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国际商贸城。这里也被称为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湖清门小百货市场。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
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新马路市场。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翻拍于义乌档案馆
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城中路市场。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翻拍于义乌档案馆
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篁园市场。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
鸡毛换糖是指在那个物资匮缺的年代，小商小贩走南闯北走街串巷，以红糖、草纸等低廉物品，换取居民家中的鸡毛等废品以获取微利。最早的鸡毛换糖，形成于我国的浙江省义乌地区，而最终，这一行为对地区经济和发展的促进得到认可，并发挥出巨大的积极作用。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
在义乌廿三里街道的拨浪鼓广场上，有一组“鸡毛换糖”的铜像，这里是闻名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从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的敲糖换鸡毛，到如今万商云集的国际性小商品集散中心；从一个建成区面积仅2.8平方公里的普通集镇到如今建成区面积已超过50平方公里、流淌着浓郁国际化气息的现代商贸城市，义乌的40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的缩影，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影响全世界的缩影。
60岁的何海美是义乌的第一代摊贩，也是义乌商贸城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她看着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自己也从一个背负着“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等罪名偷偷摸摸摆摊的小商贩，做到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
和何海美一样，一代又一代义乌人的前赴后继，千万义乌商人的勤劳勇敢，换来了从贫穷到富裕的艰难迁徙，最终汇聚成了创业打拼的一股洪流。
拨浪鼓带来的生意
“这是老的吗？”李克强总理问何海美。何海美赶紧说，是老的。总理笑了，将拨浪鼓高高举起：“那这是文物啦，得放到博物馆里。”这一幕被定格在照片中，何海美把照片放大，摆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
2014年，李克强总理造访义乌商贸城，何海美作为商城代表之一，给总理献礼。为了这份礼物，她费尽心思，终于淘来一个老旧的拨浪鼓。她觉得意义非凡，最能代表义乌商户。
“义乌人经商的故事，还要从拨浪鼓说起。”何海美说。
拨浪鼓是义乌第一代商人的“身份证”。早年间，义乌一带农民每年冬春农闲的时候，肩挑两个担子，手里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用自家土产的红糖或饴糖做成的糖饼、糖块，去别家换鸡毛一类的毛发。人们叫他们“糖担”。
和其他地方不同，鸡毛在义乌的历史上扮演了两个角色：商品和肥料。义乌人多地少，尤其是东北一带，黄土地酸性强，肥力差，人畜肥料解决不了粮食增产的问题。
为了解决肥料来源，农民们发明了用鸡毛沤肥的方法。把收上来的好看鸡毛挑出来绑成鸡毛掸子，叫卖换钱，差一些的插在稻子下面做肥料。
糖担的拨浪鼓声响遍大街小巷，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糖担们发现，小百货比糖块更有市场，换鸡毛的效果也更好，还能从中赚点小钱。由此，糖担的命运拐了弯，而演绎这种变化最生动的场景是在廿三里。
廿三里集市是大家自发组织的。逢“一四七”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开市。说是集市，其实就是供销社中间的一块空地，有四分之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人们提着篮子、背着布包，在这里交易需要用的东西。
当时义乌县政府对小百货经营态度是“上面没有开口，农民经营不支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采取“明管暗放”的办法来管理集贸市场的小百货经营。因此，当时经营户没有固定摊位，他们露天经营、提篮叫卖、沿街沿路摆流动地摊。
廿三里的商贩主做批发生意。糖担们从廿三里上货，走街串巷换毛发。一串串小兽皮，扎成一小把的鸡毛、鹅毛、猪鬃，货品有序排列，在别处的集市上很难见到。连鸡内金、破铜烂铁、龟底鳖壳等被视为废品的东西，在廿三里市场一亮相，也能成为抢手货。
在廿三里中学上班的王其庚需要几颗彩色珠子做教具，到市场一问，卖货的小姑娘问他要买几斤，吓了他一跳。
那时候，如果有人发现城镇的供销社里卖“电光扣子”，就是现在的有机玻璃扣子，姑娘们就会从老远的田畈丢下农活，争先恐后跑来抢走五个十个。买不到的只能抱怨自己手脚太慢，消息不灵通。而在廿三里市场，纽扣都是用秤称的。
“赚钱这么容易”
廿三里集市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雏形，很多义乌企业家从这里淘到了第一桶金。
廿三里集市出现后，何海美就成了这里的第一批摊贩。她在集市上卖电影剧照和明星照片，很快就成了“万元户”。
何海美的老公在工厂上班，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钱，配发三十斤粮食。何海美没有工作，又是农村户口，没有粮食配发。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儿子发烧，十块钱看病钱都拿不出来。
1978年，在部队当兵的哥哥回来探亲，随身带了几张古装电影《红楼梦》的照片和明信片。当时，义乌电影院正在热映《红楼梦》，一天五场，每张票卖5分钱。十年没看过古装戏的人们从小城的四面八方涌来，轰动一时。
“红楼梦这么火，要不我们搞几张照片去卖卖？”一句玩笑话，立刻引起了何海美的兴趣。那时的她，正苦于找不到改善贫困生活的办法。
但当时做生意并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事。小摊小贩处处面临“封杀”，一旦被发现，要背负着“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等罪名，还要没收东西。何海美和朋友都曾受过处罚。朋友在义乌一家大饭店门口卖煮花生，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发现，没收了花生。何海美也曾悄悄开过裁缝店，只开了一两个月，被人发现了，说她走“资本主义道路”，拆走了她的缝纫机头。
所以，照片洗好之后，家里人谁都不愿意去。“怕什么？我去！”何海美把十几张照片放在信封里，往怀里一揣就出门了。她看准电影院门口的位置，让门口看自行车的小孩代卖，每张一元，两人分成。
刚刚看完电影的人意犹未尽，看见电影剧照，喜欢得不行。宝黛二人的照片最受欢迎，第一天开张，何海美就赚了6块钱。
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赚钱这么容易。以前她帮别人做衣服，一天要做五件，从早忙到晚，才能赚8毛钱。《红楼梦》放了三天，何海美赚得盆满钵满，刨除洗照片的成本和给看车人的分成，自己还剩下三十几块。
赚得最多的是在一次东阳庙会上。她带了七八十张照片，一块钱一张，大家疯抢。她跑到农民的庄稼地里，还有人追着她买照片。
到廿三里市场之后，她的生意做得更大了。把照片按顺序排好贴在一张纸上，纸往供销社墙上一贴，背着一个小绢包站在旁边，就把客人吸引来了。
她到廿三里的第一天就赚了三十几块钱。在廿三里的两个月，何海美家的门槛快被订货的客人们踏破了，一次订几百张的客户大有人在。她和丈夫晚上连夜洗照片，每天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又怕别人说她剥削，不敢雇工人。
那时候，万元户都很少见，到1980年，何海美已经有五万元存款。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各地农村试行，《草案》明确指出：“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得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商品经济在一些地方逐步解冻，手工制品、农产品摆上了集市……
何海美也感到了变化，虽然还是要偷偷摸摸地卖东西，但已没有人再割她“资本主义尾巴”了，她开始拓宽经营渠道，什么好卖就卖什么，年历、太阳帽、手套、尼龙袜子……
市场来了
1982年，何海美已经做了4年小生意，但一直是流动摊贩，还经常被有关部门赶着跑，被没收物品。她渴望能光明正大地做生意。
一天，何海美卖的尼龙袜子被没收了。沮丧之时，她在街上看到了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何海美在电视里见过谢高华，就一路小跑追过去。
“谢书记，我找你有点事。”谢高华回过头，上下打量她，问什么事。何海美就把货被没收的事情讲了一遍。“我说我这个货是上海城隍庙拿来的，城隍庙都好卖，我们为什么不能卖？”谢高华点点头，说回去调查一下。
谢高华后来回忆，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小商小贩常常被斥为“刁民奸商”，并被加以批判。当时由于没有新的明确的政策出台，有关部门一如既往地对小商贩采取禁、阻、限、关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又怎么也打不倒、关不掉、禁不住、赶不跑。农民从事“鸡毛换糖”、小商品经营，成了当时义乌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一个头疼的“包袱”。
在深入调研之后，谢高华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
何海美参加了那场由县政府召集全县乡镇干部和200多名经营户参加的会议。谢高华在会上说：农民要富裕，就是要允许农民参与经商。大家都要支持，谁也不能眼红！
谢高华说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何海美没鼓掌，她激动地哭起来。
1982年9月5日，在一条臭水河上，用水泥板搭起了简易摊位。政府将原来流动的摊位统一集中，在街两边排成两排，让商贩们名正言顺做生意。义乌第一代马路市场——湖清门小百货市场悄然开张。何海美也成了市场的第一批商户。
当时专管湖清门市场的工商所副所长徐至昌还记得，湖清门的生意非常红火，经营户头天拿来的货，第二天保准能卖光。后来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经营大军从湖清门向新马路两头延伸。
后来，县政府增设摊位，每个摊位每年2000元租金。当时，人均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大家都疑惑，一个摊位一年能赚多少钱，会有人愿意出这么多租金？结果出乎意料，摊位几天就租完了。
1984年，义乌正式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义乌市场的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给义乌小商品市场又带来了春风。
1984年12月6日，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新马路市场建成，正式更名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商户们搬进了水泥摊位，钢架玻璃瓦棚顶挡住了烈日暴雨。两年后，市场第三次搬迁，移址城中路边，投资440万元，占地44000平方米，设固定摊位4096个，临时摊位1000多个，当年的市场成交额就突破亿元大关。
1992年，市场第四次移址扩建，第四代义乌小商品市场“篁园市场”正式建成。
那时候的篁园市场共有四层，但已经划分了各种区域。柜台陈设很像一个菜市场，每个摊位只有一米，所有的柜台连在一起，左右两边一字摆开，连成一条街。一个客人走进来，整个市场的人都能看到。
也是在那一年，“义乌小商品市场”二次更名，改为“浙江省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
如何让奇迹延续
作为一个地处浙江中部山区丘陵的小城，义乌创造了奇迹。小商品市场成交额已经连续26年名列全国榜首，号称世界“小商品之都”。
但如何让奇迹延续，成为义乌这座小商品名城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
义乌是个“巨人”，但“大”却始终受制于“小”——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但市场以经营低档次、低技术含量、低品牌附加值产品为主，一直处于产业链低端。
商户刘萍娟时刻都有危机感。“义乌没有自己原创的东西，外面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如果一直不创新，早晚会被淘汰。”
不久前，她应沙特阿拉伯客户邀请，前往当地进行考察，了解客户需求，搜集当地的文化特色、民俗风情、建筑风格，寻找设计灵感。
回到国内，刘萍娟根据当地建筑风格，设计了一款花纹木柄锅，沙特阿拉伯客户看到样品后，当场就下了订单，价格是同类产品的10倍。
和刘萍娟一样，很多商户开始改变产品定位，不再走低端路线，转而发展高端定制和高质量商品，也有人创出了自己的品牌。
在义乌,“转型”是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词,就像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新丝路新起点”“鸡毛换糖再出发”。
一位商户坦言，不断增长的人力成本、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电子商务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压力……随时都在竞争，随时都需要变革。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通过加快自身转型，义乌市场已经找到一条与电子商务和谐共处的发展之路。
毛绒书包店主王许雪就尝到了甜头。她把商品照片挂在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官方网站义乌购上，很多客户看到图片专门找来进货。
如今，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像王许雪这样既坚守实体商铺，又开始尝试电子商务的商户越来越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正成为广大市场商户的标配。
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董事长朱旻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义乌小商品城正在打造数据电商平台、文创平台、“一站式”金控平台及新型供应链平台。朱旻希望通过互联网大力整合线上线下市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市场经营户掌握市场供需变化、主动对接匹配目标采购商提供数据支撑。而要保持义乌核心市场的地位，进口市场则是义乌紧抓不放的一块蓝海。朱旻认为，进口贸易培育成熟后，“买全球，卖全球”也不再是一句口号。
据义乌市宣传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义乌现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网商账户总数超过27.8万户，其中内贸网商账户数超15万户，义乌外贸出口从2010年220多亿元增长到2017年2300多亿元，增长近10倍，份额约占全省1/8、全国1/50。
从线下到线上，从“鸡毛换糖”到“全球电商”，义乌已连续四年位列“中国电商百佳县”榜首，并获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改革亲历
徐至昌，86岁，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工商所副所长
1982年10月，义乌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湖清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刚刚建立不久，我调到稠城工商所当副所长，分管湖清门一条街上的700多个摊位，处理市场内的纠纷。那时候条件不好，办公条件也相当差，我们的办公室是向农民租来的一间房，只有10平米，房间里只有几条板凳、一张桌子、一张钢丝床。
那时的市场环境也不好，真的太拥挤了，每个摊主分到一块长一米、宽80厘米的石板或是木板摊位，货物就摆在上面，经营户日晒雨淋，没少受苦，很多人的第一桶金就是在那里赚到的。我每天在市场里转悠，总有经营户跑来诉苦，要我和上面说说，弄个顶棚，盖一点东西遮风挡雨。
我只在“湖清门”待了一年。1983年，我调回佛堂工商所之后，就写了一份市场调查报告，提了12条建议，主要讲为什么要迅速建立专业小商品市场、怎样去建这个市场等，呼吁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
报告写好之后，好几个同事劝我：“老徐，被打成右派的苦头还没吃够？不要冒这个险了。”我也犹豫了一阵，但还是写了。我想，这是经营户的最低要求，我有义务为他们鼓与呼。
1984年3月15日，我把报告写好，4月15日送到县委办公室，等到4月29日，办公室主任就给我回信了。我那份报告得到了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的重视，他在报告上做了批示，说有关部门专门进行研究，现正处在规划、落实和行动中，鼓励我继续为振兴义乌多提合理化建议。
1984年6、7月开始动工，12月6日第二代市场“新马路义乌小商品市场”就建成了，解决了马路市场带来的交通堵塞和经营户有市无场的问题。当时要求入场经营的人多到难以想象，开业时摊位只有1510个，报名的有6000多人。摊位严重不足。当时就把所有通道都利用上，拆掉了一口水池，增加到2800个摊位，每个摊位一米见方，摊主的靠背椅上都有统一定制的编号。
我看到自己提的很多建议都被采纳了，非常高兴。后来，我又写了第二个报告，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现在回头再看，我们工商干部当年的呼声全都实现了。
改革辞典
义乌小商品市场：创建于1982年，是我国最早创办的专业市场之一。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经历了5次搬迁11次扩建，最终发展到“华夏第一市”，在义乌能够以低价位买到所有生活、生产用的商品。截至2017年，市场总面积达到592万平方米，商户数达7.5万户。
改革物语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影/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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