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天津市宝坻区袁了凡纪念馆（图片来源于网络）
辨志篇[1]
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静坐，才能有正确的发心，如果发心有了偏差，便会步入歧途。比如射箭，先要知道靶心的正确方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如果失去了瞄准终点的发心作为箭矢的方向，结果便可想而知。
天台宗[2]批评了十种人，我现在将其归纳为四种。第一种人为名闻利养而静坐，妄图走终南捷径，这种虚伪扭曲的发心，种下的是极苦之因；第二种人因为自身头脑昏愚，记性差，想要在学问上胜过他人，这种好胜心种下的是修罗之因；第三种人畏惧人世境遇的艰辛劳苦，渴求生活安乐，这种好恶心种下的是人天之因；第四种人既不为名闻利养，也不为聪明胜人或人世欢愉，而专求正道，为尽千万劫生死得大自在，一心求出，以此为目的种下的则是声缘二乘之因。这几类人，虽然彼此之间善恶悬殊，束缚和自由的程度也大相径庭，但同为乖谬邪僻之道。
真正的修行唯有“仁”——了达心所以呈现万象的本性，守持天地万物皆备于我的德性，推己及人，身体力行，奉献自己，为众生谋求福祉。释迦的意译即为“能仁”一词。菩萨的菩字，是觉、度的意思，萨，是指有情众生。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觉悟有情，帮助众生的意思。所以佛家唯以大心慈悲为中道。哪怕是罗汉这样已出离三界得不来果位的圣贤，世尊仍对其严厉斥责，认为他们是焦芽败种，就是因为他们不顾众生，只顾自度。楞严说：但凡还有一个众生不能成就，我就永远不会离开。还说：将全部的身心奉献给世间众生，就是报答了圣人的恩情。其中有深刻的含义。
如果有人问：那这与墨子的兼爱有什么区别呢？
我可以这样来答复：不管是“兼爱”还是它的对立面 “为己”，都是好事。兼爱是仁，为己是义，都是美德。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取杨朱墨子之流？因为这俩人分别代表了两种极端。执着“为己”而不兼爱，有损于仁，执着兼爱而不“为己”，则有害于义，所以二者都遭到了孟子的批判[3]。“古之学者为己”——我们儒者怎么不为己了？“仁者爱人”——我们儒者又何尝不兼爱了？孔子门下以求仁为血脉传承，却从未废止过义，仁和义并行不悖，方是中道。否则的话，既不为己也不兼爱，怎么可能得正道呢？所以执着杨墨与执着儒家的只言片语，都是不对的。
有人又问：既然济世之行就是要度众生，那为什么善知识们却往往远离尘嚣，隐居深山独自修持呢？这如何解释？
我认为可以这样来回答：诚如你所言，这就是中道。话说我们普通人怎么可能度众生？只有德行与智慧兼备的人才能做到。而一切的广大德行，只有禅是最深刻的，一切导向觉悟的智慧之门，只有禅才能开启，所以大士暂时放下众生，静坐求道。就如同有人生了病，必须先停下手头的一切事务，服药治疗，休养病愈后才能继续工作一样。大士也是如此，先令自己病愈康复，再以久病成医的经验善巧服务众生。虽然他们看似暂时离开了俗世，但其悲心痛切，从未停息。他们处安闲寂静地，以禅定为药，等到自己消除了烦恼获得了真实的智慧，生发出六通后，再去泽被其它生灵。
就好像我辈儒者隐居，难道是为了洁身自好而不顾念苍生疾苦吗？当然不是！儒者们正是为了实现万物一体之志才选择了归隐。隐居之际，念念不离万物一体之志；重返俗务之时，万物一体之道也照样无片刻错谬。所以大禹和后稷[4]三过家门而不入，虽是为人称颂的事功，但也并不意味着颜回的陋巷箪瓢清贫之乐就比辉煌伟业差啊，因为万物一体之志不论如何表达或体现，其本身都不增不损。
杜文涓译
[1]指静坐前的发心。
[2]天台宗：隋朝智顗大师（智者大师、天台大师）所创。以《法华经》为主要根据，故也称为法华宗。强调止观双修，发明一心三观、圆融三谛、一念三千之理。以五时八教判释佛法。在传承系谱上，尊龙树为初祖，北齐慧文为二祖，慧思为三祖，智顗是四祖。
[3]《孟子·滕文公下》言及杨朱及墨翟两家学说盛行之况：“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然后批评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4]大禹后稷：禹稷指夏禹后稷，二人受尧舜命整治山川，教民耕种，皆为贤能之臣。关于后稷，诗经、史记等文献中似有不同的记载。但总归他是我国发展了农业的先祖。
图：国家图书馆藏民国版《静坐要诀·辨志篇》部分（佛学书局，1934年）
原文作者：
袁黄（1533年－1606年），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庆远，又字坤仪、仪甫，初号学海，后改了凡，后人常以其号“了凡”称之，浙江嘉兴府嘉善县魏塘镇人。晚年辞官后曾隐居吴江芦墟赵田村，故一作吴江人。明代思想家。
袁黄青少年时聪颖敏悟，卓有异才，曾受教于云谷禅师，对天文、术数、水利、军政、医药等无不研究，补诸生。万历十四年（1586年）中进士，为万历初嘉兴府三名家之一。万历十六年（1588年）授河北宝坻（今属天津）知县，任职五年，业绩辉煌。万历二十年（1592年），调任兵部职方主事，适日本侵略朝鲜，蓟辽经略宋应昌上疏请袁黄到军营赞画，与刘黄裳浮海渡鸭绿江。后突遇日军攻城，袁黄率领部下及3000名朝鲜兵击退之。不久，李如松兵败碧蹄馆，兵部尚书石星主张拨款议和，袁黄上书提出将骄应罢兵。李如松诬袁黄以十大罪状，袁黄遂罢归家居，闭户著书。卒年74岁。
他的《了凡四训》劝人积善改过，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提倡记功过格，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摘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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