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川路800号，是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所在地。3月9日凌晨，学校关闭了大大小小11个校门，这座百年学府迅速转为战疫状态。全面封闭管控的东川路800号，5000亩土地上聚集了3万余名学生、500余名教职工以及1000余名后勤和物业人员。这相当于十多个中型社区的体量，但人员居住密度却远高于普通社区。宿舍楼封控以后，学生无法去学校餐厅就餐。几百栋楼宇、每日三顿近十万份的送餐压力，从学生志愿者转移到教职工头上。餐厅到宿舍楼的这段送餐路，究竟如何妥善安置？这成为摆在3万交大人面前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重担之下，教授们纷纷化身“骑手”。他们用自己的学识、责任感乃至真性情，筑成一道往返于万千期待与多方守候之间的“送餐快线”。
交大的老师在为学生送餐。 杨明供图
被打破的宁静与重建的秩序在交大，“数百名校内教授、学者给封控宿舍楼里的学生送饭”，这件事的热度已持续10天，但至今即使通过学校官方渠道，也很难得出“谁是发起人”的答案。“这就是老师为了学生的吃饭问题，共同发起的一次自觉行动。”一位交大的老师这样描述。3月9日上午6时本应是校卫队日夜交班时间，队长杨立志却接到一个特殊的通知。他立刻召集起有70余名成员的安保队伍：“带好吃的喝的和被子，全员到岗。根据防控需要，今日起封闭所有校门。”校内网上，动态信息实时发布的“水源社区”也更新了这则消息：闵行校区实行封闭管理，各大门人员和物品全部只进不出。刚刚起床的研二学生李力（化名）看到安排后并不震惊。早在前几日，学校周边陆续出现多例无症状感染者，封校的消息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已悬挂多时。有些学生开始在便利店采购囤货，很多课程群里老师和助教都在提醒大家上课戴好口罩。确认消息后，李力奔去超市购物。他发现当时学校食堂部分餐食已限价、限量供应，校内超市食品货架空了不少，不过补货速度似乎早有准备，快得惊人。同一时间收到封校通知的，还有早晨7点多入校准备上早课的老师们。封门来得突然，准备入校的师生、下班的校内员工、学校访客全都堵在了校门口。逐渐大家的手机上收到了来自学校、院系发来的封校通知，人们决定折返回去。
交大学生在连夜进行核酸检测。 受访者供图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以下简称“电院”）党委书记苏跃增是在上午10点多逆行进校的。回到岗位后，苏跃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查统计在校师生。电院作为交大的大院系，当天有9000多名学生和91位老师被封在了学校里。
第一天晚上，苏跃增几乎通宵未眠。“密接有多少？接下来的教学如何平稳过渡？”与封校同时到来的，是一夜切换的教学模式。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基于之前的线上教学经验，很快把线上会议的链接发送给学生。而整个学院上百门课的学生助教也被选定，第一天就开起了培训会。转折很快发生了。3月10日凌晨，“水源社区”上的“防控动态”显示：理科群楼某号楼某楼封控隔离。3月12日，贴吧内部出现了升级后的“防控动态”：全部宿舍楼进入封闭管理，只进不出。校园气氛霎时紧张起来。宿舍楼封控以后，最初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起初学校会给每个宿舍楼分发餐券，由每个宿舍选派一名代表领取餐食。但餐券层层派发和排队领取餐食的一路，难免会增加病毒人际传播的风险。这个方案仅维持一天就告终了。之后，餐食由学校后勤人员等统一配送到宿舍楼外。但后勤人员数量也因疫情防控原因一度锐减，送餐任务困难加剧。
电院学生的一餐饭。 杨明供图
于是，校内志愿者进行了一次大“换血”。志愿者的备选对象被定为教职工，打过3针疫苗、核酸检测阴性且平时身体健康，被明确写入要求。
当天晚上，校内300多名志愿者以学院为基础组成多路送餐队伍，其中150多名志愿者是交大老师。上完网课后，他们匆匆放下耳机，驱动各自的座驾，投入“送餐挑战”中。送餐的细碎复杂程度远超出老师们的想象。送餐第一天，不少老师到达餐厅后，却发现盒饭还没有打包好。在等待的同时，老师们不得不纷纷上前帮助食堂师傅一起打包。配送时老师们又发现，有些运输车辆负责的宿舍只有100多人，而有的宿舍有600多人。有些宿舍楼下没法停车，老师们不得不手提20盒一大包的袋子，步行送至宿舍跟前，几趟下来已是满头大汗。把餐全部送完，已是晚上八九点。大部分老师回到办公室，只能靠面包和泡面填填肚子。此后，大家还要在线上开碰头会。平时研究交通路线规划、项目管理协同以及算法开发的教授们，此时为了送餐这件“小事”，纷纷出谋划策，重新规划每条路线，确定相应的人数。
交大的第一代送饭运输车—老师们的私家车。受访者供图
教授骑手的送餐解题路高学历人才送外卖，在交大似乎有一段可呼应的“历史”——“饿了么”外卖平台建立最初的定位就是帮商家给校内学生送外卖，主要创始人张旭豪、汪渊等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主创曾笑称，那可能是当时全世界学历最高的外卖员，要么是生物学博士，要么是能源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时隔13年的今天，教师们接过接力棒，校内餐饮配送的传统在疫情期间有了新的诠释，它成了摆在3万交大人面前一道需要解决的“题”。对精准数字的执着和细致、对送餐规律的不断追踪和归纳因时而变，这和学者们做学问的气质有些相通，却更接地气。电院教授王景川测算过自己车子后备厢的理想装盒量：1012份。“考虑车厢四周的不规则约束、前倾至驾驶舱的风险等不确定因素干扰，应该是理论最大值的80%，810份。”但是在3月14日的实际验证中，王景川发现每次送餐最大值只能达到680份。这位严谨的学者反思道，“布局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王景川(右)在为学生送餐。受访者供图
究竟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送饭效率最高？这成了后来解出交大校园内送餐问题的核心问题。
运输工具在10天内经历了多次迭代：第一代是私家车，第二代是三轮车，从电院老师开始，推广到多个学院，效果很好。现在三轮车应该成了全校运输的主力车型，但没有箱子的物品三轮车堆不高，运输力还是有限。后来校园内又出现了一次令人惊诧的“运力迭代”。3月15日，一张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朋友圈的截图冲上微博热搜，发布者提到“电院看不过机动开大巴，他们搞无人驾驶”。上海交通大学智能车实验室的负责人杨明正是这张图的主人公，他也是上海交通大学智能车实验室的负责人。在派送饭这件事上，电院教授杨明调侃自己每天都是一个“移动的数据表格”。他把每顿每栋需要送餐的宿舍楼份数，都用笔手工写在出发前穿的防护服上。3月17日是一个雨天，防护服防水，但是写字更加困难了，他用力在衣服上写下斑驳的5个数字，那天他要送餐的总数是994份。“千万不能把数字弄错了，数字弄错了就意味着会有同学饿肚子。”杨明说。
杨明实验室里在这次送餐行动中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小拖车。杨明供图
他把送餐这回事当成了解题过程：要建立一道数学题，首先要充分把握已知条件。杨明所在的送餐小组有5个人，承担4栋楼、1000余人的盒饭配送任务。这4栋楼分布在校区的两侧，横跨东西两区，距离远、任务重。
一开始，杨明用自己的车运输送餐，却发现效率极低，循环往复下饭菜变得冰冷；后来校友资助的三轮车上阵，一次可以装下8箱400份。但问题在于，并非所有老师都会骑三轮车，当场学习似乎也不稳妥。冥思苦想之下，杨明突然意识到，“我的实验室就叫智能车实验室”，“团队里还有不少实验车辆能派上用场”。“无人小巴”被迅速投入使用，每趟能承载的数量达到1500余份。但这显然没有达到小巴的极限容量。这辆车最初设计为载人用，因而座位和空间都很固定，而且运行路线需要灵活。这让编程变得困难。无奈下，他拿出小车的遥控器，尝试用“遥控车”的方式运输到指定地点。这次他成功了。一个拖车可以运输780份盒饭，在实际工厂使用的时候，一般是连接两三个拖挂，所以其实理论上一车可以拉2500份左右。当时杨明团队正好有一位工程师在学校，他带着伤腿，很快帮着把这辆车拼装起来。
杨明的防护服上写着每天要配送的午饭份数。杨明供图
另一方面，送餐这道题的人工机制也在不断优化升级。此前学校每个宿舍楼里已配有楼长和寝室长，为了加快分餐效率，学校提出了增加层长的应对方案。分饭时，宿舍在一楼的辅导员隔着门听拿饭的动静，及时通知下一位层长出动取饭。这样一来，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学生之间碰面。13日开始，整个送餐流程已经变得顺畅。宿舍楼里的学生们适应了特殊时期的运行机制，配合着宿舍楼外的送餐老师，整栋宿舍楼的学生很快就吃上了饭。根据杨明的计算，从餐厅出餐到学生拿到饭菜，经过层层优化后，时间从3小时压缩到了半小时。已坚持送餐10天的杨明，现在回想起不断迭代的解题式送餐，并不觉得有多特殊。他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三轮车、私家车还是科研设备，最终目标都很一致——让学生能尽快吃上饭。不关乎专业，这份心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最近在交大校内用于运输物资的无人驾驶小巴。 杨明供图
手写信与被消解的孤独感这场“战疫”接力并非仅限于教师，其中也有学生自我战胜的身影。在整个学校开足马力保证2万多名学生吃饭的问题时，社交媒体上交大的主页不断被学生们上传的“交大爱心盒饭”刷屏。但是，也有很小一部分学生在校园封闭的压力之下，变得沮丧敏感，在网络上抱怨“吃不饱，饭菜送来了都凉了”，并且询问学校为什么不能加派后勤人手。这时候，有些耿直的师长站出来点醒了学生。交大教师冯雨（化名）就是其中之一。“孩子们太容易通过一般逻辑来判断了，我觉得心里又气愤又心凉，但还是有点安慰。”冯雨明白，这就是学生在非常时期滋生的情绪。她坦言，自己也是第一次亲身经历“物资有限、人手有限”的窘境，“食堂即便增加人手，灶头还是那几个，每分钟供应有极值。”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刘伟也是第一次经历校园封闭。3月9日，交大开始执行“只进不出”的防控政策。彼时的他开着一辆特斯拉，在保安的反复劝阻下坚持进入学校，选择和同学们“并肩作战”。短短十日，他已经体验了核酸检测、配送餐食、快递运输多个工作，其中不乏许多体力活——每一次外出都要穿防护服，来回一趟就湿透一身衣物。一天三次的频率，衣物晾干的速度完全赶不上换洗的频率。但和冯雨一样，刘伟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在宿舍里的同学们。为了安抚疫情期间学生的不安，刘伟重启了自己的公众号，筹划了“半月谈·两日封”的笔友交流活动——隔离期间，同学们可以匿名写信，为期半月，两日一封。每晚10点，这些信会通过刘伟投递到笔友手中。他称之为“非常时期人与人之间最诚恳的陪伴。”这次疫情期间的匿名信征集，刘伟共计收到七八十封要求转交的来信。正在准备考研面试的大四学生张昊参与了刘伟的活动。短短几天工夫，他能感受到自己和笔友的两次通信“心态和认知变了”。第一封信是他在3月12日写的，那天他本想去宿舍楼外跑步，却发现门封了。情绪瞬间低落后，他在信里写下了一些消沉的话：“疫情会让人焦虑，不想学的焦虑、玩游戏久久无法取胜的焦虑、足不出户的焦虑，以及坐井观天的焦虑和无知……”第二天他就收到同在学校隔离的笔友来信，从信中内容推测，对方还是一名大一学生。那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该说些“引导学弟”的话，也意识到在疫情防控中的确存在很多小波折。他捋了捋思绪，给笔友写道：“或许应该允许不一样的声音存在，在近3万人的学校里，大部分人吃得好睡得好，但我忽略了还有一些遭遇困境的同学，比如我有一位出现发热情况的同学，他需要独自在校园里就医、隔离，但我没有站在这些同学的角度想问题，或许是疫情太容易让人浮躁了，让人失去了对很多事物的耐心……”材料与工程学院的大二学生张祯在信里提得最多的是“孤独”——就在封校那天，他筹划了一个月、原定在第二天开办的“校歌传唱”被取消。在学院老师的建议下，他开始收拾心情，在线上组织这个活动。“许多原本抽象的、漫无边际的话题在疫情期间变得很具体，因为我们有了很多事例支撑。”张祯说自己接下来在一封给笔友的回信里，准备谈论一下“正义感”。这是他有感于这几天外界对交大林林总总的评价。“正义远不是自己在嘴上说得那么简单。”张祯说。船院的大一学生陈佳诺在社交网站上传了一个名为“寝室乐队”的视频，用轻快的音乐和快速拼接的镜头构建了举重若轻的隔离生活。视频里4个寝室女生临时组建了乐队，用两把吉他、一个电子琴键盘、一个塑料桶演奏着《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船院大一学生在非常时期组建的塑料桶乐队。 受访者供图
陈佳诺是视频里那位敲击着塑料桶的“鼓手”。那天寝室缺一把椅子，她正好坐在塑料桶上，忽然信手敲击起了桶身伴奏，音色清脆，似乎给这个乐队注入了灵魂。这个乐队由此取名为“塑料桶乐队”。
出乎陈佳诺意料的是，她在发布这段视频后，很快就上了这个网站的热搜，留言区里不少本校和同样遭遇封校管理的外校同学都留下了痕迹，甚至有同学通过视频中的宿舍楼场景准确说出了陈佳诺所住的楼号和年级。“这个时候，彼此在网络上留下的一声问候，可能都是一次默契的共情。”陈佳诺说这段视频就是为了让隔离在学校的人“消除一些孤独感”。互助文档与极客思维同样是为了消除一种“孤独感”，在一份名为“交大学生在线精神互助指南.封校特别版”的在线文档中，数千名交大的学生“留下脚印”，颇有早年校园BBS（网络论坛）回归的感觉。这份精神互助指南中，有隔离期推荐的电影、书籍专区，有毕业论文互助和学习监督小组等学习互助专区，也有关于“大家一周经历了什么”“大家的寝室生活还好吗”等旨在共情和分享的情感专区，甚至是隔离期的窗外晚霞摄影，也成了一个专门的分享板块。与此同时，一份更关注封闭校园后每个人实际需求的“上海交通大学疫情互助文档”，也在3月9日封校那天诞生。这个互助文档的发起人是交大媒体与传播学院研二学生周景怡。最初，周景怡把自己的微信号挂在了文档中，以期有热心同学能够找到她，一同管理这个文档。发布不到3分钟，第一位志愿者找到了，不一会儿，5个人的运维小组就组建起来了。这份文档很快有了“半官方”的性质：校内网络信息中心老师通过联系金山文档技术人员，开启校内身份认证，同时这份文档也起到了消除非常时期谣言的作用——“官方通知”模块让师生共同编辑、纠正信息发布，时时挤压着谣言的滋生空间。而在“物资互助”和“公共服务区”，小到借用纸巾、电池、封控信息咨询，大到防疫物资、药品的互助，学生们都能把需求和问题列在表格中，再由其他有能力的同学满足需求或提供方案。文档板块设置也透露着浓浓的交大“极客”思维。在初始版本中，他们设置了校内精细的管控信息，把学校每一栋楼以“封楼”“未封楼”先区分统计，再对相关的大楼区分为“严格封控”“非严格封控”；另外，文档中还有核酸检测点的排队时长统计，用公式实现自动更新时间，甚至可以精确到秒，让同学们能合理规划自己的路线和计划。使用文档的人越来越多，有需求和能够提供需求的人也很繁复。为了分出轻重缓急，团队在文档内还加入了“单元格条件格式实现自动化标注优先级”的功能，如果个人提出的需求涉及药物、防疫物资和各类紧急的物品，单元格都会自动标示显眼的底色，来提示优先处理这些需求。例如，“起荨麻疹寻求抗过敏药”和“急寻支气管炎药物”“慢性病患者寻求降压药”等几项急求药物的信息被标红。很快，这些需求都被标注上了“已解决”。备注栏中，依旧留有帮助者的联系方式和他们写下的详细解决路径。“一个共享文档的顺利运作，并非来源于创建者，而是每一个使用者和提供帮助的人。”文档运维团队成员之一李佳楠说。植树节那天，煦日和风，气温也升高了不少。大二学生陈佳祥在学校的“在线精神互助指南”上的“疫情结束后最想做的事”这一栏写下“如果疫情结束，我想去学校大草坪躺着。”这片校园里的大草坪，曾经是春日里交大学生们放风筝、野餐的好去处。而张祯也收到了匿名笔友给他的回信，那是一位女生，她感慨：“看到了那么多校内老师极尽专业所长，为学生们在校内解决了物资运输等各种解封时的生活难题，我真的庆幸自己选择了交大工科。”这几天，杨明团队又开发了能够单车装载2500份盒饭的无人“三蹦子”物流车，它的三层结构拖斗能实现单车780份盒饭的运输。但杨明没有把这辆物流车直接投入使用，“并不是越装得多越有效率。不仅要考虑用什么车，还需要全流程各环节的优化，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杨明说。杨明并不希望它开进校园来送餐。“交大的疫情已经进入决战期，能看见曙光了，我更希望学生们很快能自己出来吃饭。”他说。奔走在校园路上，刘伟能说出无数个被温暖情绪治愈的瞬间：借喇叭看到工作人员在食堂桌椅上休息时，送餐时楼上同学们接连喊“谢谢老师”时，自己的特斯拉刮到马路牙子被同学关切时，甚至是转角偶遇宿舍楼里的歌声时……他说这是一场交大师生的双向奔赴，“我加入了你们，我成为了你们。”
杨明在给同学们上网课时引入了无人驾驶在送餐中的运用。 杨明供图（本文作者：杨书源、张凌云、王倩、郑子愚、牛益彤）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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