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颖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人总是沉溺于那些“溯本求源，无限追寻先源线，恢复传统，追踪发展曲线等做法”，却对于“思考差异，描写偏差和扩散，分解令人满意的同一性的形式深恶痛绝”“就好像我们害怕在自己的思想时代中思考他人”，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鱼缸放在入门左侧?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鱼缸放在入门左侧
作者：郭颖
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人总是沉溺于那些“溯本求源，无限追寻先源线，恢复传统，追踪发展曲线等做法”，却对于“思考差异，描写偏差和扩散，分解令人满意的同一性的形式深恶痛绝”“就好像我们害怕在自己的思想时代中思考他人”。
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正是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之下，展开了对日本的一系列反思。他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中开宗明义地道出自己长久以来的心结，“中国问题即是昭和日本的问题，它最终决定了昭和日本的国家命运……这自然是与当代日本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本质性问题”。
日本与中国保持怎样的关系，与日本如何看待中国密切相关。《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中，子安宣邦通过重读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观，思考同为当代知识人，该如何找到中国的观察之法、相处之道。
真正有生命的文化，存在于真实的人生中
正是出于他这种“外部视角”，才能站在与传统汉学家不同的位置，看到日本中国学研究中出现的弊病和问题
子安宣邦大学期间攻读法国文学专业，据说当时法语系的学生仅次于中文系，都拥有着“不安分”的心灵。时为左翼青年的子安无心读书，便离开校园。之后，他重读了伦理学，正式踏入思想史研究领域。
《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出版后有人曾问道，主攻江户思想史的他，为何要“越界”言说中国，他回答：“如果我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这本书就写不出来了！”正是出于他这种“外部视角”，才能站在与传统汉学家不同的位置，看到日本中国学研究中出现的弊病和问题。而这些弊病，又隐藏着导致一系列问题联动产生的可能，这也正是《近代日本的中国观》撰写目的之所在。
本书并非对所谓中国观的简单罗列，亦非概括提炼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其实子安本身对“形象”这种说法就极为抵触，他认为那些所谓的“形象”都是人为塑造出来的。相比“言论”的具体内容，他更注重“言说”的目的和方法。书中主要内容不是对日本“中国观”的具体解释，而是从这些中国观中能看到什么。作者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辛辣笔触和对那些被称为“中国通”汉学大家的质疑，反映出子安书写时的真实心情。本书依然延续着其惯有的书写风格，撷取每个人物的重要言说于各章篇首，使读者能够快速进入言说的问题意识，身临其境地去观察每个中国观在特定时期的具体形成过程，再按照子安的逻辑对这些观点进行解构并重新加以理解，旨在提示出一种新的解读可能。
该书选择了北一辉、内藤湖南、橘朴、尾崎秀实、森谷克己、平野义太郎、石川达三、火野苇平、竹内好、加加美光行和沟口雄三这11位代表性人物。时间跨越百年，身份横跨亚洲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汉学家、记者、史学家、法学家、作家和政治思想研究家等，对不同视角、不同领域的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观进行评价与论述。当然，这种论述并非学术式的平铺直叙，而是类似于闯关游戏一样，凭借作者的思考和问题意识，与这些人物一对一地进行正面决斗，原生态地呈现出这些言说的真实面貌，将其精华和弊端同时展示给读者。
子安书中大加赏识的几位近代知识人，其中国观并不相同，如北一辉和尾崎秀实等甚至立场相悖。在此，笔者套用中文版译者王升远提出的“鱼缸文学史”“江湖文学史”之概念，子安心中理想的中国观，其实也可称之为一种“江湖中国观”，即有丰富的中国生活体验，从精英到农民，深入接触过不同阶层后得出的一种真知灼见，而非看几本中国经典、赴华游山玩水，抑或是受命于人的短期皮相观察。概括起来，子安主要从四个维度对这些中国观进行评价和判断，一来看其观察的方法，是僵化静止的还是实时动态的；二来看其观察的深度，是浅尝辄止还是登堂入室；三来看其观察的视野，是眼中只有精英权贵还是社会各个阶层；四来看其观察的姿态，是自负或谄媚的还是纯粹且自发的。这也正是判断“鱼缸中国观”“江湖中国观”的基准，只有满足这四个维度的中国观才具有洞察力和远见，真正能够作为方法论为今人所用。
和中国人相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的事情
有长期中国体验的“江湖中国观”代表捕捉到了中国问题中最重要的部分，认为中国一些问题的解决也与日本变革密切相关
本书虽然看上去是按照战前、战中和战后的时间线，依序介绍近代亚洲主义谱系中的11位知识人及他们的中国观，但其实还隐藏着一条暗线，即战前战中的北一辉、橘朴，及战后的竹内好、沟口雄三的观点，此四人构成了作者问题意识的主线。其他人物则是为了凸显主线，按照其中国观内容的关联性和时代性，作为补充或参照物被承上启下地安插其间。这种虚实相间的明暗线搭配，也使整本书读起来格外跌宕起伏、与众不同。
书中最先介绍的人物是北一辉（1883—1937），他是早期亚洲主义的缩影与代表。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并不敏感，且盲目迷信于学者构建出来的“民族性”，嘲讽革命军。与同时代日本知识分子不同，北一辉却在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洞察”之中，发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民族觉醒”和新的政治力量，在当时可谓极具远见。
北一辉是“江湖中国观”的典型人物，没有长期深入的中国现场体验，无法做出如此准确且具有前瞻性的判断。紧接其后介绍的，便是与北一辉截然相反的“鱼缸中国观”的代表、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北一辉和内藤湖南虽然都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结构中“乡团组织”的存在，但内藤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意识到中国民族主义之重要，其眼中看到的，也只有在传统文化巨大惯性作用下的古老中国。内藤这种历史认识与中国观，导致他删除了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可能。而他本身对中国未来之存亡，也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
子安在多部著作中，都曾对内藤湖南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在他看来，内藤思想之复兴，实为帝国日本之复兴。与同时代的政客或法西斯军人的“中国观”不同，汉学家内藤的“中国观”能够做到引经据典自成体系。例如他所鼓吹的日本对华“使命论”，是由国家年龄论、文化中心移动论、异族刺激论和殖民开发论等系列推导而成，极具说服力。这也正是“鱼缸中国观”的危险之所在，看起来理论性强，有迷惑性，但华而不实，认识问题固化机械，一旦鱼缸破裂，一切将不复存在。
接下来的橘朴（1881—1945）和尾崎秀实（1901—1944）二位都是子安认为在当时凭借现场第一手材料，能够认清中日局势，有长期中国体验的“江湖中国观”代表。他们捕捉到了中国问题中最重要的部分，认为中国一些问题的解决也与日本变革密切相关。其中，橘朴更是全书唯一占了三章笔墨的人物，可见子安对其之偏爱。
1906年来华，1945年病故于沈阳，橘朴一生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中国度过。他发表过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各方面问题的大量文章，被认为在其“思想与行动的变迁中几乎浓缩了明治、大正、昭和时期中国问题的原貌”。就连鲁迅都由衷感叹，“（橘朴）那个人比我更了解中国的事情”。被视为近代日本最后“亚洲主义者”的橘朴，其中国观和中国体验有助于人们反思“中国对近代日本意味着什么”。尾崎秀实也一直呼吁，日本对中国的误判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但同时，抗日战争也促成了中国内部的民族统一，推动了战斗的民族主体的形成。面对这样的结果，知识分子应该进行反省与追责。
不同领域的言说者，呈现不同面向的中国观
“这次战败很悲哀地让我明白，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的言论都出自有血有肉的思想。一些人的行为是如此多变，就好像随着时间与季节的变化，可以随便替换衣服一样”
接下来作为补充，书中还介绍了战争时期各领域的中国观言说者。有将魏特夫“东方式社会”介绍到日本、建构起独自的“亚洲式生产方式论”及“中国村落共同体论”的经济学家森谷克己（1904—1964）和法学家平野义太郎（1897—1980），以及“笔部队”作家石川达三（1905—1985）和火野苇平（1907—1960），呈现出了战时中国经济、社会及战场的不同视角，基本呈现了战中日本知识人不同面向的中国观。
作为战后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子安选择了竹内好（1910—1977）、加加美光行（1944—）和沟口雄三（1932—2010）。子安曾在多篇文章中表示对于近年来竹内好研究潮的不安之情。2004年，德国海德堡大学召开了以竹内好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使竹内好成为欧洲日本学的代表性研究对象。其后，2006年加加美光行等人随即在日本也举办了竹内好学术研讨会，提出赓续并重新思考竹内好。面对学界这样的动向，子安不禁产生怀疑，在21世纪，日本学界重提竹内好，并试图将其问题化的思想关怀究竟何在。
二战结束20周年之际《中央公论》曾遴选过战后代表人物的论文，调查结果显示竹内好的言说对战后日本的意义和影响获得了高度评价。战争中的昭和10年代，竹内好借助鲁迅深化了自己作为文学家的自我理解；战后的昭和20年代，又借助鲁迅对身在亚洲的日本人的自我认识进行严厉的追问。其对日本现代化进行历史批判的话语，实际上将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之地缘政治学对比作为前提来共有，即日本的战败使地缘政治学式的“东方／西方”论于战后日本重生。在子安看来，这是带有鲜明侵略主义、扩张主义性质的思想，但也因其具有反政府的叛逆性态度而被认定为亚洲主义。竹内好试图从亚洲主义中确定近代日本发展路线中的对抗轴，始终贯穿着其为膨胀主义的辩解。
加加美光行和沟口雄三是竹内好之拥趸，也同样秉持着“中国主义”中国观。加加美甚至称自己通过重新思考竹内好获得了一种幸福感，而沟口也将自己对“中国独有的现代”之模式的发现看作对竹内好的正确继承。沟口雄三一方面从中国历史中读出了“独有的现代”，一方面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超克”式的阐述。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这种通过“东”与“西”政治地缘学式的“对抗性”框架所进行的超克，正是基于20世纪前期的“现代的超克”论。
沟口提倡要以独特的中国为方法来认识世界，将中国作为中国来认识。即认识无法还原到欧洲世界史之一元性中去的中国，认识阐明世界自身的多元性成分，这就是“作为方法的中国”世界认识的理想形态。在对此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子安发现这其实是战时京都学派高山岩男（1905—1993）“世界史之哲学”的翻版。而这种所谓的“世界史的哲学”话语只能成为帝国日本及其侵略战争的哲学粉饰。高山从日本出发讲述的世界史之多元化，在沟口这里是从中国出发来讲述的，本质上毫无二致。沟口以国家巨大的世界性存在为背景，认为只有国家“独有的现代”才是历史的实像，西洋途径的现代化框架即变为无效。有必要重新将“作为方法的中国”理论作为“现代的超克”论进行分析。
竹内好、加加美光行和沟口雄三等人从侵略战争的反省中采取一种亲华的立场，旨在摸索日本应有的对华姿态。看起来亲华，但其本质与战中则如出一辙，不过是拥护政府的权威主义体制而已。中野好夫（1903—1985）曾在战后感叹：“这次战败很悲哀地让我明白，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的言论都出自有血有肉的思想。一些人的行为是如此多变，就好像随着时间与季节的变化，可以随便替换衣服一样。”
有意义的中国观，却呈现思想位相的缺失
被众人奉为圭臬的“鱼缸中国观”从未为日本提供过关于中国的“知”和“识”，真正起到方法论指导作用的反倒是那些遭人遗忘的“江湖中国观”
《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一书出版于2012年，是杂志《现代思想》“读中国论”系列连载文章的合集。那几年正值中日关系紧张之秋，子安满眼看到的都是当时日本知识界，特别是中国学学者对中国问题的漠视。他不理解为什么在当代日本，所谓的亚洲主义和中国主义失去了思想批判的功能和意义；为什么日本的知识界集体沉默，不再去介入中国问题。反倒是一些非中国研究者，对中国问题侃侃而谈，让人误以为这就是民意，甚至影响到日本的对华政策。对此，子安表示甚为愤懑，这让他不由得回想起近代日本的那些“江湖中国观”，提倡中国研究者要深度介入中国当下现场的战前、战中亚洲主义。而到了战后，以竹内好等为代表的日本知识人，眼中看到的只有中国的精英及权力者，并没有看到其背后拥有更大力量的人民大众。时至今日，日本的中国学者依然如此，还是凭借传统的“鱼缸中国观”来思考日息万变的中国。这也正是“江湖中国观”较之“鱼缸中国观”在战后的方法论之意义。从战前、战中、战后直到当代，被众人奉为圭臬的“鱼缸中国观”为日本提供的仅仅是关于中国的皮相之“知”，而非洞见之“识”，真正发挥方法论指导作用的反倒是那些遭人遗忘的“江湖中国观”。
子安通过对种种中国通与中国观进行甄别，试图站在外部视角来看日本人如何去言说他者，如何去建构关联，并深入地思考了中国对日本思想的方法论意义与时代蕴涵。全书由四点展开，纵向连成了战前、战中、战后的这条主线，对近代知识人的中国观进行了学理性观察。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又导入了“江湖中国观”和“鱼缸中国观”的两个横向判断基准作为辅助线，这样便会发现在全书的主线中，战前、战中属于前者，而战后则为后者，真正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中国观，在战后却呈现一种思想位相的缺失。如橘朴、森谷克己、平野义太郎等活跃于战前的亚洲主义者及“亚洲社会论”等，到了战后没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尤其是北一辉、橘朴的诸多观点，在战后更是几乎被人遗忘。当然这或许与“带有深深时代烙印”的人物经历有关，他们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精英阶层。故在战争结束75载的今日，日本战后的中国观，基本只残存以竹内好为代表，由沟口雄三发扬光大的“竹内中国观”这一支。
子安本人经历过战争，他正是凭借自身常年的历史体验与中国观察，加之长期保持着与社会各个阶层的深入接触，才能敏锐地透析竹内好中国观的迷惑性与多变性，并预测到沟口中国观之走向与后果。无论竹内好还是沟口，其对中国观察和思考的方式，实际上仍延续着帝国日本时的思维范式，时代虽不同，新瓶装旧酒。因此，出于这种过来人的警惕与知识人的责任感，子安选择在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2012年出版此书，希望能够借着对近代日本中国观的再认识，厘清战后中国观的思想肌理与逻辑脉络。福柯认为那些曾经被历史学家删除的“不连续性”，到如今成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具有特殊职能。同样，我们只有意识到“江湖中国观”作为方法论在战后的缺失，才能找出并正视问题的存在，重新激发人们对中日相处方式的历史性思考。
然而讽刺的是，认为日本知识界对中国过于漠视的子安，本想通过此书消除这种漠视，谁知出版之后在日本学界和舆论界却毫无动静，甚至连像样的书评都很少发出来，日本的中国研究界更是沉默得可怕，子安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执笔生涯是否就此终结。他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为何这本书遭受到日本媒体和学界如此的冷暴力，无奈之下只得将其归因于吉本隆明（1924—2012）“关系的绝对性”的说法，认为这种窘境或许关乎日本党派之“关联性”，即一旦被放入党派关系的语境，便会成为各党派的众矢之的。也就是说，这本书成了当代考验对华立场的“踏み絵（日本江户时代用于检验是否信基督教的一种仪式）”，对当代中国的不同看法，往往决定了党派抑或是学派等的选边站队，人人都担心自己的中国观会成为党同伐异的对象，甚至引发源于派系立场的人身攻击。
然而更为讽刺的是，在中国，此书中译本在2020年6月出版后短短一个月就荣登万圣书店月排行榜TOP10之列。作者子安宣邦在感慨中译本翻译精准之余，也禁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向那些对此书不闻不问的日本舆论界、中国问题研究的日本知识界喊话，一吐自己五味杂陈的心情。与此同时，发人深省的是，眼下日本中国研究者对此书的冷漠、避讳，抑或是观望的姿态，不正如实地反映出了这个时代日本知识人所持的中国观吗？毋宁说正是由于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中国观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才会演变为当代的问题，竹内们那种“见风使舵”式的中国观也才会完美地再现。或许，这正是子安最为担心的事情。（郭颖）
来源：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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