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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偏峰
投资一部电影，得要多少才能不亏本？
按照业内的标准答案，至少票房要达到成本的三倍。
可是如今有这样一部电影，
在投资4.5亿的情况下，周票房1.7亿，上映13天，票房也不过刚刚过4亿。
这是电影《明日战记》的现状。
于是我们能看到作为这部电影总监制的他，是见面会上，没办法掩饰自己的情绪，
是一天要在手机上，刷20多次票房消息。
有人说，照这势头下去，他这次，会亏得裤衩子都没了。
惨吗？
再来看看更惨的。
这次电影，是他在早在13年前就有的梦想。
为此，他早在2015年就给电影立了项，2017年开拍，杀青。
之后，就是长达5年的后期制作。
有多用心？
只是一场空战 一场车里的机器人大战，两场戏加起来足有超过800个镜头，
一个时长仅有48秒的特效，背后是团队耗时576天的结晶。
然而这一切的努力，在如今市场反馈的衬托下，无疑被蒙上了一层“惨淡”的阴影，
他，亦被打了“悲苦”烙印。
有人说，他都是艺人了，还能有多惨，还能有多点背？
别不信，他的旧事，讲给你听。
1985年，香港迦密中学门口，一个少年，决定退学。
这个少年，就是15岁的古天乐。
当时，家里由于父亲常年患病，因此一心希望作为长子的他，成为医生。
母亲李绮雯，则是从小对他的教育，奉行着“高压”政策。
一边是自己毫不感兴趣的职业期待，一边是逼仄的家庭氛围，于是处于最叛逆时期的古天乐，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走出校门，走上街头，放弃成为“乖小孩”。
在那时的香港街头，你可以在一个商场门口看到他，可能他正在当保安，
在码头看到他，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在靠着搬运工维持生计，
甚至于一个街边不起眼的小店里，可能他正在做服务员。
未成年 底层工作，光凭这两关键词，似乎就能预告他那时的生活状态——苦。
有多苦？
即使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能清楚回忆起那段经历。
酒楼上班第一天，他按照要求穿着白衫白裤和拖鞋，结果下一秒就接到了一个血淋淋的袋子，打开一看，“哇！是蛇，没皮的蛇！那时候真的洗了一整天的蛇，那种腥臭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而这样的日子，古天乐坚持了整整三年。
可是忍受，就会苦尽甘来吗？
对那时经济腾飞的香港来说，再也不相信苦干就能出头的“鸡汤文”。
更大的灾难，是在他成年那年到来的。
18岁那年，在坏朋友的唆使下，他参与了一起抢劫案。
他们打算抢劫一个女孩，商量之下，他们让古天乐放风，其他人则负责动手。
幸好，警察及时赶到。
其他人四处逃散，只有古天乐，一人被捕。
然而，被捕之后的他，还坚守着哥们义气。
警察问他同伙，他却拒绝透露兄弟们的姓名，因此，一个人扛下所有罪行的他，被判罚一年半。
可是，受他恩惠的兄弟们呢？
是趁他服刑期间，和他当时女友恋爱了。
“我替你背锅，你却撬我墙角？”这事儿换谁，谁能保持冷静？
古天乐，也不例外。
得知此事的他，是直接在监狱里与人发生了斗殴，于是刑期又由原来的一年半增加到了两年。
惨吗？背吗？
万幸，出狱之后的古天乐，终于走上正道了。
1991年，在朋友推荐下，古天乐成了一名签约模特，那时，不少当红歌星的mv，他都有出演。
不难看出，当时的他，剑眉星目，充满少年感。
于是第二年，靠着颜值，他作为旁听生，参加了TVB第五期艺员训练班，之后，和tvb顺利签约。
可是那时的tvb在邵逸夫的管理下，是实行的大扩招政策，像古天乐一样的新人，他们每天会签无数个。
对那时的新人古天乐来说，签约，相比稳定饭票，更像是tvb给发了一张娱乐圈的入场券。
入场之后能不能玩，如何玩，则全在自己。
于是能看到那时的古天乐，为了争取机会，给郑少秋“秋官”伴过舞。
但由于业务不行，被当时的tvb一姐沈殿霞当众吐槽，“唱歌普普通通，跳舞就像拜大神。”
被圈内前辈当众这样评价，换做其他人，可能早打退堂鼓了。
可是对古天乐来说，却像没事发生。
好在这次的坚持，终于有了收获。
他碰到了他生命里的三个贵人：张国荣，萧笑鸣和黄纪莹。
要盘点港圈大善人，张国荣是绕不过去的存在。
帮过张学友，张卫健，莫文蔚...同样，这份善心，也用到了古天乐身上。
在当时的收视王节目《今夜不设防》上，当主持人黄霑问出“让我们看看是否有有前途的新人”时，
一旁的张国荣果断回答：
至此，娱乐新人古天乐，总算看到了属于自己的“光”。
然而，人红向来是非多。
速度超快的香港娱记在张国荣推荐的第二天，就立刻挖出了他曾经坐牢的过往。
舆论沸腾，他好不容易看到的光，就此熄灭。
最黑暗的日子，他说，那时候连买饭都不敢出门。
幸好，还有萧笑鸣和黄纪莹。
黄纪莹，是当时古天乐女友。
94年，俩人片场相识，同是出道新人，彼此见证了最落魄的那段时光。
识于微时的情愫，往往最动人。
于是在古天乐深陷舆论漩涡的这段日子，黄纪莹成了他最可靠的后盾，帮他煮饭，给他买日常生活用品，经常独自一人拎着大袋子，气喘吁吁走过几条街....
另一人，则是萧笑鸣，是当时tvb金牌监制梁家树的老婆。
因为张国荣的推荐，让她注意到了这个俊朗少年后，她力排众议，把当时正在筹备期的《神雕侠侣》里的杨过一角，给到了古天乐。
而这一决定，如今回头看来，不亚于古天乐命运的转折点。
因为出演“杨过”，他成了古装美男的代名词，金庸原著里写的“一见杨过误终生”，也终于有了说服力。
之后，他总算打开了自己的戏路。
《圆月弯刀》中的丁鹏，帅得“人神共愤”，但一句和颜值两极化的台词，让他有了“平平无奇”的称号，
1999年，靠着《刑事侦缉档案IV》里外冷内热的正义警察徐飞，他拿下第一座有分量的奖杯——“TVB万千星辉我最喜爱男主角”奖。
两年后，又因为《寻秦记》的项少龙一角，2次拿下“我最喜爱男主角 ”。
他的演员生涯走向巅峰，但如今看来，也像最后的辉煌。
2003年，由于CEPA的签署（CEPA全称：《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可作为国产电影在内地院线公映。
这一协议，一方面让香港市场得以拓展，但另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内地市场，有影迷发现，原来港片里的“港味”，好像变少了。
市场扩大了，但港片，也没落了。
于是那时，就有不少艺人开始或转型，或北上求发展，可是，古天乐，却在“港片已死”的论调里，尽力延长着它的黄昏。
有剧组经费紧张，片酬太低找不到人，他不介意，自降片酬主动去。
小众的，非商业的港片找不到投资，他也总会出一臂之力。
后悔吗？
相比后悔，狮狮更能感受到一个他仿佛把自己变成信徒，用虔诚，诠释着每一个角色。
2007年，拍《门徒》时，他已经算得上大咖。
导演尔冬升找到他，让他演一个吸毒男，这是全剧戏份最少的角色，他二话没说，接了。
之后，为了符合角色，更主动向尔冬升要求“丑化”。
戴上剧组给他定制了的特殊“牙套”，尽量让自己更贴合吸毒者肮脏癫狂的状态。
太逼真了，直接让剧组工作人员怀疑，古天乐真的在吸毒。
《窃听风云》时，还是因为角色，每天强迫自己吃8顿饭，最后硬生生把自己吃胖了30磅。
一个演员需要的敬业和突破，他都做到了。
杜琪峰更直接赞他：香港最后一个明星。
然而，回馈呢？
那几年，他仿佛消失在了领奖台上，一直到2017年。
那一年，他主演的电影《杀破狼·贪狼》上映，而他也终于凭借一位失去女儿的爸爸一角，被港圈最有分量的奖项“金像奖”注意到，
次年，拿下金像奖影帝。
在台上，面对着这座等待了足足25年的奖杯，他搓着手，紧张得像个刚出道的新人：
“好了，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也是，还能说啥呢？
在等待的过程里，在一个个尽力诠释的角色里，他把想说的，要说的，应该都说尽了吧。
有人统计过他这些年拍的作品，光电影，就有98部，早些年拍得凶得时候，每年甚至都会保持5-10部的电影产量。
于是，常年高产再次给他招来误会。
港媒骂他“吸金天王”，报章的标题大喇喇地打着四个大字：年赚一亿。
连提携他的导演杜琪峰一度都误会，劝他“演员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一时间，关于他各种艺德沦丧，拜金圈钱的批评声四起。
对此，他只回应了一句：“我拍戏，我需要钱，有很多人需要我。”
这是实话。
疫情三年，大批企业或倒闭，或裁员。
可是对于老板古天乐来说，他不仅不裁员，还给员工放有薪假期。
他说，“在这个时候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自己有能力可以支持，就会保住员工的饭碗。”
而这一句承诺的背后，是他至少保住了600个员工的生活来源，
这份善心，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
3年前，他从成龙手中接过了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一职，这是个非盈利性质的演艺人工会，换言之，想要当好这个会长，更多时候，是要“用爱发电”的。
于是我们能看到，疫情期间大批香港老艺人无工可开时，他就帮他们四处筹款。
仅一个多月，就成功给他们每人发了9000元。
疫情爆发初期，不少老艺人口罩不够用，于是他又自掏腰包，先购买了两万个，不够，就再动用自己基金会的钱，直接在全球搜购130万个口罩。
甚至连他这个基金会，都是在他善心之下的产物。
2008年汶川地震，一夜之间，千万孩子流离失所。
这事儿被他知道后，不仅捐钱捐物，后来干脆成立了“古天乐慈善基金会”，在当地政府牵头下，直接捐学校。
这一开始，就持续了十多年。
期间，贵州、广西、四川、云南等地，都留下了他援建的希望小学。
不仅出钱，有时候，他也会亲自上阵。
为了保证每一所捐建学校的质量，他会亲自或派人去实地考察并监工。
有人统计过，十几年间，他总共捐赠了高达一百多所希望小学，外加18所卫生所、1座小型水利工程以及750口水窖，
而修建一座学校，至少要50万，一个卫生所，至少30万，按照截止到2021年6月的数据，他捐赠了133所小学和18个卫生所，光这两项，他至少在慈善上花费了数千万元，直接解决的，是偏远山每年4万多个学生的读书问题。
然而，做了这么多事的他，却选择的是一再低调，有时候甚至闭口不谈。
2009年，古天乐参加《快乐大本营》，正当节目进行到一半时，主持人何炅突然将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领上了舞台。
原来，他俩是在古天乐捐建学校就读的学生。
因为生活贫困，他们一度失学，这次，他们是特意来感谢古天乐的。
但面对这一切的古天乐却是，眉头紧锁，仿佛曝光他做慈善的节目组给了他个大难题。
或许正是因为刻意低调，从而给了好事者趁虚而入的空间。
首先是娱记卓伟，在朋友圈发了张图，他捐的学校，都是在借花献佛，冒名顶替。
接着，又有好事自媒体“发现”，他捐的每间学校或宿舍，都是用他自己名字命名的，于是他们说他并不是在低调慈善，而是在炒作人设。
双面夹击之下，他被送进了“诈捐”的舆论漩涡。
可，真是这样吗？
根据可靠资料显示，仅2009年，古天乐是实实在在出资了18万港币，在贵州遵义的虾子镇和当地政府合建了“红光古天乐小学”。
至于说他靠着本人名字炒人设，更是无稽之谈。
因为根据香港地区有关规定，个人捐款项目必须以捐款者姓名命名，才能得到审批。
所以，说他挂虚名，炒人设的人，大可以歇歇了。
倒是古天乐，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质疑里，得以让外人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他。
风波之后，他首次接受采访。
在面对“会不会更加大力度去做慈善”这样的问题时，
他：“不会因为外界的看法，就做超出能力的事情。”
还是一贯朴实回应，没有借此立人设，也没有宣传。
但“坚持做慈善”的回应，已经一切早在不言中。
“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这是经历过社会捶打的社会人总结出来的无奈又现实的经验。
对于古天乐来说，亦是如此。
作为早有奖项等身的他，本有着更多选择，可他却选择坚守在日薄西山的香港电影圈，
作为老板，他本可以将利益最大化，可他却愿意自掏腰包，保住600个人的饭碗，
作为明星，他完全可以选择更优渥的生活，没必要把个人所得拿出来做慈善，但他，还是选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所以，当他做出这些常人不理解的选择时，总会遭到误解，质疑...
惨吗？
很难说“不”。
但就如他早年在自传里写的，“我已痛改前非，我承诺的，我都会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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