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金生
辜鸿铭像。他与托尔斯泰曾有过书信往来
“有两个奇异的人前来相见：/一个好像托尔斯泰，/一个好像列宁，/一个涨着无限的悲哀，/一个凝着坚毅的决心。”这是郭沫若1920年在日本所写的一首诗，作者在博多湾的海岸上看到2尊俄罗斯的巨炮，很有感慨，接着就进入了梦乡，在梦中，出现了托尔斯泰与列宁的形象。作者问托尔斯泰，有什么指教。托尔斯泰回答：“年轻的朋友呀，你可好？/我爱你是中国人。/我爱你们中国的墨与老。/他们一个教人兼爱、节用、非争；/一个倡导慈、俭、不敢先的三宝，/一个尊‘天’，一个讲‘道’，/据我想来，天便是道！/我想全世界便是我们的家庭，/全人类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主张朴素、慈爱的生涯；/我主张克己、无抗的信条。/也不要法庭/也不要坐牢/也不要军人/也不要外交。/一切的人能如农民一样最好！”
作者听了这些话，在睡梦中似信非信地答道：“哦，你的意见真是好！”但是这时，列宁却只在一旁喊叫：“同胞，同胞，同胞？/为阶级消灭而战哟！/为民族解放而战哟！/为社会改造而战哟！/至高的理想只在劳农；/最终的胜利总在吾曹；/同胞，同胞，同胞！”
结果，“他这霹雳的几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
这首诗明显地表露出十月革命之后，一方面，托尔斯泰的著作中所宣扬的那些说教已经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熟知，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同样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在接受托尔斯泰“革命精神”的同时，很多革命者并不接受他的非暴力思想，最终还是要像俄国的职业革命家们那样，选择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旧政权，改变中国的社会体制。
托尔斯泰曾经明确表示，反对中国人通过暴力途径来解决问题，他在1906年10月给中国著名学者辜鸿铭的回信中说：“只要中国人继续像他们过去一样，过着和平的、热爱劳动的和从事农耕的生活，在行为上遵循他们的三种宗教：儒教、道教、佛教的教义(三者是一致的，都是要摆脱一切人的权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忍让、爱——人及一切生灵)，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而辜氏则摈弃托翁“不抗恶”和“忍让”的说教，指出反抗才有出路。托翁看了辜著之后直言“现在怀着恐惧和忧虑的心情听到并从您的书中看到”这种精神，担心“如果中国人真是失去了忍耐，并且按照欧洲人的样子武装起来，能够用武力驱除一切欧洲强盗（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坚忍不拔、勤劳，而主要是人口众多，做到这一点是轻而易举的），那么这就可怕了”。
瞿秋白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多篇著作，认为托尔斯泰“开人类文学史的异彩”
茅盾非常欣赏托尔斯泰，但在社会思想的层面上，却明确反对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而主张走中国式的暴力革命道路。他1921年在《共产党》杂志第3期上发表《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其中明确表示出对法国大革命式暴力形式的赞赏，因此，他也号召中国人“立刻举行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便是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工所有，一切权力都归劳工们执掌，直到尽灭一分一毫的掠夺制度，资本主义决不能复活为止。这个制度，现在俄国已经确定了，并且已经有三年的经验，排除了不少的困难，降服了不少的反对者……马克思预言的断定，现在一一应验了。最终的胜利一定在劳工者，而且这胜利即在最近的将来，只要我们现在充分预备着！”同样，鲁迅认为托氏的作品是极有价值的精神食粮，“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围着人类的希望。”不过，他也坚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肯定托翁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也批评他不切实际的空想。
至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尽管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同样是他们政治原则的来源，但他们更赞同克鲁泡特金的主张，即通过暴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早年曾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巴金尽管对托尔斯泰推崇备至：“（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他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然而，“我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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