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普鲁士作为政治地理概念，那么它就有三个含义：第一,中世纪曾在德意志骑士团统治下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鲁士人领土；第二，1701-1918年在德意志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普鲁士王国，它是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联邦内的一个邦国；第三，1918年德意志帝国覆灭后所设的德国的邦。
上述三者之间，存在着领土的、历史的、精神的、文化的延续性。而真正充当德国历史上正经角色的，是1701年到1918年的普鲁士王国。很难想象到，普鲁士是从一个小小的、荒蛮的、穷困的东部边区马克，一个被人轻蔑地叫做“神圣罗马帝国(即德意志第一帝国)的砂石罐头”发展起来的。通过五个世纪奋斗，普鲁士成为德国的绝对领袖，欧洲的强权以及争霸世界的庞然大物。在每次涉及到疆土的关键时刻，普鲁士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进行战争。也正是这种过度物化的自我膨胀，最终导致自己的被消灭，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显而易见，在历史上，普鲁士问题是一个德国问题，一个欧洲问题，乃至一个世界问题。普鲁士早已经不存在了，人民对它的很多过往记忆，已经相当淡化和模糊。如果人们对“普鲁士”的记忆和了解只剩下，悲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世人对它抱有某种“深仇大恨”、乃至“谈虎色变”非欲置之死地不可。1943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说:“我想强调，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句话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和纳粹暴行归之于普鲁士。苏联红军在向柏林进军时奉命彻底摧毁德国东部土地上普鲁土容克的庄园。当第三帝国整个被摧垮后，1947年2月战胜国在德国建立的最高机关“盟国管制委员会”公布第46号通令，用英语、法语、俄语以及德语向全世界宣告:“普鲁士邦，它的中央政府和属下所有官厅至此全行解散。” 正是一项具体的措施，自此以后，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一个邦国，一个邦，从欧洲政治和世界历史中消失了。
但是在今日世界的现实中，却依然存在着众多的“普鲁士人"和“普鲁士物”。普鲁士的精神、文化和传统，并不能光靠行政手段予以消灭。上世纪7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历史学界首先发难、翻“普鲁士是万恶之源”的案。塞巴斯提安和乌尔利希合撰了《并非神话的普鲁士》，提出普鲁士并非因其“军国主义”而威胁邻国，普鲁士只是由于它的“廉洁的管理机构和独立的司法、宽容的宗教和开明的教育”而使其邻国深感不安；普鲁士在当年是欧洲最新式的和现代化的国家它比欧洲的任何国家更富有远见，是纯释理性国家。
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时民主德国的历史学界对普鲁士评价的“微妙”变化。70年代中期出版的《德意志人民历史纲要》一书，还强调普鲁士军国主义鲜明的反人民性质，它代表普鲁士贵族反动阶级的利益。但自1978年起，民主德国历史学家修正了以往那种简单而僵硬的评价，提出要辩证地看待普鲁士遗产，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一分为二。民主德国历史科学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阐明了普鲁士在历史上的进步方面。
新评价大致有五个方面：
一、普鲁士的历史不仅是霍亨索伦家族和容克的历史,人民群众为普鲁士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最终迫使普鲁士统治阶级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顺应历史的进程发展。
二、普鲁士也具有进步的传统,它既是一个军国主义和侵略性的国家,又是18世纪末和1848年革命中发生过大规模群众起义的国家，是德国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最迅速的地区，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
三、在18世纪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普鲁士具有“极富活力的国家制度”它十分善于使旧的封建制度适应于新的资产阶级的发展条件。普鲁士个别统治者采取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措施，有限度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有条件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繁荣。这些统治者建立了一个具有高度集中的、合乎理性的、有秩序地和廉洁的国家机器。
四、普鲁士贵族中的一些进步人物，特别是19世纪的“自由派”,促进了德国1807年以后的改革，为在普鲁士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道路。普鲁士在当时被德国资产阶级爱国者看作是“进步的摇篮”，反拿破仑统治的民族反抗中心。普鲁士在1813年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
五、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尤其在准备和实行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作为进步的阶级力量，起过重要的作用。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资产阶级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蓬勃发展的革命群众压力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革命”,贯彻了1848-1849年统一的革命要求。
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对普鲁士所寻求的肯定，同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家为普鲁士所作的辩护其角度虽然不一样，他们所谈的像是两个普鲁士，但却有其共同点。第一，都只局限于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的利益范围之内，并以这种利益作为评论的出发点；第二，都是从国家政治军事的角度来衡量普鲁士的一切，而一种内在化的决定性因素全然未予注意。他们所谈所论、所列所举，并非没有道理，有的还是道理子足，可以服人，但是如果不把普鲁士”作为“世界的现象”放在“国际大家庭中来考察，就无从平服世界人民的心。难道丘吉尔的话是错了吗？他讲的普鲁士是万恶之源”不是成为历史名言便被广大世人所接受了吗？现在可以申辩的问题是希特勒同普鲁士是否就是一码事?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传统是否就是纳粹罪恶的精神和文化？
普鲁士和纳粹国家总是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但也决不会是百分之百，因为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在德国历史上也曾起过很进步的作用，像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俾斯麦统一德国时期，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都起了总动员的作用。只有把国家政治军事同精神文化传统共同进行考察，也许才有可能从实质上和总体上把握住普鲁士。
1990年德国再度统一，“普鲁士”这个话题，在德国人之间，甚至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又成为了争论焦点。因此，对德国和世界人民来说，真实地认识和深入地了解普鲁士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都是大有裨益的。
那么真实意义下的普鲁士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要想比较精确地把握普鲁士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对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世人对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从兴起到衰亡的过程贬褒不一，这是完全正常的。封建的、专制的、官僚军国主义的、衰朽的普鲁士，当然会遭到大多数世界人民的反对和仇恨；而开明的、严谨理性主义的立宪主义的、生气勃勃的普鲁士，则会得到大多数世界人民的赞同和首肯。
对于我们而言，普鲁士是和中国发生正式官方关系的第一个德意志邦。1861年普鲁士遣使节团来华和清政府签订条约，那时中国人对普鲁士还一无所知。中国知识分子最早亲历普鲁士的是斌椿，他作为清政府派遣人员前往各国实地考察。他在《乘槎笔记》中详细记述了对普鲁士及其首府柏林的印象。
他曾写道:
1866年7月，至布(即普鲁士)国都名伯尔灵（柏林），楼宇高峻，街市整齐，周三十六里,人民二十余万。前日与奥士利亚(即奥地利)交战，大胜。布国东南二千里，南北一千一百里。其地古为北狄所据。南宋时属日耳曼，康熙三十九年，乃自立国。嘉庆十一年，法人割其境土之半，遂削弱。后六年,布(即普鲁士)人不悦法政，思故主，合攻法师，遂复故土。地分东西两土共八部。产钢铁丝布铁器最精.工细若金银造。瓷器优良，精致不亚华产。西部主钢铁，造炮甲于泰西（西方国家）。
这是19世纪60年代中国人眼中的普鲁士。虽然时值普奥战争，但斌椿却未感到普鲁士是在穷兵黩武，欺压邻邦，相反对普鲁士的发愤图强，庄敬自立的精神赞誉有加，对普鲁土的工业文明和文化创造深表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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