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很值得表述的历史。这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作家陆键东在广泛搜集整理一手采访资料和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对历史学家陈寅恪生命历程最后20年的回顾。这本书不只是一本人物传记，更是一部时代的纪念史。
从历史中走来的陈寅恪，又如何影响了历史？
8月1日的「明白知识圈」的直播中，著名党史、现代史研究专家徐庆全老师告诉指出，正是在文化流俗、大师零星的时代，陈寅恪严谨的治学意识和独立的精神风骨，唤起了社会对「大师」的渴望，对知识、对文化更高标准的追求。
这正是陈寅恪对时代的意义。
▲徐庆全老师在「明白」直播间
01.
大师之学问
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1931-1948在职）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由此可见大师对大学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大师对教育界、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力都是巨大的。
那么，什么是大师？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大师？陈寅恪先生又为何被称作大师？
在徐庆全老师看来，陈寅恪先生的大师身份，首先与他自成一套的学术研究体系密不可分。
直播中，徐庆全老师回忆起他研究生时的学术历程：他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宁可先生，学习汉唐经济史。在研究生阶段，陈寅恪的著作是必读书目。入学之初，宁先生即要求学生研读陈寅恪的三本著述：《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
在阅读过程中，徐庆全老师发现，陈寅恪做学问与别人不一样。一般人研究史学，很少掺杂个人情感，而陈寅恪写史，会一边描述历史本身，一边在其中夹杂诗词来抒发自己的观点看法。陈寅恪的经典制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即是如此。
徐老师认为，这体现了陈寅恪对学问的「讲究」。在陈寅恪生活的时代，实证主义是历史研究的流行方式，譬如王国维曾提出「二重证据法」，要求把「纸上」的材料——史书记载和「地下」的材料——出土文物，互做验证。
▲王国维（1877-1927年）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基于此，陈寅恪进一步提出「文史互证」的考据方法，提倡「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将文学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他的文章多了几分浪漫色彩，又不失真实和准确性。
这种非传统的治史方式，正是陈寅恪被称为「大师」的关键原因——他在一般学者常见的、公开的「旧」材料中，发现了「新」的东西，从而提炼出独特的观点，形成自己的一套史学体系。
02.
大师之精神
陈寅恪先生被奉为「大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精神风骨，即《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反复提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既是他的治学要求，也是他毕生的为人处事准则。
▲陈寅恪先生墓址
在教学中，陈寅恪有自己的「三不讲」原则：「书本上有的我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讲过的我不讲。」在他看来，无论书上的、前人的，还是自己曾讲过的，再重新提出来，都是很功利的、投机取巧的行为，他不愿做这样的学问。
后来，陈寅恪的弟子季羡林到国外留学时，不愿走借鉴西方研究中国的「捷径」，而潜心西学，终成精通德文、梵文、吐火罗文等语言文化的一代大家，也正是受了陈寅恪踏实研学态度的影响。
陈寅恪一生专注学术，不问名利，坚守节操。1940年代，日本占领香港，陈寅恪拒绝为日本当局做事，毅然出走。1950年代，因与当时「厚今薄古」的学术风气相悖，备受批判的陈寅恪愤而离开讲坛，转而专心著书。
到了晚年，本已眼盲的陈寅恪又摔断了腿，雪上加霜，但仍在助手黄萱与家人的协助下坚持学术研究，完成了80余万字的经典之作《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别传》作者： 陈寅恪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时间：2015年该书结尾，柳如是以自尽保气节的选择，何尝不是陈寅恪最后的精神寄托？
同为历史学家的余英时先生，曾于20世纪50年代居住香港。期间，余英时读到陈寅恪的《论〈再生缘〉》，他第一次直接听到「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非常震撼。余英时评价陈寅恪「完全可以信任」，因为「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
徐庆全老师也在文章中说，陈寅恪「为一纯粹学人」，对位高权重之人如平常一样，以礼相待，哪怕书稿出版受阻，他也只是「不卑不亢地发问」，绝无攀缘之意。
03.
时代里走出的大师
虽然陈寅恪早已为史学界树立起一道标杆，可在90年代前，他也未被称作「大师」。徐庆全老师指出，「大师」这一名号，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出版之前，是很少见的称谓。在此以前，对有学问的人，都尊称「先生」。
「先生」有什么特点呢？
徐老师回忆，他所熟悉的先生，大都是很和蔼的，他们和学生没有距离感。先生的分量很重，但也很「小众」，他们是真正注重学问、学术的知识分子。
因而，先生多的时代，社会并不关心大师；大师被推上历史舞台，是大师缺乏的社会性诉求。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作者： 陆键东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3年
「一个社会需要某种称呼的时候，往往是这个社会最缺乏这种东西的时候。」
徐老师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化，经历了80年代欣欣向荣的发展后，到90年代，随着出国潮、下海潮等愈演愈烈，知识逐渐远去，功利主义盛行，社会陷入「文化流俗」，象牙塔不再宁静。所以《陈寅恪的最后20年》逢时而生，正好填补了那个年代的文化断裂。
徐老师总结道，由于学术上的成就和精神上的气度，陈寅恪俨然成为时代意义上的「文化符号」。他之所以被称为「大师」，除了难以逾越的学术造诣，更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引导，和最后20年的浮沉一起，被深深镶嵌在时代的幕布上。
从这个角度而言，陈寅恪被冠以「大师」的头衔，以及众多学者由「先生」变为「大师」，反映了一个大师匮乏、精神需求不受重视的时代。
「大师」是时代的产物，从时代里走来，在时代里浮沉。
说起大师，我们常常怀念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丰碑——西南联大。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八年多，却是一个由诸多大师组成，又走出不少大师的传奇之地。时至今日，他们的身影依然熠熠生辉。
如陈寅恪先生一般真正的大师，追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师」的名头对他们来说，其实不重要。但对于我们而言，大师很重要。
徐庆全老师提及季羡林先生去世时，他去灵堂外给先生鞠躬吊唁，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季先生走了以后，我们这个时代会怎么样？」
时至今日，我们或许更应该问：当诸多大师纷纷离去，我们这个时代又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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