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是中国古代预测吉凶的一种神学文化，是谶和纬的合称。
《说文解字》：“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之书曰谶。”东汉科学家张衡说：“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可以看出，所谓谶，即是可验证的预言，我们今天常说的“一语成谶”中的谶便是应验的意思。最古的谶书是《河图》、《洛书》，谶书多托名于天命、神意。
《说文解字》：“纬，织横丝也。”纵线为经，横线为纬，我们今天讲的经度、纬度，即是沿用的这个意思。如同“纬”之于“经”，纬书也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即由儒家七经引申而来，七纬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纬书出现晚于谶书，多托名孔子，对吉凶祸福和治乱兴衰的现象做出解释。
后来谶、纬逐渐合流，统称谶纬。无论是谶还是纬，都是走向神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谶纬的流行是当时经学神学化的一种发展倾向。
二、两汉时期的谶纬思潮两汉时期的谶纬之学盛极一时，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大。它的兴盛迎合了民众对于未知事物认知的渴望，也顺应了“君权神授”合法性的舆论需要，同时，其与两汉经学的紧密关联，也给研究经学的士人提供了“神圣”的学术依据，促使儒学走向神学化。
两汉谶纬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哀帝之前，谶纬多是揭示灾异，讽谏、批判现实，谶纬学者要么不被重视，要么不为所容。
第二，王莽篡汉-刘秀复汉时期，谶纬在“助王”和“拥刘”之间产生分化，但功能上都是为合法性提供论证依据，骂对人的谶纬学者后来都当大官了。
第三，明帝、章帝之后，谶纬辅经、释经，后来发展为与经学并驾齐驱的正统思想，这时候流行经纬兼修，学好什么都有饭吃。
在谶纬盛行的时候，仍有一些学者反思谶纬的性质与功能后，提出了反对意见，比如科学家张衡。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下，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首先，谶纬的最初形式来源于儒家经学，而又不同于经学，它侧重的不是对现实的维护，而是对现实的批判，甚至通过对未来预言的鼓动作用，反过来使预言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讲，经学与纬学是有一定矛盾和冲突的。
其次，谶纬本身不具备独立的、系统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它无法与经学彻底分离，也无法取代经学的主流地位，加之社会由混乱走向稳定后，谶纬的功能面临转变，以适应当时的需要，因此以纬释经、经纬合流的趋势应运而生。谶纬逐渐向正统思想靠拢，并反过来巩固了经学的主流地位，促使儒家经学走向神学化。
最后，由于谶纬性质和功能的先天缺陷，在与经学并驾齐驱的发展中暴露了其固有的弊端，无法适应维护稳定的需要，逐渐让位于神学化改造完成后的儒家经学。
四、《三国演义》中的谶纬举例谶谣
第六回，李儒建议董卓迁都长安，以应童谣“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 。于是，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
第九回，董卓被杀前，长安又听到童谣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 “千里草”三字合起来为“董”，“十日卜”三字合起来为“卓”。结果，董卓次日即被吕布所杀。
梦兆
第三十四回，刘备甘夫人在新野生刘禅，当天晚上有白鹤飞到屋上，高鸣四十余声，望西北飞去，甘夫人曾经梦到仰吞北斗而怀孕，所以生下刘禅后取乳名为阿斗。
第七十八回，一天晚上，曹操梦见三马同槽而食，便问谋士贾诩主何吉凶，贾诩说：“禄马，吉兆也。禄马归于曹，王上何必疑乎？”结果，后来司马氏祖孙三代逐步篡夺了曹魏。
星象
第六十三回，刘备、庞统各领一军进取西川，孔明从荆州给刘备带去书信说：“亮夜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之分：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谨慎。”后来在七夕之夜，诸葛亮见正西一星坠地，便大哭：“庞士元之命必休矣！”确实，庞统正是七月七日于雒凤坡被乱箭射死的。
第七十七回，孔明对许靖说：“吾夜观天象，见将星落于荆楚之地，已知云长必然被祸；但恐王上忧虑，故未敢言。”果然，次日还没天亮，探马来报，关羽遇害。
经纬合流的产物《白虎通义》使得经学神学化的过程登峰造极，也标志着谶纬之学的衰落，实际上，物极必反，反而限制了经学本身的良性发展。使得儒家学说在汉末三国时期不再为士人所热衷，以通经起家的袁氏家族选择了由儒到侠的军阀之路，许多世家大族不再选择“学优则仕”的通达之路，取而代之的是一股“不求闻达”的魏晋风流。
从谶纬的兴起、盛行和衰落，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经学与纬学的内生斗争，与形式统一，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向更加先进的文化演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