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初，社会中的儒家学者与国家政权尚未融合，在元朝多游离于政权之外，即便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制度，儒者可以进入政权体系，但只能成为吏员，难以成为朝廷官员。儒者与政权在元朝是相剥离的，这种状态延续到洪武初期。
洪武期间，通过建立中央和地方学校，恢复科举制度，恢复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儒生开始逐渐融入到国家政权中。洪武中后期以后，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大多由儒者担任。
洪武朝三十一年间，由元入明的官僚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明朝通过学校教育开始重新培养起一批新的儒家知识分子，并通过科举进入政权体系，地方府、州、县学校培养新的一批富有政治进取心的儒家知识分子，成为政权的新生力量。如杨荣、杨溥、吴中、胡广等士大夫均是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对建文到正统期间的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洪武时期的士大夫政治处境和势力有如下特点：
第一，明初的士大夫既不能如宋代士大夫般获得与君主同治天下的尊崇地位，也不能如元朝儒者般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明初的政治生态决定了士大夫的处境必将处于两难之中：既不能同国家政权相分离，又不能在国家政权中获得士大夫应有的主体地位。
第二，士大夫在国家关系体系中的位势发生改变。从“君主-士大夫-百姓”模式变成“皇帝-百姓”模式。朱元璋的《教民榜文》和《大诰》是地方社会管理中的两个基本文件，规定了地方社会的礼仪和法律框架。百姓的一切恩泽来自皇帝，皇帝成为地方社会的精神领袖。士大夫仅仅是皇帝旨意在地方社会的施行者，百姓对皇帝的归属感远大于对士大夫的归属感。
建文即位后，试图改变士大夫在洪武时期的政治处境，恢复宋代士大夫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江南土人逐渐成为主导者。但是，“靖难”改变了正常的前进方向，建文朝给明代留下的是文人治国的实践、士大夫政治的复萌、方孝孺的气节、建文帝的政治倾向，这成为后世士大夫缅怀建文朝政的理由。
永乐朝后，虽然创立内阁，却仅仅是皇帝的咨询机构，品级低下，响力有限，永乐时期的诸多政治，如下西洋、五次北征、征战安南、迁都北京等举措，在士大夫眼中均是弊政，却并未招致士大夫的谏阻贩对。
永乐十九年(1421年)后，因灾变求言而鼓荡起士大夫对时政的批评，而批评再次遭到朱棣的大力镇压。户部尚书夏原吉因谏阻北征入狱、兵部尚书方宾因谏阻北征自杀、东宫讲官杨溥入狱十年是永乐时期士大夫的生存状态的写照。
士大夫在永乐朝并未获得政治主体地位，而是处于蛰伏状态，永乐朝政依靠的是军功贵族和皇室贵族，辅助以宦官势力。文官士大夫在洪武和永乐两朝并未享受到朝廷对武官的恩礼，对武官的辍朝、赠谥次数远远高于文官。从洪武到永乐末年这五十年中，士大夫始终处于尴尬状态，并未进入权力中心。
朱棣死后，永乐和洪熙政权转移之际是明前期士大夫政治角色、政治主体地位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
第一，士大夫成为皇权转移中的核心影响力量，杨荣和金幼孜在行官中妥善处理朱棣死后事宜，杨士奇辅佐皇太子安定北京局势。三杨等士人主导了皇权在朱棣和朱高炽之间的顺利传承。
第二，士大夫借助仁宗即位诏书开始对水乐朝政大力更张，诸如停止下西洋等事被以急切的语气写入诏书中，公告天下。
第三，仁宗是继建文后完全接受儒家教育成长起来的皇帝，其治国理念与三杨等士大夫相契合，并在为太子期间得到了士大夫的维护。仁宗和宣宗均经历和参与了朱棣“靖难”的过程，亲眼见到建文皇权的覆灭。
从洪武、建文、永乐三朝获得的政治经验是：
1.国家政策可以大幅度调整，洪武和永乐重武轻文的政治风气应该改变，但是不可动摇皇权集中和专制，这是一切改变和调整的前提，这一经验很可能来自洪武、永乐帝以集中的皇权而获得长时间的统治，而建文却因为放松对皇权的集中和专制而被颠覆。
2. 士大夫应在保证皇帝权力至高无上的基础上成为国政的主导者，这来源于士大夫具有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精神追求，还在于士大夫群体相比武人集团来讲更加安全。
3. 仁宜时期的士大夫政策就在皇权要专制与士大夫要任用这一天平两端摇摆摆过程中获得实施。如宜宗在重用杨士奇的同时，却还要深夜到杨士奇住所探访。宜宗在重用士大夫的同时，却也延续了永乐以来宦官对军事、外交、财政等方面势力的渗入，即位诏和遗诏对政策的调整并没有触及已经很明显的宦官干政现象。宣宗还设立内书堂，令宦官读书识字，以期更有效地为皇权所用。
4. 士大夫在仁宣时期虽然获得了国家政策主导者和调整者的身份，但是，改革权力的获得来源于皇帝的认可。以三杨为首的改革派对于政治的改革力度越强，越需要获得皇帝的信任。士大夫在仁宣时期对国家政治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也是华贵而谄媚的文风发展的最高潮时期。
仁宣时期虽然改变了洪武和永乐时期的政治风格，士大夫获得政治机会，但是皇权的集中和专制并未动摇。士大夫在仁宣的政治场域中，借助与皇帝的亲密关系而获得政治改革的权力，士大夫势力改变永乐时期的蛰伏状态，重新成为改革的主导者。
同时士大夫也认识到皇权不可动摇和至高无上，难以恢复宋代的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的政治景象，一切改革必须在获得皇帝支持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因此才在政坛掀起这股谄媚和奉迎的士林风气。
正统以后，以张太皇太后为首的皇室贵族和以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填补了因皇帝年幼出现的皇权空隙。正统初年，士大夫除了尽忠皇帝外，还要处理与大皇太后、王振的关系，政治关系更趋于复杂。随着明初军功贵族集团势力的弱化，特别是“土木之变”后，军功贵族大部覆灭，明朝的政治体制才接受士大夫的全面加入。景泰年间的士大夫已经完全成为国家政治调整的决策者和实施者。
在明代前期，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讲，内阁阁臣的政治身份为皇帝的代言人。六部和都察院是最高的政府机关。明前期废除宰相后，六部和都察院的长官在朝政中的发言权明显增强。水乐朝内阁创立后，依靠与皇帝的亲近关系，政治影响力和政治位势逐渐超越六部和都察院。
从永乐到天顺期间，内阁权力保持上升状态。仁宜以后逐渐形成内阁与六部、都察院共同决策和施政的局面，这种类似宰相会议的政治模式正式成为明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为纠察高级官员、监督国政、发挥谏诤之权，设立六科、十三道监察御史，多由品级低、资历浅的官员充任。
从洪武到天顺期间，科道官员纠察必先请皇帝旨意，缺乏独立自主的政治发言权。天顺时期，在内阁大学士李贤的主持下逐渐改革科道政治监督模式，朝廷言路逐渐得以畅通。科道官政治监督行为的真正实行须基于官僚士大夫在朝政中地位的彻底稳固，科道官员在内阁和六部的政治纠纷中才逐渐崭露头角。
明前期科道官所代表的政治舆论和政治监察功能在天顺以后开始变化，到达明中后期以后逐渐彰显蓬勃的政治影响力。这种风气的转移即是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理想的现实抒发，又是明朝无宰相的政体中出现内阁和六部势力均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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