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剧和都市情感剧一直是我国影视剧的主流类型。随着现实家庭生活的变化和影视剧类型的再度细化，二者的界限有时也不那么分明，如今年热播的《我们的婚姻》和《心居》等，就都不容易归入单一类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合流”，凸显了个体的角色多重性，例如女主人公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被同时置于了舞台前景。于是，影视剧中的母亲形象也出现了新的特质。
《人世间》中的周母：往日时光的追忆
今年年初登陆央视的《人世间》，延续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金婚》等以家庭史讲述社会生活史的优秀影视剧传统。剧中李素华和金月姬、郑娟和周蓉两代四位母亲，跨越了40年的岁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形象序列。其中最有观众缘的自然是周家母亲李素华。素华完美符合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民间观念对母亲的期待：无私无我，将自己的爱彻底而又平均地给予每个孩子；勤俭贤惠，凭借着朴素的生存智慧将家庭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大地女神，或者说“地母”，是文学艺术中最为古老也最为重要的女性原型之一。地母孕育一切、包容一切，每个人都能从她的身上汲取温暖，在她的怀抱中安全地退回无忧无虑的婴幼儿状态。然而，大地女神如同自然本身，其孕育容纳一切的力量也存在着非理性的暴虐的一面。正如女娲造人的神话中，女娲在劳累疲倦时便不再精心捏制，而是随便用草绳沾上泥巴甩出小人儿。素华则是一位被涤除了非理性力量的“地母”，永远博爱，永远正确。郑娟作为一个“寡妇”甚至是在那个时代有污点的女性进入周家，本是女神迸发非理性暴虐又或者是展现“时代局限”的时刻，编剧却在此时让素华进入了温柔而深沉的睡眠。当素华再次睁开眼睛，也许是因为脑部损伤，也许是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总之她进入了一种混沌而天真的状态。于是矛盾被轻轻地放下，既成全了郑娟的美德，也升华了素华的幸福。
幸福也正是素华区别于影视作品中传统的“地母”之处。劳动阶级母亲的伟大，在于无我无私的同时吃苦耐劳，因此塑造劳动阶级母亲形象的重点便在于“苦”：母亲如何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含辛茹苦地哺育儿女操持家庭；同时因为生活长期困苦，劳动阶级母亲的个性气质往往沉默、内向、坚韧，比如郑娟。然而，素华是快乐而幸福的。剧集赋予了她东北人民活泼外向乐观开朗的性格，周家良好的出身和经济状况也让她拥有安定的生活，再加上那混沌的天真，她于是能够源源不断地释放纯粹得不掺一丝杂质的安宁。在焦虑控制型的这一代“鸡娃”妈妈、重男轻女型的上一代“吸血”妈妈充斥屏幕的当下，这位周家老母亲抚慰了所有儿女的创伤与遗憾，也谱写了一曲往者不可追的挽歌。
素华是一位因其纯粹而获得圆满的母亲，这样的形象呈现当然是时代的规定，但它同样也是叙事的结果。如果我们将素华与另外三位母亲进行简单的比较，并不难觉察到素华的完美源自她身份的单一。周志刚长期在外，素华实际上并不是一位妻子或者一个女人，她只是一位母亲。金月姬除了是母亲还是一位领导干部，“母亲”所要求的爱与领导干部所要求的公平在她身上形成冲突。周蓉除了是母亲还是一个女人、一位妻子，“母亲”所要求的爱与女人的欲望、自我的追求同样在她身上产生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于是引起观众在评价上的巨大分歧。因此，素华的圆满只能是虚构的“特权”，也只能是往日时光的怀乡曲。21世纪的女性无论如何都无法退回到单一身份的生活，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的规定。
三重角色的分离：“女人”“母亲”与“自己”
那么，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母亲又是什么模样？这是一个难以进行概括性回答的问题。“人”“女人”“母亲”，女性的三种角色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是重叠交叉的，但在一个故事或者一套叙事中，三者大体可以指向三个清晰且有所区别的主题或价值，分别是个人志趣的实现、两性情爱的实现和家庭角色的实现。总体上看，女性三重角色的凸显及其分离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前文已经提到，这一主题在周蓉身上已经初现端倪。更为有趣的是，多重角色问题不仅仅影响着影视剧中青年女性的塑造，同时也投射至中老年女性形象之上。近几年的荧屏上出现了一类新型的中老年女性：她们经济独立，儿女也不需要照顾，在很大程度上她们是已经完成了母职的母亲。或许正因为如此，剧集热衷于展现她们如何做“女人”，表现她们的“女性气质”。
同样在今年早些时候登陆央视的《老闺蜜》，讲述了五位中老年母亲的故事。其中退休中学教师宋丽娜被塑造成了一位“老少女”：外在形象上，她衣着年轻柔和、说话神情语气很“嗲”；个性气质上，她温柔而有活力，对许多事情保持着充沛的好奇心。剧中围绕宋老师展开的第一段情节是高龄考驾照，结果报名时找不到身份证，打电话把正在开会的女儿找来，却发现身份证装在了手机壳里；学习理论知识时学不通，频频打扰工作中的丈夫，结果发现买错了教材。“老少女”之外还有“花蝴蝶”，《我的前半生》中的薛甄珠，《我们的婚姻》中的蔡胜美，其“女性气质”主要通过纷繁的黄昏恋来表现。
然而，这些已经“母职毕业”、坚持“做女人”“做自己”的母亲，似乎并不为观众所喜爱。不喜爱的背后有价值观念的冲突，但更多地在于剧作艺术手法和叙事技巧的粗糙，简单地说便是人物立不住。例如《老闺蜜》中宋丽娜考驾照的桥段，自然是为了凸显她的活力，但作为与教材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退休教师，她不大可能分不清教材。这便属于较为典型的“硬拗人设”，使得人物夸张生硬、悬浮失真，甚至带来反面效果：“老少女”变成了“烦人精”，本想突破对“母亲”的刻板印象，却强化了女性不独立、没条理的刻板印象。
手法技巧粗糙的背后是认知和观念的欠缺：女性三重角色的分离是当下时代的命题，一个大众文化产品的叙事要获得成功，不在于重复这个已知的命题，而在于用妥帖的叙事技巧弥合这种分离，用虚构和想象的“特权”解决这个命题。从这个角度看，《你好，李焕英》所取得的票房成功实在情理之中。借助时空穿越的叙事装置，影片将青年女性李焕英多姿多彩的青春岁月与贾晓玲妈妈的母亲身份自然地糅合在一起，从而弥合了这个时代性的分离。当然，也并非所有的观众都能够认可影片的这一弥合，尤其是那些能够清晰地分辨出装置与手段的观众，然而影片仍不失为一种真诚的尝试。
已经有不少人指出，近十年来或者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银幕小荧屏上的“母亲”似乎已经从无私伟大的神坛跌落至平庸凡俗的人间。人物形象变化的背后皆是家庭结构、制度和伦理的现实变迁，李素华和郑娟作为人物形象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我们可以在逝去的历史中寻找抚慰；但历史的车轮并不会因我们的留恋而停止，即使磕磕绊绊步履维艰，我们也只能努力去想象未来的母亲，去创造未来的家庭。
（作者姜瑀 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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