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从鲁国来到魏国,因为军功卓著,很受魏文侯赏识,被封西河太守。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吴起的人格分裂,不仅表现在对人与事的不同态度,未达目的不择手段。还表现在言语与行为的不统一,也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作风。
吴起曾从师过曾子,所以有关儒家的仁义道德他也能说得冠冕堂皇,有机会还会张扬一下:
宏论:在德不在险
魏文侯去世后,其子武侯继位。有一天,吴起陪伴武侯顺西河而下游览风景。武侯看着两岸翠峦叠嶂,层林尽染,回头看着吴起,不仅赞美道:
“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
扫兴的吴起不失时机地卖弄其学问:
“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不得不说,这是一篇精彩的口述议论文:
开门见山提出论点:承接武侯“河山之固,魏国之宝”,提出魏国之宝是德。
用三苗、夏桀、殷纣都拥有“河山之固”,都因为“德义不修”而灭亡,进行论证,充实有力。
结论,强调“在德不在险”。并以如果国君不修德,那现在舟上的人都是敌人了,而且现在在“中流”,国君的命岌岌可危了,告诫武侯应修德,施德政。
年轻的武侯被说得心服口服,为自己的幼稚而惭愧,只能回复:“善。”
与田文霸气论功
西河太守,显然与“卿相”梦有些差距。这时魏设置相国,并任命田文为相国。吴起本以为板上钉钉是自己的,所以非常“不悦”。就主动挑衅田文说:“咱俩论论功劳,可以吗?”田文说:“可以。”
吴起问:“率领三军,使士卒愿意赴死,敌国不敢图谋侵犯,你与我谁功劳大?”
田文答:“我不如你。”
吴起问:“治理百官,亲善万民,充实府库,你与我谁功劳大?”
田文答:“我不如你。”
吴起问:“守西河门户,秦兵不敢向东侵犯,韩赵宾服,你与我谁功劳大?”
田文答:“我不如你。”
吴起乘胜追击:“这三点,你都在我之下,而地位在我之上,为什么呢?”
田文不慌不忙地回答:“君主年幼,人心疑惧不安,大臣还没真心依附,百姓不能信任,正当这个时候,是把政事托付给你呢,还是托付给我?”
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
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属”,通“嘱”,委托,嘱托。
霸气侧漏的吴起,咄咄逼人地与文质彬彬的田文论功,说明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为此他哪还记得“温良恭俭让”的风度?
田文比较宽厚,能容下盛气凌人的吴起。但田文死后,公叔为相国,对吴起有所忌惮。其仆人献出计策,让吴起自动离开。
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刻暴少恩亡其躯
楚国是吴起人生的最后一站,也是最辉煌的时期。吴起一到楚国就被楚悼王任命为相国。吴起终于官至“卿相”,实现了与母亲约定的誓言。吴起主持国政,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对楚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司马迁对其改革措施进行了高度概括:
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申明法度,裁减冗员,废除部分贵族爵位,削减王公贵族的俸禄,用来提高军队的待遇,提高士兵的战斗力。改革的关键是强兵,破纵横之说,一家独大。
改革使楚国军事力量大增,楚军南平百越,北吞并陈、蔡,打退三晋(韩赵魏)进攻,向西伐秦。
诸侯患楚之强。
但是吴起的改革与吴起的性格一样有先天的缺陷,改革的目的只是强兵,没有顾及国计民生。作为一国国相,决策只是为穷兵黩武,与诸侯斗狠称霸,对国家危害很大。损耗的不光是财力物力,更重要的是国民的血肉之躯。年复一年恶性循环,土地没人种,赋税收不上,国库已亏空了。
吴起改革说白了,就是榨干百姓,再无可榨的情况下的向贵族开刀。这样的改革无异于杀鸡取卵,在短暂的强盛后,使国家迅速转入衰败。所以,这样的改革百姓不欢迎,被触动利益的楚国贵戚则强烈反对,人人得而诛之而后快。
刚愎自用的吴起,目空一切,以为只要君王支持就够了,不屑培植自己的力量。因此,楚悼王死后,吴起也就成了孤家寡人,其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
吴起已经没了连杀30多人的霸气,让楚悼王的尸体挡箭,最后,不仅没有挡住被射杀,反倒让楚悼王的尸体成了箭靶。
楚悼王葬礼完毕,太子立为楚王,对射楚悼王的尸体的人进行处置。
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因为射杀吴起而被夷灭宗族的死者70余家,,这并不能说明是为吴起复仇,只能说明吴起的仇家太多。
对于吴起的为人,司马迁基本持批判的态度,在叙述时写他杀妻求将、为士卒用嘴吸吮脓疮,写他夸夸其谈修德,施德政,而实际施政上又刻暴少恩。并在“太史公曰”里引用俗语给于讽刺。
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指出,吴起能说服魏武王依靠地形保护国家不如修德,施行德政,但到了楚国,却因为改革政策中不施行德政,最终导致自己众叛亲离而被杀。这就是“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言行不一致的下场。
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说过,要从行为上判断一个人,而不是思想上。
所以,人不能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要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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