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nirvana
编辑丨nirvana
自从进入民国时期, 曾经的天府之国四川可以说是天灾与人祸并存。1912-1948年这段时间里, 四川的各种自然灾害总和位列全国第三, 共计1289 次，特别是1936-1937年的这次持续近10个月的旱灾，给当时四川的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了重大影响。
旱灾中四川人民的悲惨生活
从1930年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的至暗时期。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连年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查看当时的报纸和“赈济会”所公布的资料，就会发现，自1932年到1935年间，受灾的县越来越多，经年的灾害，老百姓生活水深火热。
重庆的《新蜀报》中就记载有水旱灾严重的1934 年，饥民靠野草、树叶、树根、白泥(俗称观音土)苟延残喘。
省政府不断收到告急文书：邻水县几天就饿死300多人；古蔺县饿死3000余人；泸县白节镇饥民抢挖白泥 30 余处，深数丈，以致岩石坍塌压死多人，铜梁县斑竹乡饥民挖掘白泥，岩石崩塌压死30余人。
熟悉四川地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四川除了西部一块平原外，川东南北多属于丘陵地带，农作物灌溉，全靠冬田蓄水和开塘凿堰，但是力量不大，只能依靠雨水来调匀，说白了就是“靠天吃饭”。
1936年春，灾荒非但没有缓解，久旱不雨的四川，受灾地区农作物大面积遭灾，粮食收成锐减、粮食供给短缺、粮食价格暴涨，据赈务会的调查，四川灾区“米价贵至三元七八角一斗者很普遍，巴县有卖至四元半一斗者。 米价既如此的贵，其他粮食也不相因（便宜）。
广大灾民面临着饥饿与死亡，灾情继续蔓延。不断有各地地方政府向省府求助，据汇集来的资料，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济会官员一统计，手都在发抖，受灾人数3700余万人，旺苍、简阳、宣汉等地，饿殍遍野，有的地方甚至开始出现了盗食死尸的事件。
到了夏秋之际，旱情又进一步加重，“受旱灾者八十八县，受水灾者十五县，兼受水旱灾者二十五县，受匪灾者二县; 受灾县份共计一百三十县，占全川区域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这场大灾荒，如今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数字，但是从当时的那些报道中仍然能够看到是灾难是如此触目惊心。
《申报》记载，“四川自罹旱灾以来，一般贫民， 无法维生，群掘白泥草根以果腹，因而发生不能排泄、脚肿等症而毙命者甚多，兼之春瘟流行，无法医治而毙命者，更复不计其数，凡此惨象，以川东、川北为最甚。据调查所得，重灾县份，每日死亡二百人左右，轻灾县份亦日死百余人，即以重庆市而论，每日死亡在三十人左右，灾象奇重，可谓历年所未有”。
饥不择食的儿童为吊命爬上高树摘树叶充饥
凡是树皮草根这些没有毒的，都被灾民吃光了，后来连白泥都不容易得到，饥民们甚至因为争食草根白泥，还造成斗殴毙命。
据当时重庆警察局的统计，在1937年3月1日到9日，除江北区外，路毙者“计上城分局104 人，中城 99 人，下城 105 人，新市分局106 人，南岸 293 人，合计 707 人”。而从 3 月 11 日至 20 日，在不包括南岸区死亡人数的情况下，重庆各区路毙者已达 695 人。
灾荒之下，灾民们许多人逃往城市，希望成为雇工维持生计，但此时的城中商业衰败，许多商店关门倒闭， 一些灾民到城中后又被迫沦为乞丐。这时的灾民强壮者多逃走乞讨，老弱者多自杀或坐以待毙，而狡黠者多铤而走险，流为盗匪，导致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有人抱着自己的孩子，沿街求卖（三两吊钱一个）。有人全家服毒自尽或者跳崖自杀，有的地方杀人卖肉，《成都通讯》记载，死尸的肉每斤五百文，活人肉每斤一千二百文。。。《赈务旬刊》甚至记载了某地“大规模的吃人情况，纵横二三十丈以内，人头星落，尸骨狼藉，被发之墓，数十百堆，人血及白骨与饿死者，填满沟壑，令人目不忍睹。”
饥荒之下的人性泯灭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个姓孟的年轻人，全家三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了，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他就将母亲的肉割下煮在铁罐之中，被人发现，当即被群众打骂了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了他吧。。。”
而一个杨姓的老人，全家五口，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在砍的时候，邻居还听到那女孩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捡柴呀！”
石懋修在《四川文史资料集粹》中回忆说，在鹿停溪有个康三春， 他家女子饿死后 ， 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 ， 认为比野菜味道好 ， 便到处找死人吃 ， 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 有人过路时 ， 他乘机将人打倒在地勒死， 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 。 有人听他说 “ 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 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 ， 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 ” 康三春吃人肉的事被揭发， 联保处去抓他治罪，他逃外地。
某县县长于竹君，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但是看着一桩桩的人吃人的案子，被弄得几乎精神失常了，作为一个学法律出身的人，他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不犯杀人罪，而应正名为人身正当防卫。理由是:“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这篇引经据典的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饥寒起盗心，灾荒之下，灾民抢夺粮食，吃大户，土匪劫粮事件频频发生。有的地方，还是在白天，一个人走路到了僻静处，你身上有一角钱或一升米，或一样吃的东西，饥民也不嫌少，就给你夺了去。
一般饥民更结成了团体，强迫要求专员给护照去吃大户（就是几百人集为一团，跑到各个村子里，寻着富家大室，就将他所有的米粮，随便自己拿来吃，也不给钱，也不管肯不肯，这处吃完了，便又结成团到别处去）。稍有钱粮的人家，日夜不安，常备刀枪棍棒防抢，猪、牛不敢出户，人不敢夜走。。。
还有报道四川某地一个叫兴仁乡白云寺的地方，一个叫袁洪顺的富裕人家，饥民及匪徒百余人要跑到他家中吃大户，当袁家发现后，急忙闭门抗拒，愤怒的灾民见无法进入，于是将袁家房屋引燃，幸好当地团丁赶到，才打死一人，把匪徒们驱散。
袁洪顺还算幸运，至少保住了一家人的命。而旺苍县何家垭的一户人家，家中就有三斗苞谷，结果粮食被抢走，三婆孙被杀死。
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教匪”，他们拖儿带女，喝下些草纸灰灰化的“符水”，高喊着“刀枪不入”，冲击县城，同军队拼死拼活的抢军粮，被开枪打死的不计其数。
灾荒中，饥民的敏感也到了最高潮，川中某县的县政府在城内竖立了一根旗杆，说'悬挂国旗可在老百姓中培养爱国感情’。结果谣言纷起，当地老百姓说:“旗杆’就是'齐干’，才引起了大旱灾。。。他们要求拔掉旗杆，县长拒绝。老百姓就冲进县府，捣毁了办公室。警察开枪，许多人被捕或打死。
所谓病急乱投医，各地极度恐慌的灾民纷纷也开始了“拜神祈雨”，甚至因祭拜而引发冲突。灾区民众以各种方式求雨，“如禁屠、设坛、念经、抬狗、捉旱魃、燃黄灯、打雨醮、玩黄荆龙 ……千奇百出，往往逼得专员、县长，亦随俗赞成迷信。灾民祈雨之术用尽，每日成群的孩子执纸旗、戴荆帽高唱: “苍天，苍天，百姓可怜，快落大雨，保护禾田”。
某地则因灾民“入城要求县长拜龙王，未允，旋与保安队冲突，又伤农民三人，死一人，当时满城风雨，几乎激起民变。然而， 封建迷信的祈雨形式并未实现降雨的目的，结果仍是“红日如故，且更厉矣”。
对四川旱灾的救济
1936—1937 年四川旱灾发生之际，政府与社会各界对此次旱灾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用以救助灾害中的川省民众。但是最先的救济不过是四川省政府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另有四川民政厅筹款10万元，这140万元，实际上每个灾民只能分到4分钱。
而南京政府对于此次川灾则更为漠视，除了长期搁置刘湘请发行公债一案外， 1936 年行政院开会，商议赈济 8 省水旱匪灾( 甘豫青康黔冀晋宁) ，四川却未在赈济之列。
蒋介石本人对川灾也不甚重视。1936 年夏，蒋介石在成都宴请绅耆时，川省赈务会主席尹仲锡向他报告四川灾情，而他“只是漫不经心地答应‘啊’、‘啊’就了事”。尹仲锡又将一张灾区吃人的照片递给他，他也是“连看都不看，顺手就装入了衣袋内”。 整个过程，蒋介石不但没有做出任何指示，而且对尹仲锡感到厌烦。
川灾救济会公告
这时，省外川人开始积极活跃起来，应该说省外川人从一开始就有参与川灾救济，然而那不过是少数人的义举，收效甚微。后来省外川人开始有组织的参与进来，情况明显得到改观。
1937年初，李晴帆和任望南二人受川省赈务会之托，返沪后便开展宣传工作。于是沪上同乡成立了川灾救济会，继而在全国各地的川人都相继成立了救济会，这才引起了全国的重视。
华洋义赈会救济灾民
1937年4月中旬，华洋义赈会总干事贝克、朱子桥及财政部特派员曹仲植等相继到达灾区，之后四川旱灾的消息才真正被外界所知，各界对灾区才有了较大范围的救济。
当月，国民党财政部拨公债一百万用于四川旱灾急赈，月末，四川政府又向重庆市金融界筹款百万元用于散赈。除此之外，各地方政府及慈善家办理的急赈，以及省内、外各地慈善家的捐助，总计约数十万元。这两百多万元的急赈款对于四川三千万灾民而言，虽杯水车薪，但对于老弱幼小的救济具有一定的作用。
同时，四川省政府鉴于灾情加重，又向财政部要求发行赈灾公债1500 万元，其基金拟由四川金融公债延期还本付息的余额中提取一部分，再由盐税盈余项下提出一部分。
同时，政府还对粮食实行平价和统制政策。 考虑到灾区粮价飞涨的情况，四川省政府命令严禁奸商操纵市价、富户囤积居奇、买空卖空，并调查各地农产、查封仓库。并在上海，芜湖，宜昌等地购买平价米。
四川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持续到1937年，几场雨后才逐渐缓解。
后记
1936—1937 年四川发生的特大旱灾，农业损失位居全国前列。严重的旱灾给四川省农业带来重大破坏，致使广大灾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因缺少食粮，伴随灾荒而来的是灾民抢粮、盗匪、乞丐增多、自杀、卖子食人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伦道德带来极大危害。
同时，灾区民众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救灾方式，又于无形之中加大了灾害的破坏程度。在旱灾发生之际，中央和四川政府以及川灾救济会和华洋赈济会等各种组织机构，采取平价、工赈、贷款、 募捐、拨款等多种方式，对四川省灾民进行救济。
这些救灾举措对缓解灾情、惠济民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因此次旱灾被灾范围广、灾民数量多，赈灾钱款少，这些临时性的救济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广大灾民面临的问题，四川省灾民仍然生活在困境之中。
但是你相信吗？同样也是这些四川人，在这场大饥荒半年后，就是在这样的严峻悲惨的形势下，和全国人民一起共赴国难，为抗战提供了在全国居第一位的大量人力、财力和粮食，使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可靠基地！
参考文献：
乱世灾患：全面抗战前夕四川旱灾与地方社会（1936-1937年）-刘平
省外川人与1936—1937年川省旱灾之救济_肖雪
1936年的四川大饥荒-郑光路
1934 年和 1936 年两年四川灾情述要 甘典夔 《四川文史资料》第三辑
邓汉祥． 一九三六年四川灾情回忆 《四川文史资料》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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