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本承祧两房的地主少爷，可他发誓“不吃剥削阶级的饭”，15岁离家出走，步行几十里到外地教书。后来又步行几百里到省城考省立师范考了全省第一名。他两个弟弟在国军抗日，一个还为国捐躯，可他任校长时命学校礼堂悬挂国共两党抗日将领肖像，被约谈时坚持说，“凡是抗日的都应该挂”。
他是我地师范校解放后首任校长，把那所1943年建校的学校办得有模有样，为本地培养了新一批教师，可思想改造运动要改造他，他愤而自杀（被抢救）。他被调到教师进修学校做普通教师，十多年间全靠步行去所有区乡给进修的教师们上课。文革期间他在五七干校从头学习挑粪种地、养鱼喂牛，晚上守鱼塘睡在鱼塘旁边。
他退休后给文化馆清理善本书，给供销社青年职工补习文化。
师范校写校志，撰稿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把解放后第一任校长写成别人，他指出错误，别人不理睬。
父亲从不谈论自己，以上一切，我是从教育局为我父开的追悼会上第一次听说。
我母亲出身城市贫民，17岁教书，曾经是女英雄丁佑君的班主任（写有回忆丁佑君文章）。
她是本学区早期中心小学校长，不但把中心校办得有模有样，还把全区乡小学管理得井井有条。
她出身贫苦，学费来之不易，因此学得刻苦，多才多艺。学校语数图音体任何一科教师请假，她都能亲自代课。学校壁画、语录都出自她手，地球仪、三角板、量角器等教具都是她亲手制作。师生们赞叹她做的地球仪“像新华书店买的一样”。后来她的学生胡同春来信说她“最不歧视贫困学生”。她的另一位学生还说她和父亲常常“背着人塞钱”给穷学生。
可是整风反右运动把她划为“中右分子”，开除党籍，四清运动判她两年劳教，文革以“漏网地主”罪名再度剥夺她教学权让她去搞修建。
她和父亲常常挨斗争、游街示众，以致我弟弟被人遍街追打、灌大粪，装在猪笼里满街滚，逃到青海，27岁惨死在工地！
她退休后和父亲一道夜里在夜校为供销社青年职工补习文化，白天帮教失足青年，办文化茶园解决一些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创办女子龙灯队并在比赛中夺冠，组织、辅导诗书画、文艺演出等活跃地方文化生活，把文化站办成了省先进，当年红极一时的作家周克芹也前来采访参观。
我父亲
我母亲
周克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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