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
广州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时间最长的千年大港。这里的海上贸易始于秦汉，盛于唐宋，明清时期远及欧美，在贸易的基础上又拓至人员、物质、制度、技术、宗教等各方面的交流互鉴，因此成为中外接触的据点、东西汇流的通道。
为深化拓展唐宋时期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交流中外沉船考古与出土文物的最新发现与研究成果，广州海事博物馆、广东历史学会联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中国博物馆协会航海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于2021年10月10-13日在广州举办了“唐宋时期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陈春声、孙键、姜波、李庆新、陆伟、刘迎胜、黄纯艳、曹家齐等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领域的近五十位专家学者与会，“跨界交流”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在开幕式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姜波致辞表示，广州是千年古港，从秦汉时期的番禺港，到明清时期的黄埔古港，从唐宋时期的市舶使（司），到近代的通商口岸，广州一直是中国面向海洋世界的前哨和窗口。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孙键在致辞中指出，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逐渐兴起，但对海洋史的研究与重视程度比之国际学术界仍有相当差距。他引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一句话——“没有地中海、没有海洋，‘西方历史’便无从设想”——呼吁提高对海洋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并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支持相关研究。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陆伟在致辞中回顾了广州海事博物馆从诞生到加入中国博物馆协会航海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的过程。他表示，广州海事博物馆作为系统收藏、展示、研究两千年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和对外贸易发展的“海事”专题博物馆，不仅是广州“海丝”记忆的重要公共文化空间，也是中国航海历史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标。
会议现场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应邀在大会作主题发言。陈春声教授近年致力于韩江流域社会变迁的历史研究，其新著《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三联出版社，2021年6月）对海上活动亦有论述。他表示，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海上活动的“人群”。“过去对海洋的研究重视贸易、航海、交通，后来兴起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则强调‘人’。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傅衣凌教授、杨国桢教授一直告诉我们在做社会经济史研究时要特别重视‘人’的事情。”他指出，在研究海洋史、海上丝绸之路时，与海上活动人群有关的一些特定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户籍。明代有里甲制后，户籍登记愈发严密。明清以降，编入里甲成为编户齐民，意味着交赋税、服劳役，也意味着有权利参加科举、财产受到官府认可与保护。而检视海上活动的人群——从不同角度看他们有不同身份，海商、疍民、海盗、渔民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出入风波岛屿之间，素不受有司约束”，是无籍之人。他们不具备经过官方登记的田土所有权，以“籍贯”为特征的地域认同观念也与陆上人有明显不同，这一点从明清之际东南沿海许多著名“海盗”籍贯模糊的情形中可见一斑。由此，海上活动人群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不能仅仅从陆上人的行政地域观念出发去理解，而需要新的理论视角来考虑他们的籍贯与身份认同。
二是生计。传统海上活动人群从海洋获取的产品不足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形态，势必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进行交换、进而形成市场交易，因此他们是天然的“商业族群”。这些“水上人”的生计还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例如，造船、购船和修船均需要资本投入，这使得几乎每一位拥有船只者都潜在地存在着成为“资本家”的可能性。而且，因造船成本高昂，民间很容易自发地形成各种合伙、合股、借贷、抵押等传统的融资机制，这类机制中常常孕育着某些近代商业制度和金融制度的萌芽。与此同时，由于船只所有者和无船者双方的生计需求，雇佣关系又常常成为传统海上活动人群与海上经济组织中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雇佣关系还可能以“义子”“契子”之类“泛家族”的形式出现，因为许多富有的“船主”以及他们的儿子们，一般不会乐意出海冒险，于是招募其他家庭的青壮年出海贸易。从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现代学者研究海洋史时，这些特点尤其值得关注。
三是制度。要考虑国家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在国家制度诞生之前已有在海上活动的人群，而随着国家制度的变迁，这些人群的社会身份及公共形象也随之发生变化。明白了传统时期海上活动人群的这一类特点之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便可以不局限于单一的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
陈春声
广州海事博物馆馆长张珂珂以《潮平岸阔，风正扬帆》为题介绍该馆的筹建、发展与规划。该馆位于唐宋扶胥港所在地，毗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海神庙，筹建历时八年，于2021年6月29日正式开馆。南海神庙内所立由韩愈撰写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820年）被学者认为是汉语中首次出现“海事”一词的文献。该馆目前征集的藏品中以宋代广州西村窑瓷器最有代表性，其中“至和元年”款褐彩铭文盘是目前国内唯一带铭文的西村窑瓷器。此外，方慎言墓志铭、宋代碇石等藏品兼具独特性和稀缺性。她表示，广州海事博物馆的建设仍在推进，未来还将进一步完善格局、提升品质。
张珂珂
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拓片，图片由广州海事博物馆提供
姜波教授介绍了其率队参与的沙特阿拉伯塞林港（Al-Serrian）遗址考古发掘，带来了国际前沿的港口考古与研究资讯。这一工作由原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现为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沙特国家考古中心联合开展，亮点在于采用田野考古、水下考古、遥感考古三位一体，常规手段与数字测绘、3D技术等科技互相结合的新方法。中、沙考古队员通过水下考古调查，确认了遗址附近的古港湾、古航道与古河道遗迹，解答了当初塞林港于此兴起的缘由。塞林港遗址发现了成片分布的大型建筑遗址，在流沙掩盖之下保存完好、格局清晰、遗迹丰富，一处红海之滨的繁华海洋贸易港依稀可见。遗址发掘出土文物十分丰富，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瓷器——宋元时期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以及明清时期青花瓷，是古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物证。
姜波介绍沙特阿拉伯塞林港（Al-Serrian）遗址考古发掘情况
水下考古作业中的姜波（左）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崔勇以其长期潜心研究的“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小白礁一号”沉船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古船商货装载的特点和原因。我国沉船考古显示，铁器和瓷器混装甚为常见，大量铁质货物多装载于瓷器之上，这样的商货装载方式造成船体重心上移。他认为，此举可能是古人有意为之，抬高重心，以减轻船舱内部因波浪而引起的摇摆幅度，减少货损率；不过这样做有可能增加船体的不稳定性，也许是造成沉船的原因。其中实际情况和科学道理，值得更深层次的探讨。
崔勇
浙江大学中西书院教授刘迎胜从古代中国西太平洋-北印度洋地理记录中“洋”与“海”的命名，探讨古人相关海洋认识的形成与海洋知识的传播。他指出，这些名称折射出中国古人所构建的海洋知识，与宋元时代中国人探索世界能力的增强、接触范围的扩大密切相关。
刘迎胜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尝试从更加宏阔的视野给宋代交通与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释。他指出，10-13世纪世界各地间的联系与互动空前加强，时代的变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时代国内外众多因素与宋朝交通格局变化有密切关联，包括内部的多政权对峙、人口迁移、兵制变革、财政税收、商业发展，外部的欧亚形势、海上交通、海外贸易、十字军东征等等，都需要联系起来考量。
曹家齐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纯艳着眼于中国古代帝王中的“航海避难第一人”宋高宗，探讨其为避金人海上漂泊三月余的经历对南宋所造成的影响。他指出，宋高宗的航海之行深刻影响了高宗本人对海洋的认识，并奠定了南宋王朝的立国规模，而且呈现出与以往任何一朝不同的海洋气象。这种气象又呈现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南宋出现背海立国的格局，海防成为国防要务，市舶贸易的意义得到空前强调，海洋神灵地位提高，海洋事业、经济贸易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保守取向加重，推动了宋高宗对金朝的屈膝称臣。
黄纯艳
广东历史学会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从国内有关唐代广州与南海贸易的考古发现来考察唐五代广州贸易与东西方交流的问题，包括1980年代西安出土广州都监兼广州市舶使李敬实墓志铭，岭南监军、市舶使刘楚江所进波斯胡商铭文银锭，1984年在陕西出土的唐杨良瑶神道碑，南越王宫殿遗址出土的南汉文物，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南海海域下发现的唐代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各国沉船等。他进一步指出，从长时段来看，南海贸易有过两个“广州时代”，第一个“广州时代”从汉晋以来稳步发展，进入唐宋时期，是中华帝国鼎盛时期开放富强的大时代的象征，也是东西方以海洋为纽带和平交往、文明交流的象征。第二个“广州时代”处在明清时期，进入中华帝国晚期，传统的东西方海洋交往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在曲折衰微中走向终结。两个“广州时代”反映了古代东西方海上交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宏大时代，展示了中华海洋文明在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要贡献。
李庆新
陆伟副馆长利用大量考古、文物资料与照片，呈现了唐宋时期海洋技术进步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面貌。他认为唐代已普遍应用水密隔舱技术，这是中国航海技术史上一项重要发明，后逐渐被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造船工艺所吸取，至今仍是船舶设计中重要的结构形式。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航海史及海外贸易史上的鼎盛时期。造船技术有较大改进，适应远洋离岸航行的各种大型木帆船成为当时世界范围最先进的航海工具，主要可分为福船、广船、鸟船和沙船。航海导航技术有了较大突破，从“原始航海”进入“定量航海”时期。在外销瓷方面，隋唐时期以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瓷器为主，宋元时期瓷器是出口货物中的最大宗，品种众多，深受喜爱。
1973年在江苏如皋县蒲西乡发现的一艘唐船，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水密隔舱实物。图为如皋出土唐代木船模型。
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全洪从一件发现于广东韶关的唐代铜胡瓶入手，分析其产地，推测其为海外进口的舶来品。他认为铜胡瓶在韶关发现，原因在于韶关处在最古老的南北通道上。海外宝物到达广州后，沿官道北上被运进京师。全洪指出，学界研究广州时往往强调其贸易城市的属性，谈文化交流则往往“由中原北方南下”。韶关发现具有西亚风格的铜胡瓶，表明海上丝绸之路应有更多宝物通过广州北上，提供了南方中西交流的新材料。广州在中西海路交流和传播方面的作用被低估了。
陆伟、全洪
在主题报告之外，研讨会分三个小组同步展开，二十余篇专题论文分组研讨，议题涵盖“海丝”文献、贸易市场、港口制度、海洋神灵等等，以及瓷器、钱币、墓葬等考古发现。
在闭幕式上，孙键、姜波、崔勇、黄纯艳、陆伟、全洪、张珂珂等学者展开进一步讨论，畅谈心得体会。李庆新认为，本次会议是今年国内规模较大、水平相当高的专题史研讨活动，成果丰硕，亮点不少：一是多学科、跨学科参与合作与跨界交流，历史学者、考古学者与博物馆专家欢聚一堂，进行热烈而有效的交流对话；这次研讨会由博物馆、史学社团、研究机构联合发起主办，也体现了这一点。二是论文议题与内容丰富，融通海上、陆上丝绸之路，拓宽了研究新领域，在唐宋海上交通、航海与造船，广州贸易与世界市场，海港、沉船考古与外销瓷、古钱币，南海神庙与海洋信仰，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等议题上，取得不少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成果。三是学术创新与理论建构有可喜建树，全球史、区域史相结合的视野、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方法成为共识；陈春声教授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获得学者高度认同。四是学术气氛浓郁，讨论热烈，一批功底扎实的、具有较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能力的青年学人展露头角，《越南俄厄（Oc Eo）港口城市遗址》、《公元一千年纪东南亚发现的西方金银币》等报告均受到热烈关注。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周鑫对大会作了总结报告。他表示，唐宋时代，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结合会议主题，可称之为东西交流的第一个“广州时代”，或是从后往前看，是东方“大航海时代”；或是从内往外看，是另一种“唐宋变革”。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也正是从唐宋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态、网络、节点、技术、商品、人群、制度、文化等重要方面揭明其时代意义与历史内涵，阐明广州辉煌的海洋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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