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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离老百姓远了，过多陷入无价值的事情当中，工作的成就感、自我认同感势必日益稀薄，公务员能不焦虑吗？
在中国，公务员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
看上去我们很了解他们。可能你的某个同学或朋友就是公务员。即使没有这种关系，你总和公务员打过交道吧，要找出一辈子从来没有和公务员打交道的人还真不容易。
可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哪怕是自己的公务员朋友，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完全敞开心扉。即使敞开心扉，那也只是私底下的话，别人很难知道。
但我们仍然有办法分析公务员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比如，关注公务员群体心理焦虑的声音越来越多。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谈到公务员的焦虑，就马上说工作压力大，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
很多人就不高兴了：谁的工作压力不大啊？这里其实是搞错了。压力大和焦虑不能简单划等号。
我是一个记者，写稿子压力也很大，能不能按时交稿，质量能不能保证，有时候也会睡不着觉。但这只会让我觉得累，不一定就焦虑。
如果写的稿子和自己内心的价值标准相冲突，陷入纠结，怀疑做事的意义，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很焦虑。
在内心冲突中难以自拔，难以解脱，这才是焦虑的根源，所谓压力大只是在加剧冲突的积累，“创造”焦虑的条件。
那么，公务员的内心冲突从何而来呢？
特殊的职业
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公务员是“新事物”，正式出现的标志是1993年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此前的叫法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与公务员相比，我们更熟悉的名词是干部和官。
“官”这个词依然活跃在我们的政治话语之中，比如，“当官就不要发财”。但在正式文件中，“干部”和“公务员”才是正规的提法。今天很多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了，以前老师也属于干部，改革开放之后，干部所指的范围在缩小，但仍然远远大于公务员。
中国公务员到底有多少？根据国家的统计公报，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9万人。
当然，你打过交道的所谓“公务员”，未必属于这719万人，他们可能是政府雇员。在乡镇更是如此，真正的公务员可能很少，而你常打交道的、认为是公门中人的人却很多。
当公务员是很多人向往的职业选择，图为考生涌入考场。201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约140万。
为什么要从干部制度中分化出公务员制度？这与行政管理的职业化有关。直白地讲，现代社会的治理不是建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而是根据普遍性规则进行的——不看你与办事人的私人关系如何，而是看符不符合规则。
相应的，一套公务员制度建立起来，包括竞争性考试（凡进必考）、明确的职务职级序列以及逐级晋升标准。尽可能减少公务员这个职业的人为和任性因素，这和对社会的非人格化管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公务员成为一种职业，这会带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与干部和官这两个概念相比，种种神秘甚至神圣的色彩会逐渐消退。
传统社会的“官”，某种程度上是老百姓信仰的对象。因为衙门在决定人的生死存亡、荣辱兴衰，所以才有了“人在公门好修行”这样的殷殷劝诫。
而在公务员制度下，“官”被看作一种社会职业，同医生、清洁工等职业一样，都是社会需要，本身无好坏之分，没有那么多光环。
但与西方相比，中国公务员还有自己的特殊之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领导职务实行选任制、委任制和聘任制，这其实是进入更高职位的基本方式，公务员晋升的主要途径就是在体系内逐级提拔。
当然，公务员法也有补丁。比如，厅局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出现空缺且本机关没有合适人选的，可以通过适当方式面向社会选拔任职人选；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规定，注意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党政领导干部。
但这些规定更多是辅助性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你想从政，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考试，进入公务员系统，然后开启一个层层筛选的艰苦而漫长的过程。
在西方国家，市长或许是位本地商人，只要他选得上就行。这是体制的不同，中国明确规定了定期交流和地域回避制度，防止部门或地方利益坐大，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设计一脉相承。
总之，在中国，公务员是一种职业，又是特殊的职业，因为它是从政的主要入口。
公务员的焦虑
理解了中国公务员的职业化及特殊之处，就能更好地理解公务员的焦虑。
公务员面临的压力多种多样，比如工作难度提高，内部人际关系，适应不同领导的行事风格，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规矩和纪律要求等。最集中的压力来自晋升，也最明显地反映在晋升上。
要从政先要成为公务员，要升迁得靠内部逐级晋升。对公务员来说，一步走慢了，可能步步都很被动，这一点又被“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弊端所强化。同时，时间长了，总会面临着职务晋升上的“僧多粥少”。
追求晋升，人之常情，这其实也是鞭策公务员的手段。但如前所述，压力不能等同于焦虑，心理层面的焦虑主要来自冲突。
比如说，咱们俩同一批进入公务员队伍，大家业绩差不多，你晋升了而我没有，我内心就会产生职业认知与现实情况的冲突，这才是焦虑的来源。
本来科层制的职业特点就会压抑人的个性——这种压抑是必要的，要保证非人格化管理，就得以普遍规则来办事而不是听从自己的个性。压抑个性，虽然也会带来冲突，但总归可以调适，毕竟对大多数公务员来说，职业美德就是照章办事、一视同仁，而不是个性飞扬。
这里要区分一下，个性和人格不同。个性往往被认为是身上带刺或者目无上级，科层制必然要消除个性的过分张扬，这不代表公务员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会议间隙，一位国家公务人员出来放松压腿。
实事求是地说，在现在的公务员制度下，上级领导对下属个人升迁有很大的话语权，不然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就不会特别规定不准“由主要领导成员个人决定任免干部”、不准在“主要领导成员即将达到任职年龄界限、退休年龄界限或者已经明确即将离任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了。
当组织伦理、基本原则与领导个人决策发生冲突的时候，有的公务员往往把对组织的忠诚转化成为对个人的忠诚，内心标准和现实选择形成极大的冲突，带来焦虑。
晋升压力下，公务员所面临的内心冲突尤其值得关注，这比笼统地谈论各种工作压力更有意义。
你看，公务员法第六十条就规定，如果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意见；上级仍坚持的，公务员应当执行，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公务员真要抵制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也是要承担很大压力的——但这不叫焦虑，如果公务员真这么做了，我们将称呼他们为英雄。
南京市一家交通管理部门机关的服务窗口。
从无价值的事情中解脱出来说来说去，公务员是用公权力为社会、为老百姓办事的人。真要缓解公务员的焦虑，最主要的办法是让他们把精力投入到为老百姓办事中去。在一个个老百姓满意的笑脸中，公务员即使有焦虑，也会得到最好的治愈。
在中国，公务员被定义为干部的一部分，其实是强调公务员要承担联系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责任。这要求公务员不仅要善于把上级决策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而且要善于和群众打交道，把决策顺利贯彻下去。
但用《人民日报》的话说，刚入机关门的公务员，了解国情的少，熟悉基层的少，亲近群众的少，甚至有的年轻干部心理上与乡土、乡亲有代沟，情感上同民生、民瘼有温差。
这或许和这一代年轻公务员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凡进必考，至少从学历上衡量，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可以说是社会的精英。
从2006年到2017年，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公务员总数的比例由43%提高到72%。随着时间推移和代际更替，这个比例还会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公务员还会增多，他们终将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主流。
武汉某高校自习室，准备考公的学生在加班加点看书。
怎么保证这些高学历的官员了解基层的情况呢？
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很多职位明确要求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党政领导在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时，也要求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这有利于公务员队伍“接地气”。
但在现实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泛滥让很多公务员“投身”到太多无价值的事情中去。
中办印发的通知中列举了很多现象，再明白不过了。
比如，随意要求基层填表报数、层层报材料，简单将有没有领导批示、开会发文、台账记录、工作笔记等作为工作是否落实的标准，以微信工作群、政务APP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来代替对实际工作评价，“一票否决”事项泛滥，动辄签“责任状”，变相向地方和基层推卸责任，如此等等。
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谁会真的开心呢？如果离老百姓远了，过多陷入无价值的事情当中，工作的成就感、自我认同感势必日益稀薄，公务员能不焦虑吗？
近20年的公务员制度，走过了发展成型、扩充壮大的时期，现在走到了历史的拐点。公务员群体在日益繁重的改革和发展任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务员制度内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
我们有必要认真倾听公务员的心声，因为它可能预示着公务员制度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作者 | 南风窗执行主编 赵义 zy@nfc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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