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王毅
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延安作风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观念、行为品格与精神特质，成就了中国共产党清廉、奋进、务实、为民的好形象，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民心民力。延安作风不仅是历史的自信，更是精神的力量，亦是行动的指南，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锻造精锐队伍、以好作风好形象走近群众提供了重要镜鉴。
好作风来自于正确的思想认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延安时期更甚。在他们看来，作风关系中国共产党事业成败。中国共产党要走向全国，就需要锻造坚实过硬的干部队伍和领袖群体。这就要求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要懂马列主义，有政治远见与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坚持不懈为民族、为国家工作。作风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反动政治力量较量的输赢。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提炼总结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并指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要以三大作风锻造一支精良优秀的共产党队伍，进而战胜其他政治力量。
好作风外化为优良的言行举止。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欢迎海内外各方人士参观考察。但凡到访过延安的人，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带动形成的社会风气赞不绝口。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国统区“见识”了国民党铺张浪费、贪污舞弊，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到延安后立马改变看法。在陈嘉庚眼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廉洁奉公，兢兢业业，平等民主，与民同苦。党风影响社会风气，延安形成了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纯良的社会风气。在此印象下，陈嘉庚做出了著名的“陈嘉庚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主席是中国的救星！从延安作风看到中国未来，不仅是陈嘉庚的个人体悟，也是当时参观延安者的普遍感受。他们认为，延安闪耀着“东方魔力”，闪烁着“兴国之光”。如他们预料，中国共产党正是靠着优良的“延安作风”走向解放战争，最终打败国民党的“西安作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好作风依托于严苛的自我革命。好作风的形成，离不开党员及党员干部对优良作风养成的重视及自觉实践，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纯净与自我革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亦出现过作风不纯的思想言行。《解放日报》《共产党人》等党报党刊曾曝光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生活腐化的典型案例，可谓触目惊心，令人发指。一些共产党人在艰难长征中坚持了下来，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却腐化堕落。这也说明，愈到事业顺遂时，作风建设愈重要。对于这些言行，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态度坚决，处理果断，毫不留情。
当时一个叫肖玉璧的老红军，任职期间贪污税款、挪用公款，组织决定对他严肃处理。肖玉璧打算做最后挣扎，向毛泽东求助，因为他想起自己当年曾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1940年毛泽东看望伤病员时，把自己每天半斤牛奶的取奶证送给肖玉璧，并要医院特别照顾这位身经百战、满身伤病的老革命。肖玉璧希望毛泽东能顾念自己的革命贡献，从轻发落，于是去信。毛泽东不为所动，明确支持法院判决。肖玉璧最终为自己的贪污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为规约党员及干部言行，延安时期出台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等制度规定，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一旦违规，不管官至何位，不论革命贡献多大，均严加惩处。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便是中国共产党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考察延安时亦提出，全党自觉传承和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作风，要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常明确的党外敌人，一有松懈，便可能组织涣散，纪律松散，败于敌人之下。严峻革命形势下，用最严苛的自我革命打造最精良的共产党队伍以对付强大的敌人，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经常性的做法。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再面临革命年代那种你死我活对决的敌手，并已成为人数众多、影响巨大、成就丰硕的大党。这些可能带来自信，也可能滋生懈怠，以为躺在功劳簿上便万事大吉。实际上，越是力量大的时候，越应该小心谨慎，因为力量大了，容易无所顾忌。
进一步说，“四种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重点领域的改革、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民生建设的难题等工作依然艰巨，解决这些问题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历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与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强有力，但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风仍较突出，部分党员干部缺乏担当，滋生腐败土壤依然存在，这些更需要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更上一层楼，以更严格的姿态继续推进自我革命。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