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只露出了眼睛的人。
2003年5月1日和6月1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两组特殊的照片。
那年，非典肆虐全球，照片正是来自上海的“抗非”最前线：医生护士们有的在消毒、有的在看X光片、有的在抢救病人……他们无不“全副武装”，脸被口罩、帽子、护目镜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图片说明里，这些人只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医务人员”。
他们是谁？现在还好吗？是否还在医疗战线奔忙？要知道，正是他们，在那一年忘我奔赴，守护着全城的健康。
带着一连串疑问，记者联系了当时统筹这组照片的本报记者周红钢。
原来，由于隔离需要，解放日报记者当时无法进入病区拍摄，只能采用一种全新的报道形式：让一线医护人员自己用傻瓜机拍照，再将胶卷传出。因此，拍摄者是谁，无从得知。唯一线索就是照片大部分来自上海抗击非典的“主战场”——当时负责收治确诊和疑似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的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当年，这家医院荣获全国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集体称号。
网上一搜，才知道市传染病医院已成历史——2004年，医院除了市区门诊部，从虹口区整体搬至金山区，后更名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求助公卫中心宣传科，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复：照片中的人，有人退休、有人调离，而大多数因为看不清脸，还需打听一番。几天后，好消息传来：照片中至少还有三位医护人员仍在医院工作。
【“没有一位医护人员被感染”】
原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院长巫善明拿到老报纸，很快就找到了自己——一张专家会诊的合影中，他坐在“C位”。
巫善明
2003年他66岁，已经从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院长的位置退下来，但非典来临，又承担起上海市非典防治专家组成员兼临床组组长的重要职责。
时隔16年，巫善明依旧精神矍铄，每周4天在同心路的医院市区门诊部迎接慕名而来的病人们。
记者去采访，他畅谈起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2003年3月，我在澳洲开会期间，突然接到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杨晓渡的秘书打来的电话。”那时疫情尚未波及上海，但市政府高度重视，开始着手准备应对措施。
回国后，巫善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市疾控中心主任张胜年一起，在电视上向公众宣传解释非典是什么、如何科学预防。“那时上海也已经风声鹤唳。民间各种传闻，说这种病人碰不得，碰一下就会传染。大家都不敢坐出租、上街吃饭。”
经历过上海的1988年甲型肝炎和1994年急性肠道传染病两次特大疫情，巫善明对非典并不恐惧，但他也感到这次的传染病不同以往：“因为是通过呼吸道传染、病情进展快、致死率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2003年，非典仅在中国大陆就造成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其中不乏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一线医护人员抢救病人，跟打仗没有区别。”巫善明感慨，“但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我相信，只要按照严格的防护措施就不会有事。”
被列为定点医院后，市传染病医院立刻开始为应对非典筹备物资人力，将住院部一楼、四楼的肝炎病人全部转移，分别改为非典确诊和疑似病房，并要求所有护理人员分批转岗参与“抗非”，保证病房24小时有医护人员值守。
与此同时，医院对全市医护工作者开展培训，专门制定严格的非典防治指南，上海各大医院的发热门诊就是从这时开始建立。
“最终，上海没有一位医护人员被感染，这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巫善明说，“在上海，没有发生医护人员因为害怕而辞职的事情。大家都是好样的。”
【“那时忙得不知白天黑夜”】
非典后一年，有90年历史的上海市传染病医院，整体搬迁至金山区。如今，这座三甲医院已成为全市乃至长三角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桥头堡。
在这座医院里，记者见到了仍在病房中穿梭的肝病科主任医师徐国光。
徐国光
“这是巫院长，旁边这个大概是我吧？我个子比较高。”徐国光仔细端详报纸，终于找到个“疑似”自己的身影。说起非典，他依旧激动。
徐国光也是传染病医院专家组主要成员之一，2003年参与上海市非典临床预案的起草，更承担起全市各个医院的会诊任务。上海最终确诊的8位非典病人，有7位是他从各医院接到传染病医院的。同事们送给他一个外号——“非典判官”。
2003年3月底，上海出现了第一例非典病人。此后每天，请求会诊的电话从全市四面八方打到传染病医院。“因为这是个新毛病，大家都没看到过，不敢妄下判断。一旦一个人确定疑似，就意味着一架飞机、一艘船的人都要隔离观察。”徐国光坦言当时压力不小。
那段时间，徐国光走遍了全市所有出现疑难病例的医院，常常早上还在青浦，下午就到了杨浦，前后会诊100多场，特别是“五一”前后，徐国光忙得几天都没怎么合眼。
同样忙碌的还有肝胆内科护士长王嫣华，当年她还是肝炎病房的一名年轻护士。
王嫣华
“我记得非常清楚，4月20日16时，院领导来病房做动员工作，给所有人2个小时回家整理洗漱用品和衣服。大家听了没有一个犹豫。18时集合，一位疑似病人就被推了上来。”王嫣华记得，那时孩子只有3岁，她向家人交代好一切便立刻赶回医院。
天气开始变热，但为了做好隔离，大家必须穿好一层层防护设备，在病房里汗流浃背。因为担心长时间待在病房会增大传染几率，护士们两小时就要互换一次，忙得不知白天黑夜。王嫣华说，医护人员不仅要做好护理，还得跟病人交流、安抚情绪，穿戴各种设备交流不便，就用白板写下鼓励的话。
10天后，所有护士还必须进入生活区继续观察10天。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房间里唯一一台电脑成了大家了解外界的唯一途径。王嫣华笑言自己永远抢不到电脑，每天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已满足。“那时条件简陋，现在的病房好了太多太多。”她指向不远处的新大楼。
经隔离观察出院前一天，即将与亲人团聚的护士们开心地吃了最后一餐饭。这一幕被记录了下来，也是所有照片中少有的一张露出全脸的。其实，当时护理部通知她们回家后再做准备，等待再次进入病房，结果没有轮上第二次，疫情已经稳定。
【“绝不是一家医院的战斗”】
抗击非典的133天里，市传染病医院先后共收治临床确诊病例7例、疑似病例53例、留院观察病例5例，占据全市非典病患的绝大多数。而巫善明却说：“这绝不是一家医院的战斗，整个上海医疗界都在全力支援我们。”
“这里面有很多人都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指着照片里一个个身影回忆，每次会诊时，传染病医院的病房都可用“群英荟萃”形容。沪上最顶级的内科专家，如中山医院钮善福、瑞金医院邓伟吾、第一人民医院周新、华山医院翁心华……只要一个电话，全部随叫随到。
积极参与“抗非”的，远远不止医疗行业。翻看当年的《解放日报》，不难发现许多温暖的人与事：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张才根等研究员，奋战十天十夜研制出首批10台便携式红外测温仪，捐赠给上海市十大公路口，大大提高车流通行速度；
上海地铁保洁队领班董于龙，每天深夜和11名保洁员对25辆列车逐一进行清洁消毒，背着重达15公斤的喷雾器，6小时人均要走几公里；
每天清晨，总有人早早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等候。退休大妈用马甲袋装来了1万元，钞票里夹杂着5元、10元，还有双目失明的下岗工人一路摸索而来……
他们都是这座城市中的普通一员，没有豪言壮语、丰功伟绩，却有热情、正直、勇敢的心灵，同样用实际行动加入了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记者方才意识到，在照片与报纸之外，还有太多的人同样值得被找到、被铭记。
正是这一个个“你”，塑造了今日上海的城市精神。这其中，也一定有你。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题图来源：邵竞 制图 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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