大利益获取者。纵横家忙于天下兴亡,但他们从不把谁兴谁亡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是从这兴兴亡亡中,可以获得多少利益和利润。

韩非痛恨纵横家,韩国的毁亡是主要和直接原因,但在思想上是冲突的要害所在。

纵横家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理念与道义,只讲成败,不论是非。他们行走江湖,靠的是看山说山,见水说水,逢人说人,遇鬼说鬼,见机行事,随机应变,怎么有利怎么玩。而韩非,却是一个顽固、顽强的原则主义者。韩非在不同文中,多次强调,投机取巧、侥幸图存的“恃外”(即纵横之术),是最凶险、最不可靠的败亡之道,只有“强法”、“守法”、“以法治国”,即内部自强,才是长治久安的大道。

在韩非眼里,纵横家的问题,是整体流民(游民)问题的一部分(《韩非子·五蠹》中的五蠹,基本就是游民,纵横家正是其中一员)。

不管韩、姚冲突的直接原因和表面原因是什么,韩非与身为纵横家姚贾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并无可回避。

回到《战国策》的具体叙述来看,韩非对姚贾的指控,冒昧而草率,不实而怪诞(成分论都搬出来了),很是站不住脚,结果弄得自己一个趔趄,正好作了姚贾脚下漂亮的“上马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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