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后，纳粹德国高级军官、中将阿道夫·艾希曼被送上了审判庭。艾希曼在纳粹的战争机器中，专职负责犹太集中营的相关管理作业，负责拟定将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关押的方案、以及制定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并负责实施。
在纳粹德国战败之后，艾希曼踏上了逃亡之旅，先后经历被美国俘虏又侥幸逃脱、然后流亡阿根廷，最后仍然难逃天网恢恢，被以色列摩萨德的特工抓到以色列受审。
艾希曼在庭审中竭力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并不仇恨犹太人，他自己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只是在遵守当时德国的法律、执行来自上级的命令、做了当时很多德国人都同意并赞赏的事情，他并打出了一张悲情牌——拒绝做希特勒的替罪羔羊，进而声称自己无罪。
他的辩护虽然很形象，但可想而知不足以欺骗任何人，艾希曼最后仍然被处以死刑。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将此称为“平庸之恶”。
但是，如果将阿道夫·艾希曼的恶行称之为平庸之恶，那么，听从艾希曼的命令对犹太人扣下扳机、打开毒气开关的中下级军官乃至士兵，就更应该称之为平庸之恶。
他们比艾希曼显得更平庸，但他们却也可能显得更邪恶。
这样的推理让我们禁不住背脊发凉，一群并非邪恶、仅仅是因为平庸的人，却犯下了人神共愤的滔天大罪，使得人间血流成河、白骨成山。
那么，我们本身也是平庸之辈，我们的周围也都是平庸之辈。照平庸之恶的逻辑推演，有多少罪恶可以重来？
平庸与邪恶之间究竟有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平庸在什么时候会蜕变为平庸之恶？
历史的沉淀
话分两头话。
一、我们先把目光投回到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一片被邪恶浇灌的土壤。当时的德国，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社会生态。希特勒的异军突起，也并非无缘无故。
（1）一战之后的西方战胜国和凡尔赛条约，只顾瓜分胜利果实，却没有意识到那是“毒树之果”。
作为德国挑起世界大战的代价，凡尔赛条约强迫德国割地赔款，原本也合情合理。但各国普遍忽略了一个由此埋下的隐患：德国军国主义复仇的种子。
如果对比二战后对主要轴心国的惩罚和善后措施，就会很容易看出一些区别。
一是，二战后对各国大大小小的各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和清算，从相当深的程度上拔出了军国主义的树根。
二是，在原来的各法西斯主义国家内推行宪法改革，二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沿用至今；而德国在二战后的宪法里还加入了这样一条条款：德国基本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违背其良心为武装和战争服务，以此防范于未然。
三是，各战胜国参与到战败国的重建过程中，从提供财力物力的支持到政策法律制定的咨询和监督，不一而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战败国朝和平的方向发展。
四是，各战胜国不同程度地免除了战败国的一些战争赔款。众所周知，我们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款，美加法英和前苏联等国也免除了一部分德国的战争赔款，为战后各国的和平相处酝酿了一个空前友好的气氛。
但反观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除了大幅限制德国的军力军备、划定了德国的战争赔款金额、规定莱茵河西岸的领土（莱茵兰）由协约国军队占领15年和东西岸50公里以内德军不得设防外，还将德国海外所有的殖民地划归战胜国进行瓜分。
如果其他的条约只是被德国人视为过于严苛的话，那么针对德国原殖民地的重新瓜分，就是名副其实的分赃。所以凡尔赛条约也是一次分赃的条约。
凡尔赛条约没有审判和清算战犯，德国国内的军国主义分子完好如初，只不过像是一头累坏了的猛虎，养足了精气神早晚还要下山；同时，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重建和法律体系不闻不问。
一方面，巨额的战争赔款让德国民众生活艰辛、苦不堪言；而另一方面，德国的法律体系和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却几乎一成不变。所以，战败的事实带给德国民众的除了生活的艰辛之外，就只有耻辱和仇恨，就差一个精神领袖带领他们适时“东山再起”。
所以，一战后西方各战胜国对胜利果实的瓜分，实则是与虎谋皮，无异于是在采摘从德国法西斯这颗毒树上长出来的毒果。
于是，当精于摇唇鼓舌蛊惑人心的希特勒进入了德国人的视野中时，他们知道时候到了。于是，在狂热的欢呼声中，希特勒挥舞着他那雄健有力的手臂，登上了历史舞台。
纳粹“焚书坑儒”
所以，有人会说，二战不过是一战的延续，法西斯并非是诞生于徳国的土壤、也并非是希特勒精神结出的果子，而是从凡尔赛宫走出来的魔鬼。虽然这种说法过于片面，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凡尔赛条约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引信。以至于法国元帅福熙在一战结束后说道：“我们没有赢得和平，只是赢得了二十年的喘息期。”
（2）当对人的声音过敏时，世界就只剩下狗叫。
1933年1月30日，历史的时钟在这一刻发出的声音，穿透了一个世纪：德国纳粹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希特勒成为了德国首相。半年后，希特勒又被选举为德国元首。
然后紧跟着，德国竟然发生了类似于2000年前的秦朝的一幕：“焚书坑犹”。
1933年5月10日晚，成群结队的大学生高举着火炬，浩浩荡荡地来到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广场，将火种投进了堆积如山的书籍之中，同时，另外的一些城市也上演了相同的一幕。被焚烧的书籍有包括相对论在内的爱因斯坦的著作，还有弗洛伊德、 斯特凡·茨威格、韦费尔、瓦塞尔曼、施尼茨勒的著作，也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雷克马等人所著的书籍。
戈培尔面对焚书的火光煽情地喊到：德国之魂在火光中重现，火光不仅焚毁了旧时代，还照亮了新时代！
沦为这个新时代的祭品的，第一个就是犹太人。纳粹禁止犹太人和日耳曼人通婚，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和限制他们其他的工作机会，甚至限制他们购买日常用品。于是，犹太人开始度日如年。
不仅如此，纳粹还在教科书中将犹太人丑化为世界文明的敌人。一个名叫威廉缪勒的教授撰写了一本《犹太人和科学》的书，称犹太人正在颠倒黑白，扭曲科学和毁灭人类文明，爱因斯坦居然被戴上“头号恶棍”的大帽子，相对论被污蔑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局”。总之，犹太人就是十恶不赦的万恶之源。
然后，对犹太人的迫害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纳粹集中营
同时，戈培尔们开动舆论机器不遗余力地渲染希特勒，称其”一贯正确伟大”。稍有不同的声音就会被盖世太保们投入监狱或者人间蒸发。
戈培尔将报纸和电台的犹太人老板通通赶走，然后《法兰克福日报》和《柏林日报》、德国广播公司一起，沦为了纳粹的喉舌。
戈培尔们自然懂得洗脑要从娃娃抓起的道理。不接受纳粹思想的老师被纷纷清退，孩子们按年龄分成德国少年团、青年团和少女联盟，从小就开始有序地接受纳粹文化的熏陶，让他们服从元首，相信元首。于是，德国的学校也很快地被纳粹化。
于是，“嗨，希特勒”、“元首万岁”的声音，开始在号称“思想家摇篮”的德国的大街小巷此起彼落。
就算德军在苏德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遭遇了惨败、反战的声音在国内纷纷再次四起之际，戈培尔也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他临危受命在柏林体育馆向15000名听众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论总体战》。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和高亢激昂的演讲，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信心再度高涨，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战争的狂热再度升温，而反战的声音犹如杯水车薪，或瞬间就像泥牛入海没了声息。
和彼时的日本一样，在一片民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声浪中，平和理智的声音被纷纷消音或者被悉数湮没，就剩下了对希特勒的歌功颂德和对战争的赞美。
现在回想那时的德日，当整个社会对正常人的正常声音犹如过敏一般唯恐避之不及并欲“杀之而后快”时，那么，他们的世界就只剩下了猎犬的狂吠和哈巴狗的摇尾乞怜。
（3）在一片被邪恶浇灌的土地上，当周围只剩一种声音时，“平庸”注定只能随波逐流，并必定会催生“平庸之恶”。
当时的德国如此，日本也如此。
平庸之人的眼光看不到那么远、也看不到那么深。他们只能通过周围来了解世界和辨别真伪。所以，他们很容易成为一台邪恶机器上的一颗“小齿轮”。
像一只靠回声辨别方向的蝙蝠，当只有一个声音传来时，它就只有靠追寻那个声音前行。
二、米尔格拉姆权威服从实验——面对不道德的命令，人性的反抗有多少？当艾希曼受审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时，一个犹太裔学者、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心灵被悄悄地触动了。
“平庸”是个问题吗？
在艾希曼被判死刑的第二年——1963年，米尔格拉姆设计了一个实验，实验目的是为了测试”在面对权威者下达的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的抵抗力量到底有多少”。他实验的初衷，是为了模拟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地服从了上级的命令？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参与者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和“学生”，“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其中有一位“老师”被事先告知隔壁的“学生”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并以此对学生进行考试。“老师”还被授予一具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对隔壁的“学生”进行电击。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就要对“学生”施以电击，而且每答错一次，电击的电压也会随之升高一次。
实验还设计了退出机制。若是“老师”表示打算停止实验时，实验组织人员会按以下顺序的内容进行答复：
第一次：请继续。
第二次：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第三次：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第四次：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在遭到四次拒绝后，“老师”第五次要求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惩罚的电击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电压并连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实验的结果显示，百分之65的“老师”都完成了全部实验过程、对“学生”实施了最大的450伏特的电击惩罚，但那时“老师”们都表现出不安的情绪，大量地出汗、颤抖、呻吟，指甲抠进手掌中，其中14个人因过于紧张而突然笑出声来；每个人都曾在电压上升到某个数字时暂停实验并表示质疑，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一个“老师”在达到300伏电压之前坚持停止实验，却有高达80%的“老师”没有达到五次提出结束实验的要求的次数。
太阳底下会有新鲜事吗？
米尔格拉还表示，当时那些没有实施最高电压电击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要求马上结束实验，也没有人到隔壁房间探视痛苦到尖叫的“学生”，甚至没有人询问“学生”的死活。
当然，实验中并没有真正的电击。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所发出的尖叫声都是假装的，并且随着“电击的电压”升高，还会发出更为“痛苦”的尖叫，当“电压”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学生”会开始“痛苦地”敲打墙壁，而在数次敲打墙壁后则会开始声称自己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电压”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变得沉默，停止作答和尖叫以及其他动作，就像昏迷了一般。但就算这时，大多数实验仍在继续进行。
尽管有人质疑实验不人道，但实验的结果还是震惊了美国人。因为实验证明，即使是美国人在面对权威的压力时，也会屈服于不道德的命令并予以执行。
如果直接引用实验的数据，那么，在面对权威者下达的违背良心的命令时，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坚持拒绝。但是显而易见，实验中的“权威者”的地位并不算高，其施加的压力也并不算大，就算如此，也已经有大多数的人选择了屈服于不道德的命令并予以执行。
那要是权威更高压力更大呢？不敢再继续想下去。
不过，如果将这个实验的环境稍微改动一下，结果也许就会大相径庭：将扮演老师的实验参与者集中到一间屋子，那么，他们中间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抗议和不同的看法甚至驳斥实验的组织者，那么其他的很多人也会群起效仿；只要有一个人拒绝执行实验，其他的大多数人肯定也会停止实验。
所以，实验的缺陷在于将“平庸”实行了孤立，致使“平庸”听不到任何不同的声音。
其实，二战期间的德国和日本，就是人类进行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两个关于“平庸”的实验，实验的结果就是：在一片被邪恶浇灌的土地上，当周围只剩一种声音时，“平庸”注定只能随波逐流，并必定会催生“平庸之恶”。
以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来做结尾：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但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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