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剧照
《霸王别姬》是华语电影的杰出作品，张国荣演的程蝶衣真的是出神入化，将一代京剧名伶的一生演绎得淋漓尽致。其珍贵之处不仅在于艺术成就，还在于真实地再现了晚清梨园行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不堪回首、但真实存在的往事。
剧中程蝶衣受师父的打点，为大太监张公公唱了一场，得到张公公的追捧和打赏，同时也被张公公所玷污。那个时候，伶人作为下九流行当，旦角出台为达官贵人陪酒，是非常正常的营生方式，电影对这一段处理得真实自然，并没有作为猎奇之事进行夸张和演绎。
《霸王别姬》剧照
另外还有袁四爷，他倾慕戏曲和程蝶衣这个角儿，说好听一点他是戏痴、是程蝶衣的忠实“铁粉”。但这背后，也是清代士大夫和梨园行的一段不堪往事，电影对此作了艺术化的处理。
《霸王别姬》剧照
凡是存在就是合理，这是梨园行发展过程中真实走过和发生过的，今天我们就来钩沉这段“亚文化”历史。
戏曲乃我国的传统艺术，是音乐、歌唱和舞蹈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因唐玄宗“梨园”的典故，这个行业也叫梨园行。旧社会称唱戏的戏子为“优伶”，是“下九流”行当之一，地位相当低下。优是俳优，伶是乐工。上古黄帝时有伶愉，世掌乐官，所以唱戏的叫“伶官”、“伶人”就是从这里起源的，后来秦朝有个伶人有优旃，楚国有个伶人有优孟，都带个“优”字，表示职业，可见，历史上所谓“优伶”只是职业的一种称谓，如《说文》所说：“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乐言之称之倡，或谓之优，其实一物也。”
优伶也被称作“相公”，据《北梦琐言》记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后来传开来就称伶人为‘相公’。作为“下九流”行当，梨园行谋生不易，为了生活，唱旦角的雏伶应征为客陪酒是一种“服务”，再加上明清士大夫狎弄伶工的风气，北京城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相公堂子”。这“相公”二字，也有写作“像姑”的，民国文人徐仲可说：
“都人称雏伶为像姑，实即相公二字，或以其音同于仕宦之称谓，故易为像姑，望文知义，亦颇近理，而实非本字本音也。”又云：“朝士之雅重像姑者，殆以涉足花丛，大干例禁，故召像姑以遣兴耳。”
当时做官的狎娼妓有禁令，但逛相公堂子的则不禁，所以唱戏的“相公”们，除在戏园里演出外，还应征陪酒，这就是《霸王别姬》里程蝶衣为张公公陪酒的那一幕。还有更进一步者，在寓所里接客游宴，俨然不亚于娼门。
清代”像姑“和”相公堂子“
清代赵翼的《檐曝杂记》中“梨园色艺”一节记载：
“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狎。庚午辛未（乾隆十五六年，公元1750-1751年）间，庆成班有方梭官，颇韶靓，为吾乡庄本淳（培因）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后宝和班有李桂官者，亦被峭可喜，毕秋帆（沅）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余皆识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艺称也。本淳殁后，方为之服期年之丧；而秋帆未第时颇窘，李且时周其乏，以是二人皆有声缙绅间。后来李谒余广州，已半老矣，余尝作李郎曲赠之。近年闻有蜀人魏三儿者，尤擅名，所至无不为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后，余已出京不及见。岁戊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余至扬州，魏三者忽在江鹤亭家，酒间呼之登场，年已将四十，不甚都丽，惟演戏能随事自出新意，不专用旧本，盖其灵慧较胜云。”
这里提到的魏三，名叫魏长生，是清代梨园行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啸亭杂录》记载：
“魏长生，四川金堂人，行三，秦腔之花旦也，甲午（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夏入都，年已过三旬外，时京中盛行弋腔，诸士大夫厌其嚣杂，殊乏声色之娱，长生因变为秦腔，辞虽鄙猥，然其繁音促节，呜呜动人，兼之演诸淫亵之状，皆人所罕见者，故名动京师。”
魏长生还是旦行“包头”和“踩跷”的始创者，包头是戏曲中“贴片子”的化妆法，踩跷大概是一种“高跟鞋”，为了男旦的大脚装成小脚，以及增加扮女装后的婀娜姿态，这些创新都让彼时北京城为之风靡。
在魏长生之前，还有白二、天保儿、八达子等人，如吴太初《燕兰小谱》记载：
“白二，大兴人，原系旗籍，旦中之天然秀也，昔在王府大部，与八达子、天保儿擅一时誉，余乙未入都，春光烂漫，已开到荼蘼矣，然兴未阑珊。声名不减，庚辛间魏陈叠兴，门前始为冷落。”又：“昔苏伶天保儿，姓陈氏，常熟人，在大成部，色艺精妙，大胜今日魏、陈诸郎，即《拐磨》一剧，非长生所能仿佛也。”又：“昔京伶八达子，系旗籍，在萃庆部，貌不甚妍，而声容态度，恬雅安详，大小杂剧，无不可人意者，一时盛称都下，于甲午沃若而陨，今其名尚津津在人齿颊间。”
“魏、陈”云云，魏为上面说的魏长生，陈则是魏长生的徒弟陈银官。吴太初在《赠魏长生诗序》里说：
“魏三（永庆部）名长生字婉卿，伶中子都也，昔在双庆部，以《滚楼》一出，奔走豪儿，士大夫亦为心醉。其他杂剧子胄子，无非诲淫之状，一时歌楼观者如堵。……壬寅秋奉禁入班，后与银官分部，改名永庆，然则较杀矣。”
又在《燕兰小语》卷五里说：
“友人张君亦余魏长生小传，不知何人作也，叙其幼习伶伦，困厄备至，已亥岁随人入都，时双庆部不为众赏，歌楼莫为之齿及，长生告其部人曰：‘使我入班两月，而不为诸君增价者，甘受罚无悔’。既而以《滚楼》一剧，名动京城，观者日至千余，六大班顿为之减色。又以齿长，物色陈银儿为徒，传其媚态，以邀豪客。庚辛之际征歌舞者，无不以双庆部为第一也。……”
陈银官，字汉碧，四川成都人，与魏同隶庆部，也是能风靡一时，使观众疯狂的。据浮槎散人的《秋坪新语》所载，陈银官后来也是被人所忌而遭官府放逐，他因替一个叫李载园秀才，清理债务，被同行优伶所忌，暗暗地设局害他，终于一次以陈银官误触巡城御史的车，而把他逮捕问罪，判流放。银官上下打点求免，才减轻处理，放还原籍，这大概是乾隆五十二三年的事了。
还有一个名叫刘朗玉的，是魏长生最后收的徒弟。嘉庆六年，魏长生再度入京，在吃青春饭的梨园行已成强弩之末，所以又收刘朗玉为徒，杨懋建的《日下看花记》列刘朗玉写第一人，描述道：
“《胭脂》、《烤火》、超乎淫逸，别致风情，《闯山》、《铁弓缘》，艳而不淫……《别妻》一出，手拨湘弦，《清商》一阕，轻风流水，令人躁于平。”又说：“朗玉刘郎，乃长生晚年得意之徒，谓可度金针者，惜师授未克尽传，长生已成逝水矣，然朗玉之剧，居然得其遗风余韵。”
此外另有郝天秀，字晓风，柔媚动人，得魏长生之神，人以“坑死人”呼之，赵翼还作有《坑死人歌》。
乾隆嘉庆年间，三庆班、四喜班兴起，四大徽班进京，是梨园行划时代的里程碑事件，彼时各戏班色艺皆精，争奇斗艳，时有“四喜的曲子，三庆的轴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的谚语。“曲子”是指唱得好，清歌妙舞，独擅胜场；“轴子”是指演得好，编排剧本，连日接演；“把子”则是指功夫好，各出其技，精彩淋漓；“孩子”就有意思了，是指美少年多，大概跟今天的某些“场子”类似吧，《梦华琐簿》称：“如锦秀万花谷，春日迟迟，万紫千红，都非凡艳。”
当时竹枝词有“轴子刚开便套车，车中装得几枝花”的句子，每当演出结束，客人散去，伶人们就梳掠熏衣，或休憩片刻，以待豪客之召。“几枝花”所指当然是雏伶（孩子），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由于一些捧他们的达官贵人所造成的现象，一如袁四爷们。
这些孩子，多半是穷人家的子弟，《霸王别姬》开始的那段，蒋雯丽饰演的娼妓带着幼年小豆子去戏班求班主收留，反映的都是真实。据《金台残泪》记所载：
“《燕兰小谱》所记诸伶，大半西北人，有齿垂三十推为名色者，余皆弱冠上下，童子少矣。今皆苏、扬、安庆产，八九岁，其师赀其父母，券其岁月，挟至京师，教以清歌，饰以艳服，奔尘侑酒，如营市利焉。券岁未满，豪客为析券析庐，则曰‘出师’，昂其数至二三千金不等，盖尽在成童之年矣。此后，弱冠无过问者。自乙已至今，为日几何，人心风俗，转变若此！”
又《燕京什记》说：
“优童之盛名，享之不过数年，大约十三四岁始，十七八岁止，一至二十岁，已为浔阳妇。”又云：“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妖态艳妆，过于秦楼楚馆。”
写清代北京士大夫阶层和优伶间之纠缠的事，莫如《品花宝鉴》这部小说。该书作者陈森，号少逸，江苏常州人，道光咸丰年间寓居北京，出入梨园，根据其所见所闻，写成此书。这一部小说内容主要是写梨园见闻，所以里面描写那班豪客士夫的变态心理的昌炽，也有很多地方写到一般童伶的悲惨生活。
晚清小说《品花宝鉴》
这部书里的人物，除主角梅子玉与杜琴言外，皆有所影射，如《菽园赘谈》即说它是乾隆时梨园琐事抉微发隐的记载，并盛赞其“描绘京师梨园人物，细腻熨贴，得未曾有，固平话小说之别开生面者。其托名田春航，以写灵岩山人，自是名士风流，特用侯石公以影仓山居士，直是无赖佻达，皮里阳秋，知非苟作。”
博闻强记的清代名士觉罗炳成，号“半聋”，博览群书，尤熟清朝各种掌故，是很多事的知情者，他谈《品花宝鉴》中人物说：
“华公子我曾见之，其花园在平则门外，名可园。余见华公子时，公子已贫无以自给，拆卖梁柱山石以糊口。时值夏令，公子留食瓜，少顷，雏婢捧大玻璃盘二，一贮黄色，一贮红色，瓜子皆剔尽，瓜叉以黄金为之，柄则翠玉也，其奢侈犹如此。未几公子死，几不能成丧礼。公子号华岩，父崇某，群呼之日崇华岩，乃户部银库郎中玉某之子。玉某者，旗人呼之曰玉八爷，殁后以亏空案查抄，家产荡然，仅存一园以自给，故收局如是。
“徐子云者名锡，某侍郎也。左手六枝指，故别号锡六指头。其花园在南下洼，即名怡国，今野凫漂太清观一带，皆其遗址也。萧静宜者，即吾皖江慎修先生也，至田春航侯石翁，人皆知写毕秋帆、袁子才矣，史南湘即蒋苕生，屈道翁即张船山，梅学士为铁保，而梅子玉、杜琴言实无其人，隐“寓”“言”二字之意。至如潘三，乃内城钱粮胡同内兴隆靴铺掌柜，姓苏诨号“靴苏”者是也。奚十一为孙尔准之子，孙为两广总督，拆孙字子旁，尔字上截，而凑为奚字。从广东来，故称写广东人。其来也，来带大土无数，至京贩卖，故拆土为十一，又呼之为老土也。姬亮轩为嵇文恭后人，游幕者也，隐嵇为姬。宏济寺即后来之兴胜寺，庚子拳乱，曾设坛于此，故洋兵焚之，今改医局矣。寺中方丈，善医花柳病，光绪初年余入都，过见寺门大书“专治毒门”招牌。
“田春航与苏惠芳之事，实有之，所谓“状元夫人”者，毕（沅）督两湖时，大权独搅，招摇纳贿，见诸参折者，其真名则不能忆矣。魏聘才者，姓朱号宣初，由一榜补内阁中书，截取同知，捐升知府，在京侯选，诗画皆佳，至今其画价值甚昂。玉天仙者，实有其人，名亦未改。朱纳之为妾，后正室死，即以写织室，生子某为名进士，时文最工，为江浙八名家之一，终于工部郎中，作者不知何故讥斥之不遗除力，殆有私憾焉。
“苏侯即琦侯（琦善）而硬扭为田春帆外舅，则不可解。孙亮功即穆扬阿（慈安太后之父），曾任广西柳州知府，嗣徽嗣元即其二子穆四山穆五山也。高品者即陈森，常州名士，即作《品花宝鉴》者。金粟者旂人，桂竹孙也，道光末年，以同知署常州知府，出资刻《品花宝鉴》者，后因案革职，贫不能自存。
群旦中唯袁宝珠原姓原名，即云南甘太史为之自尽者。咸丰季年，其人尚存，然门前冷落车马稀，无人过问矣。其余如王文辉、王恂、颜仲清、李性全、王胡等，皆实有其人，不过姓名皆更易矣，不可枚举也。道光季年，《品花宝鉴》未出版时，陈森挟抄本持京师大老介绍书，遍游江浙诸大更间，每至一处作十日留，阅毕更之他处，每至一处，至少赠以二十金，因是获资无算。半聋少时，随其父浙江粮道任，陈至，留阅十日，赠以二十四金，彼犹以为菲薄也。”
尽管有人说梅子玉与杜琴言无其人，但如说梅、杜是综合许多所谓名士与优伶总体情况分别塑造出两个人来，也不离谱。就事论事，且以杜琴言为代表来看看当时童伶的出身和生活吧。
书里说到杜琴言，原名写琴官，是后来那班风雅人替他改名琴言的。江苏人，父为杜琴师，以拉胡琴出名，琴言天生聪明，六岁已肯用功读书；不幸十岁丧父，十一岁丧母，收养他的叔父也在他十三岁时死了，因此被叔母卖给梨园。此时他的学问已有相当进步，后来由教师叶茂林带他入京。
如前所述，当时北京的戏班是常派人到苏州买许多孩子带回去的。《品花宝鉴》第二回说“京里有个什么四大名班，请了一个教师到苏州，买了十个孩子，都不过十四五岁，还有十二三歳的，用两个太平船，由水路进京。”证之《侧帽余谭》里所说“若辈向系苏扬小民，从粮艘载至者，嗣后近畿一带，尝苦饥早，贫乏之家，有自愿鬻其子弟入乐籍者。”以及《北京梨园掌故长篇》所云“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船至天津，老优买之……”，可知其来源是多数是苏扬，教师叶茂林，大概就是所谓老优。小说里说他以前是在秦淮河教曲子的，这一次他却是带着五个孩子进京，其中包括有十四岁的小旦琪官，闺门旦琴官两个在内。他们在过着水上生活的四个月里，每日都是学戏。可见他们买了这些孩子，虽在船行之中，还是不肯虚过的。
琴官到了北京后，又被卖给另一个教师，这教师叫做曹长庆。第五回里曾提到“他叫琴官，是曹长庆所买的徒弟，住在樱桃巷秋水堂。”书中述说琴官是住在秋水堂接客，又上戏园演戏的。如第十八回：“奈其师傅曹长庆，靠他做摇钱树，因久病不能见客，便也少了好些兴头”。
第二十三回写姬亮轩问另一个徒弟凤林，有多少收入时，凤林答道：“钱多钱少是师傅的，我们尽靠老爷们赏几件衣裳穿着，及到出了师，才算是自己的。”由于做师父的把徒弟当成一株摇钱树，所以往往期限已满，仍不肯放他出师。这在《辛王灾甲录》也说过：
“韵香……期满，将脱籍去，其师黠人也，密遣人自吴召其父来，闭之别室，父子不相见，以八百金，再留三年。既成卷，韵香始知之，喟然曰：钱树子固在，顾不能少忍须东耶？乃广张华筵，集诸贵游子弟，筹出笼计，得三千金，尽举畀其师，乃得脱籍去。”
不过也有不肯蓄徒弟以免害人的好师父，当然这种师父是不多见的，如《辛王灾甲录》说：
“杨法齢……早脱乐籍，买屋石头胡同，杜门却扫，不蓄子弟，曰：吾备尝种种苦趣，饱受无量恐怖烦恼，幸得解脱，登清凉界，彼呱呱小儿何辜，奈何复忍令其居炉火上耶？”
徒弟大概是由十二岁到十五岁起计算，卖身给师傅的期限，普通是五年。《品花宝鉴》第十九回里“蕙芳说：但是我今年才十八岁，又出了师”。第二十六回徐子云想买琴言时，他的师傅长庆就说过“……况且十五岁到出师还有五年，怕不替我押个几万两银子？你想，叫我如何舍得。”
男孩到十四五岁，正是发育时期，难保不会变的，所以第二十六回里说：“横竖将来总要出师的，早出师自然就多些，迟出师也就少了。况十四五岁的孩子，也拿不稳不变，一二年发身的时候，要变坏也就变了，又将如何呢！你不是白去了几千银子？”
原先在徐子云的怡园教八齢班的女戏子学戏的林栅枝，最初也是曹长庆的徒弟，因为他嗜食油饼，不合师父心意，结果才把他去和登春班的绣芳交换的。绣芳脱籍时，付给师父的赎身价是八千吊，春兰是五千吊，而小福不过三千吊，但只有七个经验的琴官，却高达三千两，可说是破格，自然有关于姿容与艺能之高下了。这些徒弟年少貌美是第一条件，能有这样，便有人出高价钱来买的，因为年大了便有“四变”之虞。
《品花宝鉴》第十八回对所谓“四变”有详细解说：
“少年时丰姿美秀，人所钟爱，凿开混沌，两阳相交，人说是兔。到二十岁后，人也长大了，相貌也灵笨了，尚要搔首弄姿，华冠丽服，遇唱戏时，不顾廉耻，极意騒浪，扭扭捏捏，尚欲勾人魂魄，摄人精体，则名为狐。到三十后，嗓子哑了，胡须出了，便唱不成戏，无可奈何，自己反装出那市井模样来，买些孩子，数了一年半载，便叫他出去赚钱，生得好的赚钱多，就当他老子一般看待，其行似鸨。到时运退了，只好在班子里，打旗儿、去什脚，那时只得比做狗子了。……”
琴言是樱桃巷秋水堂的徒弟，在师父死后，只剩下天福和天寿，加上病着的他也不过三个人，但这个堂子里仍然有客来，也常常去登台演唱的。《北京梨园掌故长篇》的“京师优童”条说：“老优蓄僮，亲之如子，家有数人，则命名成派，视如兄弟，中有享盛名者，其余亦易动人，咸谓某优之徒，某僮之兄弟，使增声价。……”
堂子的名称，叫做堂名，据《梦华琐簿》说堂名有的是承袭前人旧号的，而已有实力的“角儿”，会另改一个新堂名。
“堂中人”是“公中人”对称，如《品花宝鉴》第三回中说，琪官住在杨柳巷联锦班总寓内。这“总会”据《梦华琐簿》说“乐部各有总寓，俗称大下处。而住在总寓里的伶人，便是公中人。有实力的人要另树一帜，设立新堂，在周志辅《梨园繁年小录》里，举过几个实例，如：生于道光六年的昆旦鲍秋文，只是“出天保堂，唱昆旦，隶和春部。”但生于道光七年的青衣胡喜禄，已是“学青衣，出教义堂，出师后自立西安义于韩家潭。”又，生于道光十五年的罗巧福，也是“兼花旦，出杨三喜之福盛堂，隶四喜部，出师后自立醇和堂。”
伶人的出身，分有科班、私家、票友三类。私家便是堂中人，私家出身的伶人，在出师以前演戏收入是要同师傅对分的。立有“关书”，写道：
“立关书某某，今将XX，年XX岁，志愿于XXX名下为徒，习学梨园生计，言明X年为满，凡于限期内所得银钱，俱XXX师父享受，无故禁止回家，亦不准中途退学，否则有中保人承管。倘遇天灾病疾，各由天命。如遇私逃等情，须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恐口无凭，立关书写证。立关书人XXX，中保人画押，中保人XXX画押。”
堂中人去加入戏班是需要缴纳加入费的，在《品花宝鉴》第四回说：“戏班以联锦联珠写最”。据《梦华琐簿》则说：当时“京里有四大名班，即春台、三庆、四喜，和春四大徽班”，可见联锦联珠不过是虚构的两个班名。小说还举出二联班、全福班、登春班、凤台班这些班名来。四大名班中，春台以“孩子”出名，孩子出名，孩子便是童伶。其实，孩子各班也不是没有，而是都有。《侧帽余谈》说：三庆班班主程长庚，便是“明僮之隶其下者，必使导之曰爷，且不许站台。”小说第三回也说“联珠里的相公，足有五六十个，都是生得很好的。”《宣南零梦录》也提到“三庆、四喜、春台各班雏伶。……”《北京梨园掌故长编》亦谓“京师优童，甲于天下，一部中，多者近百，少者亦数十。”
小说第十二回曾提到“闹小旦”与狎优，颇猥亵，这里就不具录了，可看《霸王别姬》张公公与程蝶衣那一段。据《金台残泪记》：“嘉庆间会禁挟优入馆，未几复故。”这在李蕙客《越缦堂笔记》与《孽海花》所写中，尤可见到。到了民国时期，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北京外城总厅曾明令禁止私寓，略谓：
“韩家潭外郑营等处诸堂寓，往往有以戏为名引诱良家幼子，饰其色相，授以声歌，其初由墨客骚人偶作文会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为纳污藏垢之场，效私娼之行为，则人格卑乃达极矣。现当共和新立之际，…如再有阳奉阴违，典卖幼年子弟私开堂寓者，国律具在，决不宽贷。.…”
但据民国十一年出版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仍有“改革后，‘像姑’营业，遂干禁例，然阳奉阴违，秘密操此业者，仍所在多有，今之一般捧童伶者，皆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将有所不利于孺子也。”这样的记载，可见这种不良风气还是绵延不绝。大概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慢慢地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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