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董仲舒的名声一直不太好，按说，他在汉武帝时将儒学推上了最崇高的地位，怎么说也是宗师级的人物，可他却连个“子”都没混上，有孔子、荀子、墨子，连宋代的朱嘉都称为朱子，而这董仲舒却一直被叫做董生，没见有人以董子相称的，悲哉。
董仲舒身上最醒目的标签就只有一个，那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他如“天人感应”等名词，虽然也听说过，但能一探其究之人是少之又少，至于他的生平，做了哪些官职，结局如何，我想，知道的人怕是不多。
他肯定是儒学大师，不然不会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之青眼，更不会通过他的鼓吹，让武帝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树为汉之国策，但却也正因为如此，使人们觉得这是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摧残，不但将儒学看作是维护皇权的帮凶，而且也同皇权划上了等号。
就是这样一位国师级的儒学大佬，怎么也应该如明之姚广孝，在朝堂上有显赫的地位，就如同《西游记》中车迟国中的那几位大仙一样，可以呼风唤雨。
但实际上董仲舒却并没有享受到如此之待遇，可以说，他并没有受到重用，如果说有，那也仅仅是在形式上，有那么一点点。
董仲舒，广川人，即今河北衡水市，西汉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今文经学大师，他在景帝时任博士，武帝时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学说，其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
其后，他担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又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著书写作，年75岁逝世，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
怎么说董仲舒也是个大人物了，但在正史中，既无他家族的介绍，也无他少时的经历，连他的“字”都没有，就如同唐代诗人孟浩然一样，这个就有稍稍有点奇怪。
从上面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很长时间中并不是在中央朝廷任职，而是担任渣渣封国的相，可见他并没有受到重用，不过死后得还是得到了武帝眷顾，我们从他下葬的地名也能看出，“下马陵”，大小官员经此必须下马之地，也算是武帝对他的尊崇了。
董仲舒治学是相当刻苦的，家有花园，他竟三年不观，一心钻研学术，他严于律己，“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大家都知道，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为《五经》之首，但由于是孔子编撰，以他“述而不作”的治学理念，微言大义，导致文字过于简略，艰深难解。
故后世多有专门为之注释，称之为“传”，其中最有名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而董仲舒便是《公羊传》的大师，他的学说都存于《春秋繁露》一书中。
汉王朝自“文景之治”以来，一直实行的是道家“无为而治”的国策，而经过景帝平“七国之乱”后，各诸侯国实力大减，根本无力同朝廷抗衡，加上武帝颁布“推恩令”后，诸侯国势力遭到进一步分割，自此，中央集权的汉帝国已无内患之忧，可以一门心思地同北地的匈奴人拼死一战了。
在这样大一统的环境下，思想的统一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此时的帝国再也不允许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而为了应付对匈奴的战争，以前“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适应现实之需求，所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思想上，都在寻求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体系，这便是董仲舒能横空出世的时代特征。
统一思想的根本目的，是更进一步维护中央集权，董仲舒将一个改版了的新儒家学说，呈在了汉武帝的面前，通过集众多学者进行的三次朝廷辩论，最终武帝决定了以董仲舒的新儒学作为国学，在全国大力推广，这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来历。
董仲舒的这个学说与其说是儒学，还不如说是一个以儒学为底色的杂学，是为了迎合皇权统治的怪胎，早已偏离了当年孔子儒学的航程了，大概同现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异曲同工”。
之所以说他的常说是个“杂货铺”，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但有着代表孔孟学说的邹鲁文化，同时还包含了道家、法家，以及燕齐方士的阴阳五行家思想，同时还有以刑名学家思想为主的三晋文化，其根本目的是将“君权神授”的理论，夹在其中，以此来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大家都知道，孔子是不说鬼神的，“未知生焉知死”；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将人和天联系在一起；从理论上来说，似乎有限制君王胡作非为的意思，使皇帝的私欲和恣意妄为有所收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说明君王的行为是代表着天意，只是做得不好时，会受到老天的警戒或惩罚。
虽然拐弯抹角地说了这么多，但此学说完全同原始孔学相悖是肯定的，如果说是为了在新时期发扬光大孔学，但这“天授神权”之说，肯定是严重偏离儒学根本的表现。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原本的孔学就是最好的，而是说董仲舒的学说是背离了原汁原味的孔学本意。
特别是他提出的“三纲五常”说，无疑是为了迎合最高统治的意志，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了严重的扭曲，因为孔子的意思是，君主要君主的样子，臣子才能有臣子的样子。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得很清楚，“君待臣以礼，臣事上以忠”，这是有着先后秩序的；而这一旦君主成为臣之纲，这意思就大变，这是将民众禁锢于神权政治和封建伦理政治之下的歪理邪说。
这是否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学说我不知道，我是觉得，董仲舒是为了迎合汉武帝，而牺牲了儒学的一些根本原则，当然，你硬要说他是另辟蹊径，或者说他是顺应潮流，这个就不作评论了，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话题。
但是，从本色来说，董仲舒只是一个学者，于治国驭民本非其长项，而此时汉武帝所关心的只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击败匈奴，为达到这一目的，钱乃重中之重，尽管他奉儒家为国学，但帝国所有的措施，都必须围绕着这一根本大计来运转。
运转财货，这对董仲舒来说乃是外行，所以，他在不受重用的情况下，被汉武帝弄去出任江都王刘非处为相国，却也并不受待见，不久便被贬为中大夫，这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闲职。
在这时间里，他写出了《灾异之记》，恰逢辽东高帝庙发生火灾，一个武帝内朝担任顾问的主父偃，将此文呈送给武帝，并召集众儒生讨论。
悲摧的是，这些包括董仲舒弟子在内的人，并不知是董仲舒所写，于是，在迎合皇帝心思的前提下，对此文是大加伐挞，因其中有被认为是讥讽朝政之意，按律当死，虽然后来武帝赦免了他，但是，此事不仅使董仲舒名誉扫地，从此他“竟不敢复言灾异”，好丢面子。
可以说，他在到地方后的十年时间中，一门心思就是摆弄这些预测天灾，弄神求雨的门道；失算之时多多；后来虽然又去胶西王刘端处混了些时日，但他察觉到刘端阴险，“恐久获罪”，就辞官回乡，自断仕途，在家乡专心著作并进行学术传播，从此不闻政事，直到终老。
总结董仲舒的一生，他一生勤勉治学，以多种学派糅合成一个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在汉武帝时能从多家中的一家，脱颖而出为独尊的地位，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他从一位学者到成为皇帝的智囊，又从在地方上两任相国到回乡著书立说，一生勤勉，廉洁正直，尽管我们现在对他的新体系多有责难，但却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让中国老百姓有了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哲学理念，就这个意义来说，他就是一位应该得到尊重的大师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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