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囹圄志不移——陈曾固的故事之三，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藏而不露的人物事例?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藏而不露的人物事例
身陷囹圄志不移——陈曾固的故事之三
1933年7月7日上午，北平西城区亮果厂胡同，一间隐蔽的旧房子。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会议，在这里秘密举行。
开会之前，市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陈曾固，骑着自行车，提前来到会场。这是有关发展和巩固组织的会议，陈曾固非常重视，他先到会场内外查看，并作了周密部署。他进屋后，掏出一盒香烟，放在桌子上，香烟盒写有“展组”“健生”等字眼，这些奇怪字眼让人费解，只有陈曾固一个人清楚。这是他的“讲话要点”，“展组”即“发展组织”，“健生”，就是健全组织生活。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地下党人，就是这样创造各种秘语，与狡猾的敌人巧妙周旋。“秘语”即使敌人看到了，也像看天书一样，肯定看不懂。
陈曾固布置停当，各区区委组织部长准时到了，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准点到会，紧张紧凑，这是地下党开会特点。陈曾固简要地告诉大家，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今天开会主要讨论两个议题，一个是怎样发展巩固组织，一个是怎样健全组织生活……
陈曾固刚讲个开场白，只听到一阵急促脚步声，10多个穿着便衣持枪的人，气势汹汹闯了进来，用枪抵住陈曾固等人，大叫“不许动，我们是宪兵三团”。陈曾固很是冷静，他大声质问敌人:“我们几个在这里开读书会，你们凭什么闯进来破坏？”特务们不由分说，对在场者一个个搜身，没有搜到什么，一个特务看到桌子上的那个香烟盒，拿起来看了又看，看不出什么名堂，见里面还有多支香烟，就顺手揣进了荷包。特务们将陈曾固几个连推带搡，推上宪兵三团囚车。
1933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北平地下党及外围组织，扑灭北平熊熊燃烧的抗日救亡烈火，将镇压革命最疯狂最得力的宪兵三团，从南京调至北平。团长蒋孝先带领这支疯狂队伍，一到北平，气势汹汹、杀气腾腾，闹得整座古城黑云压城、风声鹤唳。
宪兵三团抽调一些所谓的"精兵强将"，经过专门训练，建立宪兵特务组织。这些宪兵特务多以便衣活动为主，化装成工人和进步学生，打入地下党及外围组织，秘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下的北平，一提到凶恶的宪兵三团特务，令人十分痛恨。
宪兵特务抓捕的地下党员中，有人经不住严刑拷打，当了可耻叛徒，供出了许多秘密，使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中共北平市委秘密召开的这次会议，尽管陈曾固提前做好许多防范准备，但因知情的叛徒出卖，宪兵特务赶到开会地方，抓捕了陈曾固等人。
需要提及的是，抓捕陈曾固的宪兵三团特务，其组织者韩文焕，是安顺人；陈曾固被押送南京，判他无期徒刑的宪兵司令谷正伦，也是安顺人。陈曾固与谷正伦、韩文焕三个安顺人，由于不同的信仰和党派，所持的立场泾渭分明，走的道路大相径庭，红黑分明。
陈曾固他们在押送途中，在汽车上大声对特务说，“我们今天开读书会，没犯什么法，为什么抓捕我们？”此话是在暗示其他同志：敌人审讯时，要统一口径，咬定说我们是开读书会的。到了宪兵三团看守所，陈曾固又悄悄嘱咐他们，不管敌人用什么软硬兼施手段，也要坚持三个原则：不能对敌人悔过自首；不能使党组织遭受破坏；不能牵扯同案人。
其时，狡猾的敌人已从叛徒那里获悉，陈曾固是中共北平市委主要领导人，掌握着北平共产党大量组织人事秘密，认为只要让他屈服，就可以摧毁整个北平地下党。因此，特务们对陈曾固特别“优待”，假惺惺同他“谈话”。特务们的“谈话”，时而亲热，时而冷酷，威逼利诱手段极其卑劣，可陈曾固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根本不吃特务这一套。敌人看到这样的“谈话”不灵，就凶相毕露，对陈曾固进行严刑拷打。
宪兵三团审讯室里，挂着一些血迹斑斑的刑具，几个凶神恶煞般打手，气势汹汹立在那里，气氛十分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陈曾固戴着镣铐走了进去，环顾四周后，只是轻蔑一笑，根本不在乎眼前的一切。
审讯官对陈曾固说，你再不说出你们组织秘密，就要让你尝尝我们这里三种大刑的滋味。陈曾固说，别说三种，有三十种都尽管拿出来！狰狞的打手将戴着脚镣手铐的陈曾固身上衣服撕光，用很粗的麻绳，恶狠狠地抽打。打手们轮流上阵，绳子狂舞，累得他们一身臭汗。陈曾固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回复敌人的，总是那句话:我们是开读书会！
未见奏效，敌人动用第二种酷刑，将陈曾固按跪倒在地，大棍子压在他小腿上，几个人使劲踩下去，压得他筋骨撕裂、鲜血直流。陈曾固虽然痛得满身汗水，却昂首挺胸，始终不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
无可奈何之后，敌人使出最凶残的一招:将折磨得血肉模糊的陈曾固，压跪在一堆碎瓷片上，又在腿上放根大木棍，四个打手同时踩上去，尖锐的碎瓷片，戳破陈曾固的小腿和膝盖，皮开肉绽，骨头吱吱响，地上流淌大滩汗水和鲜血。敌人惨无人道的毒刑拷打，可以摧残一个人的身体，却动摇不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陈曾固在敌人最拿手的几种酷刑面前，无所畏惧、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审讯室特务头目，是一个姓丁的团副，陈曾固的铮铮铁骨，让他很无奈，丧气地说，我姓丁的审过不少政治犯，但这个贵州人的骨头真是太硬了！
在魔鬼般的宪兵三团，特务们使尽各种办法，连下三滥的手段都用上了，但磨灭不了陈曾固的革命锐气。敌人经过一阵疯狂之后，又像泄气的皮球，感到很绝望，只好将陈曾固押往南京。
陈曾固被押送南京，先在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拘留所，审了好几次，但敌人一无所获，只好“莫须有”宣判。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签发判决书，判处陈曾固无期徒刑，移送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囚禁。无期徒刑，这是当时政治犯最重的刑罚。
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是国民党时期南京四大监狱之一，也是当时国民党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营，人称“天牢”。监狱共分东、西、中、南4个大监，南监被称为“狱中之狱”，监房至监狱大门，有铁门13道之多。这里犯人刑期都是10年以上，陶铸、刘宁一、王鹤寿等有影响的共产党人在这里囚禁，著名的革命烈士恽代英，也在这里被反动派枪杀。
陈曾固作为无期徒刑“重要政治犯”，被押到中央军人监狱南监狱。与其他犯人不同，他还多了副脚镣。
陈曾固在北平，多次被宪兵三团严刑拷打，折磨得几乎致残，留下终身疾病，头发也白了大半。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时，伤痛时时发作，身体极度虚弱，但他不为伤痛所压倒，自己咬牙忍耐，从不呻吟叫喊。陈曾固刚入“南监”，就赶紧了解狱中情况，联系其他共产党员。他在狱中认识陶铸等共产党员，同他们一道，组成狱中支部。在狱中支部带领下，狱内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将监狱当战场，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陶铸、陈曾固鼓励大家，要牢记列宁“监狱即学校”的名言，身在监狱，也要读书学习，为革命事业“充电”。他们商量决定，发动大家捎信给探监的亲友，让他们想方设法，多带些进步书籍到监狱。
那个时候，国民党上下腐败，中央军人监狱也不例外，只要送了点钱，监守人员见钱眼开，对送进监狱东西睁只眼闭只眼，许多“禁书”在这些监守眼皮下，一摞摞送进了监狱。这些“禁书”有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有马列著作，有陈独秀、李大钊的文章，还有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陈曾固学历较高，又认真研读过马列主义著作，所以在狱中当起了“导师”，指导狱友们学习革命理论和知识，许多人的政治理论水平大为提高。几十年后，辽宁省原政协副主席李文甫感慨地说，在中央军人监狱几年，是他学习马列主义，确立人生观的重要时期，读的政治书籍比以前加起来还多。
陈曾固在监狱内很有影响力，敌人怕他“传染”更多的人，多次给他转监。陈曾固囚禁4年，坐遍了南监所有的监房，吃尽了狱中所有苦头。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越艰苦越恶劣的环境，越磨练了他的意志和品质，使他更成熟老练。4年中，他和陶铸等共产党人，领导狱中战友，多次与反动派斗智斗勇。1935年，狱中支部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绝食斗争，整个监狱都响应。他们向当局提出了许多正义要求，并发誓不达目的不罢休。开始，反动派对这次绝食不放在心上，对大家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在陶铸、陈曾固等号召下，几百号狱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绝食三天，在监狱内外产生很大影响。这一下吓坏了监狱当局，不得不答应革命者提出的要求，绝食斗争宣告胜利。
陈曾固和陶铸等人组成的狱中支部，不仅领导同志们同监狱当局作斗争，同时还经过思想教育，争取到了一些进步看守人员，让他们经常将一些革命和进步报刊，悄悄带进监狱。这样一来，陶铸、陈曾固等政治犯，足不出门，可以了解国内外时事政治，了解党中央及红军活动情况，了解全国抗日救亡动态。这些“精神食粮”，鼓舞着狱中同志们的革命斗志，使身陷囹圄的他们，充满革命激情和乐观精神。
陈曾固具有坚定的党性原则，大是大非面前，一点都不含糊。他被判无期徒刑，在南京坐牢的消息传到安顺，家里十分着急。陈曾固家与谷正伦家都住在大箭道，算得上街坊邻居，家人也相互认识。陈曾固父亲写信给儿子，说想托谷正伦父亲，写信给他当南京宪兵司令的儿子，念老乡之情，想点办法保释陈曾固出狱，获取人身自由。父亲还说想亲身赶到南京，边探监边活动。
陈曾固收到父亲的信，仔细看过以后，很是恼火，直埋怨老父亲糊涂。虽然他也理解父亲此时的“怜子心情”，但坚决不同意父亲这种屈身求人的想法。陈曾固立即写信严厉告知父亲:“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轻易释放重刑政治犯的，除非写‘悔过书’‘认罪书’。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决不会失去共产党人的气节，换取什么自由！”他还在信中阻止父亲来南京。接到陈曾固回信后，“知子莫若父”，父亲很了解儿子的性格脾气，也相信儿子走的是正道，也就作罢了。此后，他多次给陈曾固写信，再也不提“托人保释”的事，也没有亲自跑去南京探监了。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叶挺将军这首著名《囚歌》，就是对此时此刻共产党人陈曾固最好的诠释。
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里的共产党人，不是孤立无援的。党中央一直关心关注他们，还以不同的方式，支持狱中斗争，并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们。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合作打开了谈判的大门，在谈判中，党中央多次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释放政治犯”等具体方针，迫于抗战的形势和共产党的强烈要求，以及全国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考虑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不久，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将红军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南京等一些主要城市设立办事处。南京“八办”(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及时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在中共中央及南京“八办”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只好作出这样的决定：刑期较长的政治犯由八路军办事处以朱德、彭德怀或叶剑英的名义，写信给军政部长何应钦，指名要求释放。
1937年9月，南京“八办”负责人李克农，奉党中央之命，同国民党交涉，要求释放共产党政治犯，国民党当局答应分批释放。很快，陈曾固与陶铸等6个著名共产党人，第一批获释。
“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在国民党监狱整整坐了4年牢的陈曾固，终于走出中央军人监狱这个魔窟，呼吸到了自由空气，感受到了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共御外辱的抗日浪潮。当天，陈曾固和陶铸、曹瑛等6个最先出狱的共产党人，心情异常兴奋，跑到南京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陶铸在照片上题字：“百战归来认此身”。如今，这张珍贵照片，还不时出现在报纸书刊上。
陈曾固等出狱，南京“八办”党组织按规定，对他们进行审查。几天之后，审查结束，党组织通知陈曾固，立即奔赴延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