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苍梧，一个很有名又很神秘的地名，我们所知道的苍梧，大都与舜帝有关。舜帝，三皇五帝之一，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他不仅是中华道德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奠基人。作为舜帝的归宿地苍梧，位于今湖南南部永州市宁远县境内，是历代人们心中的圣地，可在历史的演变中，苍梧这个地名却为何到了现在的广西梧州？
桂阳郡，这个以郴州为郡治存在了上千年的汉代湖湘第一郡，无论是《辞海》、《水经注》，还是《万历郴州志》等史志书，却为何都没有将西汉中早期桂阳郡的历史沿革论述清楚？
还有，苍梧、桂阳郡、郴州市这三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近日，由郴州网与湖南省文史专家谢武经、郴州市相关部门联合组成的湘粤古道历史文化长廊考察组，在对古苍梧、桂阳郡、郴州市的历史源流考察研究数年后，有了突破性、历史性的进展，并将研究成果撰写成本文。通过阅读本文，可知在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于广信（今广西梧州市）设置的苍梧郡之前，还存在一个古苍梧郡甚至还有苍梧国，而这个古苍梧郡的郡址、苍梧国的都城，以及汉代设置的桂阳郡郡治，都在湖南郴县（郴州）。
文中，作者对古苍梧、汉代桂阳郡的历史源流进行了详细梳理，并绘制了各个时期的大致区域地图，更形象地梳理出郴州市的前世今生及地域变化，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拨开了郴州的历史迷雾，还原了郴州的前世今生，展现了郴州一路走来的足迹，让郴州人民知郴州、懂郴州、爱郴州，并为郴州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加厚重的文化资源。
郴州远古历史：苍梧、桂阳郡历史源流图志
谢武经 曾湘荣 谢昱
湘南，大体是指今湖南的衡阳、郴州、零陵以及现株洲、邵阳的部分南部地区，历史上由于治理范围有时扩大到今湖南以外的广东、广西、江西四省，本文也会有所涉及。
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以前，湘南这一地区的远古历史地理一直扑朔迷离。随着龙山县里耶秦简的出土及众多考古资料的发现，湘南这段尘封的远古历史地理，被打开了冰山一角，使以郴州【注：前身为苍梧国或郡、长沙郡郴县、桂阳郡等的治所所在地】为中心的湘南远古历史地理浮出水面。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初步厘清这段历史甚至描绘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以前湘南的历史地理图志，当然肯定会有纰漏、错误，很不完善，特别是绘制的地图，只能是大致的范围，无法达到准确，更不能说精准。所以，整篇文章就当抛砖引玉吧。
第一节 从苍梧说起，“古苍梧”的“范围”在湘南苍梧，很神秘的地名，二千多年来，既困扰了不少文人墨客，也困扰了不少史学家。苍梧在哪里？苍梧郡在哪里？苍梧是如何演变的？《辞海》记载：“【苍梧】郡名。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治所在广信（今广西梧州市）。”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把苍梧定位在今广西梧州市。然而，近年来，随着众多考古的新发现，苍梧的神秘面纱被逐步揭开，在西汉元鼎六年（前111）于广信（今广西梧州市）设置的苍梧郡之前，还存在一个古苍梧，这个古苍梧和古苍梧的治所在哪里呢？
关于古苍梧的位置，吉林师范大学李强先生通过研究后认为：苍梧最早是与传说时期的舜帝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肯定，古苍梧在湖南省境内，且应该在长沙郡南部。著名楚文化研究专家高至喜在《楚文化的南渐》一书中说：“我们扼要地叙述了两广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器或受楚文化影响而铸制的青铜器，但是却没有发现一件典型的楚式陶器和一座楚人的墓葬。……由此看来，在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领地一直未能越过南岭，而到达两广地区”“本文所指湘南系包括今衡阳市及郴州、零陵两个地区所辖范围，大体是古代文献中的‘苍梧’之地。”广西师范大学张弛先生在《秦楚苍梧郡“南移”初探》中说：“迟至战国中期楚悼王时，人们已普遍认为今湖南南部湘江上游一带就是与舜帝南巡有关的‘苍梧’之地。因此，楚国征服了这一地区后，在此设置了楚苍梧郡。秦灭楚后，沿袭楚郡，设立了秦苍梧郡。秦苍梧郡的主体不在岭南，其辖境约以五岭为限与秦桂林、南海郡接境。”永州学者孙吉升在《苍梧之野、江南九疑，楚越地图唯指宁远》的文章中载：“九疑山【注：即苍梧之野】地名早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就有了，零陵郡是在西汉时期才设置的，也就是说九疑山的地名比零陵郡地名至少要早274年。”这些专家的论述实际上把“古苍梧”所在的地理位置划出来了，即“古苍梧”在湘南。
2002年湖南龙山县里耶出土的秦简，在秦、楚历史地理研究史上引起了一次不小的地震，洞庭、苍梧郡的出现，改写了秦、楚的历史地理。传统的说法，现在湖南所处的位置，基本为秦、楚时黔中、长沙郡地，突然之间，黔中、长沙郡没有了，分别被洞庭、苍梧郡所取代。从2002年至今，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了下列共识（本文不讲洞庭郡，只讲与苍梧郡有关的研究成果）：
第一、秦始皇中、前期及楚国未设长沙郡，但有洞庭、苍梧二郡。何介均先生根据里耶秦简有“卅四年‘奏及苍梧为郡九岁，乃往’”的记载，认为“苍梧”确为郡名，且建置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徐少华先生则据此进一步认为：“楚人于战国中期即在其南境的今湖南一带设置了洞庭、苍梧二郡。秦始皇二十五年，于王翦‘定荆南地’后，随即设立的洞庭、苍梧两郡，实承楚国故制而来。”
里耶秦简中“奏及苍梧为郡九岁，乃往”内容
第二、楚国苍梧郡的范围，学术界大都认可是现在的湘南地区，含部分粤北及桂东北的区域。
第三、秦代苍梧郡的范围扩大，实际就是历史上原来在地图上标识的秦代长沙郡范围【注：笔者对《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秦长沙郡的范围有不同认知，秦苍梧郡不含长沙，但秦设长沙郡含从苍梧郡及南郡划分过来的临湘和今湖南北部的部分区域，在临湘设郡时才称“长沙郡”。此外秦长沙郡还含设置在今梧州地区的“荆新地”苍梧县。详情后述】。即：北界南郡（今洞庭湖、岳阳以北）；西与沅澧中下游的洞庭郡以及沅水上游的蛮、越聚居地相接，以资水为界；东与九江郡为邻（含今江西的部分地区）；南以五岭为限，五岭以南为南海、桂林、象郡。
第四、秦末改苍梧郡为长沙郡，郡址迁长沙。徐少华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苍梧郡为长沙郡“可能发生在秦二世元年，即公元前209年”“长沙取代苍梧之后，经过了秦末三年，楚汉相争之际，长沙郡沿用未变，以至才有‘长沙郴县’的政区结构和汉高祖以‘长沙（郡）’封吴芮为长沙国的格局。”
徐少华先生在《楚秦汉苍梧郡建置、地望及相关问题考述》中说：“陈伟先生和我们都曾撰文分析，认为秦苍梧郡当位于《山海经》《水经注》所载的古苍梧山（今湘南之九疑山）以北的湘江上、中游地区，随着里耶资料的不断公布，这一问题更加明朗。”
第二节 郴州既是远古帝王都邑、也是古苍梧郡治
一、司马迁对郴州远古历史的纲领性提示。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说：“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
这句话含有三层意思：一是说古代的帝王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二是说郴县是在上游，是古代帝王所居的地方。三是说迁义帝到长沙郴县是抬举了他（实际是说，义帝迁居到古代帝王所居的郴县，没有亏待他）。
其实，司马迁这句话表达的内容很简单，“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即可，用不着画蛇添足，更不必扯上“古之帝”。然而，这句话却体现了司马迁的良苦用心，既揭露了项羽假惺惺地把楚怀王（义帝）抬高到远古帝王的位置，背地里却派人杀害义帝的险恶用心。还透露了一个历史大秘密，即郴州是一个“古之帝者” 驻足的地方。也就是像义帝一样，是古代帝王在这里建都的地方。
司马迁这句话虽通俗易懂，但称郴县（郴州）为“上游”，却困扰了不少学者。关于“上游”的解读，《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注释中说：“文颖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 解释含糊且没有针对性，答非所问。也有的学者解释“上游”即长江、黄河上游，认为这里可能是司马迁的笔误。更有人不认识“郴”字，则胡乱猜测。
怎么样理解郴州地处“上游”？从历史上看，长期经营南方的大国是楚国，楚国最南方就是连亘东西的南岭大山脉，也称五岭。五岭既是天险也是岭南与岭北的天然分界线，还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从北往南，五岭就是“上游。”这个大山脉，楚国及之前的任何王朝以及三皇五帝，他们的统治疆域只到五岭为止，从来没有越过五岭而到达岭南。为什么？其核心问题就是这里惊世骇俗的地理位置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穷山恶水。而在这里应该把“穷山恶水”四个字改为“险山恶水”。
郴州的武溪是五岭中岭南与岭北古代交通的水上交通大动脉，历来为天险。《水经注》载：“武溪水出临武县【注：今郴州临武县】西北桐柏山，东南流，右合溱水，乱流东南迳临武县西，谓之武溪。” 这条溪，早在西汉元鼎六年（前111）以后，就是桂阳郡（郡治设郴州）内一条最重要的交通水道。然而，到了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前14—49）镇压武溪蛮时，仍然被视为畏途。他在《武溪深行》中是这样描绘武溪的：“滔滔武溪一河深，鸟飞不渡，兽不能临。嗟哉！武溪多毒淫。”直到后来东汉熹平六年（177），周憬任桂阳太守，整治了河道，形成了今临武汾市至今广东韶关的所谓“太守川”，交通状况才有所好转。
武水船只上驶拉纤的情形
至于郴州的山之险，我们不妨从几首前人的诗作中感受一下。唐代鲍防（722—790）讲述杨贵妃的荔枝路时，在他的《杂感》诗中说：“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昔函关。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先过林邑山。” “桂阳岭”，《辞海》谓为骑田岭的别称；“林邑山”，郴州历来称为“林”“邑”之城，这也是泛指郴州的山。大雁南飞，到衡阳而止，过不了五岭之骑田岭，所以衡阳又称为雁城，衡阳自古有“来雁塔”“回雁峰”，潇湘八景之一的“平沙落雁”和衡阳八景之首“雁峰烟雨”亦在这里。陈礼恒先生是这样解读这两句诗的：“象郡，秦始皇时置，今广西西南和越南北部中部一带。函关，代指长安。桂阳岭和林邑山，都不是实指某座山头，这里应该是泛指包括骑田岭在内的郴州桂阳之高山大岭。声断衡阳之浦，大雁都飞不到郴桂，而护送荔贡的马却得奔走在这些高山峻岭中。朝发夕至，行速那么快；衡阳回雁，路途是那么险”。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在《病橘》一诗中这么描述：“忆昔南海史，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
而在郴州当地，一直流传着一句话：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船到郴州止，意思是从北沿湘江往南的船航行到郴州，便无法继续往前行了，到此打止，人或货物上岸，开始走陆路，现在的苏仙桥、裕后街一带，就是当时水陆转运点。马到郴州死，郴州的山太险，驮运货物的骡马都常常被累死，特别是一口通商时代，作为交通、贸易要道，湘粤古道极是繁盛，资料记载“骡马上万匹”，现在折岭头的湘粤古道青石板路面，仍清晰可见被马匹踏出来的无数蹄印。人到郴州“打摆子”，“打摆子”是当地土话，一般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说辛辛苦苦干活，却没赚到几个钱，白忙活。一种是说发疟疾病，说明郴州当时环境气候恶劣。
郴州终端码头：苏仙桥至牙石桥（图/李文）
古人说郴州南岭的山水“鸟飞不渡”“兽不能临”“武溪多毒淫”“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先过林邑山”“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何等险恶！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远古时期，哪位帝王敢于翻越五岭到达岭南？只有秦始皇才真是千古一帝，居然征服了岭南，并在这里置南海、桂林、象郡。
郴州正在五岭中段的高山上，是南岭山脉上唯一的、最重要的不二历史重镇，至今仍然是五岭中段高山上唯一的地、市级城市。湖南、郴州、郴县历届地方志书，均记载：郴州地处荆楚上游。明末清初的郴州名人喻国人在《郴江便江滩险论》中说：“一滩高一尺，十滩高一丈；仔细思量起，郴州近天上。”也是说郴州在上游。
从历史上看，长期经营南方的大国是楚国。从方位学的角度讲，楚国是一个“尊南”“崇南”“尚南”的国家，即以南为“上”的国家。从湖南出土的楚墓看，大多数是头向南方，出土的地图也是以南为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即《驻军图》《地形图》《城邑图》，它们的方位设置皆为上南下北，而这时已经到了汉朝。为此，吴顺东先生在《马王堆古地图有关方位问题浅析》中说：“可以初步肯定上南下北的方位体系属于南方文化传统。” 为此，我们手拿当时的地图观察，郴州不正是上游吗【注：秦以前五岭以南基本还没有进入中原政权的版图】？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所记的事均为楚汉之争的事，而项羽不仅为楚人，且为楚贵族的后裔（楚国名将项燕之孙）。
宋隆兴年进士吴镒【注：临川人，淳熙十二年知宜章县事，绍兴中擢知郴州】有一首《水调歌头·三楚上游地》词，内容为：
三楚【注：秦、汉时分战国楚地为三楚。《史记·货殖列传》以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上游地，五岭翠眉横。杜诗韩笔难尽，身到眼增明。最好流泉百道，囗囗绕城萦市，唯见洛阳城。化鹤三千岁，橘井尚凄清。阆风客，紫贝阙，白玉京。不堪天上官府，时此驻霓旌。岁晚朔云边雪，压尽蛮烟瘴雨，过雁落寒汀。目所观前人，盖以词寓其意。况有如泉酒，细与故人倾。
吴镒的词，第一句就直接挑明“三楚上游地，五岭翠眉横。” 即五岭的郴州为三楚上游。把《史记·项羽本纪》中说的“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解释得一清二楚。
至于长江、黄河上游说，就很不靠谱了。我们翻开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时期全图》可以看出，至秦统一全国，其疆域东北界仅在今丹东、沈阳附近，北及西北界仅到今呼和浩特、银川附近，西界仅到今兰州、成都以西、昆明以西。 也就是说，长江、黄河上游还没有进入秦朝版图，更没有进入荆楚版图。绝非《史记·项羽本纪》中所说的“上游”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时期全图》
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145年）为汉初人，撰历史巨著《史记》，被称为太史公。无论作为官方还是私人收藏，其历史资料的占有无人可比。可以说，这样的话只有司马迁才能够写得出来，也只有他写出来才是可信的。这就是“司马迁对郴州远古历史的纲领性提示”的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的领会、研究。
那么，“古之帝者”是哪些帝王来到了郴州（古苍梧）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就有二位。第一位是舜帝。《史记》载：“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是指舜帝，湘南宁远九疑山有舜帝陵，马王堆出土的古地图上亦有标识，舜帝陵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位是义帝。《史记》载：“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这是指义帝，现郴州还有义帝陵，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位即炎帝神农氏。《路史》载：“帝崩于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这是指炎帝神农氏，湘南炎陵县还有炎帝陵，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实还有禹帝，禹王碑出自南岳衡山。后来的楚国设苍梧边郡，秦袭楚制设苍梧郡，义帝设都城，汉初设桂阳郡边郡，实皆沿此而来【注：详情后面一一论述】。
二、楚、秦苍梧郡郡治在郴州
关于古苍梧郡的郡治，此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临湘，即长沙。也就是说，长沙郡的名称是由苍梧郡改名而得；一种说是郴县（今郴州），即是说楚、秦苍梧郡郡治设郴县（今郴州）。秦始皇三十四年全国统一后，苍梧郡不再是边郡，变成内陆郡，郡治设郴县（今郴州）的地理位置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管理，因而迁临湘（长沙）。
（一）、临湘（长沙）为苍梧郡郡治说被《奏谳书》记载的案件否定
“临湘（长沙）为苍梧郡郡治说”的主要代表是周振鹤先生，他们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中说：“《太平寰宇记》卷171《江南道·潭州》引甄烈《湘州记》云：‘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州。’此长沙郡置郡年恰与苍梧相合，颇疑长沙与苍梧实指一郡”“《史记卷》8《高祖本纪》载：‘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水经·湘水注》亦有‘又右迳临湘故城西县治……秦灭楚，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也。’临湘或即为秦苍梧郡治所在。”
还有一位徐少华先生。他在《楚秦汉苍梧郡建置、地望及相关问题考述》的文章中阐述了两个问题：
1、苍梧郡废置的时间。徐少华先生说：“资料表明，苍梧郡的废置必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以后，而长沙郡的设立又在汉高祖元年（前206）之前，两者的兴废交替，只能在其间的六年中。”徐少华先生的这一判断十分精准，因为里耶秦简有秦始皇三十四年“苍梧为郡九岁”的记载，也就是说至少这一年还称苍梧郡。而汉高祖元年，项羽“徙义帝长沙郴县”，这时苍梧郡已经废置，被长沙郡代替。为此，徐少华的“两者的兴废交替，只能在其间的六年中”的“唯一性”判断，十分精准和精彩。
2、苍梧郡郡治所在地的判断。徐少华先生在《楚秦汉苍梧郡建置、地望及相关问题考述》说：“楚、秦苍梧郡约始置于战国中期，主要范围在苍梧山以北，以今湖南长沙、郴州为中心的湘水流域，至秦二世元年（前209）左右改为长沙郡”，为此“楚、秦苍梧郡治于何地，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没有明确的信息。从其境域范围而言，治临湘和郴县皆有可能。然从吴芮长沙国‘都临湘’的史实来看，秦末汉初的长沙郡亦应治临湘。如果秦末长沙郡又由楚、秦苍梧郡改名而来，则楚、秦苍梧郡很可能也治于临湘。我们期望随着里耶秦简资料的陆续刊布，能对解决这些疑难，提供更多的线索。” 徐少华先生是湘省以外难得的第一个提出苍梧郡郡治“治临湘和郴县皆有可能”的专家学者。遗憾的是，他又根据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一个案例的有关记载，说明苍梧郡的郡治在长沙。然而，实际上正是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记载的案件，否定了苍梧郡的郡治在长沙。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记载的《南郡卒史盖庐、挚田、假卒史目鸟复攸隼等狱簿》中的案例中说：
御史书以廿七年二月壬辰到南郡守府，即下，甲午到盖庐等治所，其壬寅补益从治，上治它狱。四月辛卯瞗有论去，五月庚午朔益从治，盖庐有赀去，八月庚子朔论去，尽廿八年九月甲午巳。御史下书别居它笥。今复之：曰：初视事，苍梧守灶、尉徒唯谓：利乡反，新黔首往系，去北，当捕治者多，皆未得，其事甚害难，恐为败。视狱留，以问狱史氏，氏曰：苍梧县反者，御史恒令南郡复。义等战死，新黔首恐，操其假兵匿山中，诱召稍来，皆摇恐畏，其大不安，有须南郡复者即来捕。义等将吏卒系反盗，弗先候视，为惊败，义等罪也，上书言裁新黔首罪，它如书。灶、徒唯曰：教谓新黔首当捕者，不得，勉力善备，弗谓害难，恐为败。唯谓久矣，忘弗识，它如。氏曰：劾下与攸守媱、丞魁治，令史[左“肆”左半部，右“左”]与义发新黔首往候视，反盗多，益发与战。义死，攸又益发新黔首往系，破，凡三辈，并主籍。其二辈战北，当捕，名籍副并居一笥中，亡，不得，未有以别知当捕者。及屯卒□敬，卒已罢去，移徙（？）逮之，皆未来。好畤辟有鞫，氏以为南郡且来复治。问，氏以告，不知上书，它如。媱、魁言如氏。诘氏：氏告 曰义等战死，新黔首恐，操其假兵匿山中，诱名稍来，皆摇恐畏，其大不安，有须南郡复者即来捕。吏讯氏，氏曰：主新黔首籍，三辈，战北，皆并居一笥中，未有以别知当捕者，逮 未来未埔，前后不同，皆何解？氏曰：新黔首战北当捕者，与后所发新默首籍并，未有以别知。主逮未来，狱留须。为攸令，失闻。别异，不与它令等。义死，黔首当坐者多，皆摇恐吏罪之，又别离居山谷中。民心畏恶，恐弗能尽偕捕，而令为败，幸南郡来复活。视事掾狱，问氏，氏即以告，恐其怒，以自解于，实须 来别籍，以偕捕之，情也。无它解。诘：系反群盗，儋乏不斗，论之有法。格掾狱，见罪人，不以法论之，而上书言独裁新黔首罪，是欲释纵罪人也。何解？曰：□等上论夺爵令戍，今新黔首实不安辑，上书以闻，欲陛下幸沼以抚定之，不敢释纵罪人，无它解。诘等：虽论夺爵令戍，而无法令，人臣当谨奏法以治。今释法而上书言独裁新黔首罪，是欲释纵罪人明矣。吏以论，何以解之？曰：无以解之，罪。问南郡复吏，到攸，攸逮未来，未有新黔首当捕者名籍。来会建曰：义死，自以有罪，弃籍去亡，得□。视氏所言籍，居一笥中者，不署前后发，无章，杂不可知。南郡复吏乃以智巧令攸诱召聚城中，谒（？）讯傅先后以别，捕系战北者。狱留盈卒岁，不具断，苍悟守已劾论□□□□□□□□ 及吏卒不救援义等去北者，颇不具，别奏，它如辞。鞫之：义等将吏卒新黔首系反盗，反盗杀义等，吏新黔首皆弗救援，去北。当逮锭，传诣攸，须来以别黔首当捕者。当捕者多别离相去远，且事难，未有以捕章捕论，上书言独裁新黔首罪，欲纵勿论，得，审。令：所取荆新地，多群盗，吏所兴与群盗遇，云北，以儋乏不斗律论。律：儋乏不斗，斩。篡遂纵囚，死罪囚，黥为城旦，上造以上耐为鬼薪，以此当。当之：当耐为鬼薪。系。讯者七人，其一人系，六人不系。不存皆不讯。【注：原文来自网络】。
徐少华先生认为，这段材料向我们提供了若干信息：“(1) 秦始皇二十七年苍梧郡确已存在，与上属里耶秦简的材料相一致。文中所述事件发生在此前，很可能就在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并设苍梧郡之后的当年或次年，简文称这一带为‘荆新地’，即新夺取的楚国故地，称当地百姓为‘新黔首’皆可说明。(2) 苍梧郡属下有‘攸县’，应是这次反叛事件的发生地。秦攸县，当即汉攸县的前身，故址在今湖南攸县东北、攸水以南，即湘水中游以东。既然位于湘水（今湘江）中游的攸县时属苍梧郡所辖，说明当时的苍梧郡就应在这一地区。(3) 当时苍梧郡内出现了疑难案件，朝廷指示南郡派人复审、定谳，说明苍梧郡与南郡邻近，若将秦苍梧郡定在今广西梧州一带，则与南郡相去较远，往来不便。”
徐少华先生上面所述的核心问题是对“荆新地”的解读，以及“荆新地”的位置。
第一、“荆新地”的两种解读：一种是徐少华先生认为：“文中所述事件发生在此前，很可能就在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并设苍梧郡之后的当年或次年，简文称这一带为‘荆新地’，即新夺取的楚国故地，称当地百姓为‘新黔首’皆可说明。”另一种是张梦晗和蔡万进先生的解读。张梦晗在《从里耶秦简看“荆新地”的秦制化进程》中说：“秦灭楚后新占领的地区可统称为‘荆新地’”“‘荆新地’的称谓出自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蔡万进先生在《秦“所取荆新地”与苍梧郡设置》的文章中则认为：“秦令中的‘荆新地’应指秦灭楚后新占领的地区”“新黔首是指“荆新地”的老百姓【注：秦称平民、百姓为黔首】”。笔者认为张梦晗、蔡万进先生的表述才是准确的，徐少华先生所说的“新夺取的楚国故地”不能说是‘荆新地’，因为它本属荆楚，只有“秦灭楚后新占领的地区才可称为‘荆新地’”。从《南郡卒史盖庐、挚田、假卒史目鸟复攸隼等狱簿》中的记述可以看出来，“秦灭楚后最先占领的地方”就是新并入荆楚苍梧郡的“苍梧县”，这里的老百姓称“新黔首”，因刚并入荆楚，发生了叛乱。
第二、“荆新地”苍梧县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绝不会在原楚国的范围内。为此，徐少华先生所说的“简文称这一带为‘荆新地’，即新夺取的楚国故地”说不能成立。新占领的“荆新地”应该是在原楚国以外的南岭以南地区【注：南岭以北本属荆楚的范围】，更不会是攸县或离攸县不远【注：攸县及周围早属荆楚】。所以，“荆新地”应该在楚苍梧郡之南且楚时并不属苍梧郡。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苍梧县”应该是指汉初被南越国掠夺过去后封给苍梧王赵光的地方，也就是汉武帝元鼎六年设苍梧郡的地方。徐少华先生所说的秦始皇三十四年至汉高祖元年这六年中发生了苍梧郡与长沙郡的兴废交替，即长沙郡代替了苍梧郡。实际上是原设郴县的苍梧郡因秦统一全国后，南有南海、桂林、象郡，苍梧郡已不是边郡，因而郡治搬临湘，并吸收南郡的南部地区，改名称为长沙郡。而不是长沙郡就是原苍梧郡，这是两回事。
到了汉初，南越国建立，汉高帝又要在郴县设边郡时，由于南越国已经夺得先属苍梧郡、后属长沙郡的苍梧县，并把这里封给了苍梧王赵光。“苍梧”的名称被南越的苍梧王霸占，不可能再在郴县置苍梧郡了，只好改建桂阳郡。直到汉武帝灭亡南越国，苍梧郡回归，然而其名称已从湘南到了广西。这就是整个“苍梧”的演变史。
另外，苍梧郡的郡治不可能在长沙。
第一、徐少华先生说：“苍梧郡属下有‘攸县’，应是这次反叛事件的发生地”。这值得商榷。《奏谳书》记述的是：“苍梧县反者，御史恒令南郡复”，说明反叛事件发生在苍梧县，不是攸县及其附近。
第二、徐少华先生说：“当时苍梧郡内出现了疑难案件，朝廷指示南郡派人复审、定谳，说明苍梧郡与南郡邻近”。这一说法是对的，不但邻近，从出土的文献资料看，苍梧郡与南郡（郡治设今湖北）应该是相邻。攸县当时属苍梧郡，确实与“南郡邻近”。但如果说苍梧郡治是在长沙的话，那么问题来了，南郡为什么要越过攸县与南郡中间的长沙，到攸县来“复审、定谳”？为什么离攸县很近的苍梧郡（如果郡治设长沙）不能安排属下攸县的事，反而要南郡（郡治设今湖北）来越权越界管这一案件？无论从什么角度讲，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历史真相应该是，属于苍梧郡的攸县与“南郡邻近”，攸县北面离攸县并不很近的长沙理所当然属于南郡，不可能成为苍梧郡郡治。最合理的解释是，攸县虽属苍梧郡，北邻南郡，甚至临湘（长沙）当时亦属南郡的范围。是时南郡已经稳定，郡治设郴县的苍梧郡刚被秦朝征服，内部不稳，刚夺下的“荆新地”，即今九疑山以南的梧州一带虽设置了苍梧县，然而政局混乱的苍梧郡还无法正常处置，只能靠邻近的南郡干预。南郡其实也不能自行干预，还需朝廷委派。
第三、苍梧县其实离攸县很远，因而办案时间很长，路途十分遥远。《奏谳书》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御史书以廿七年二月壬辰到南郡守府，即下，甲午到盖庐等治所，其壬寅补益从治，上治它狱。四月辛卯瞗有论去，五月庚午朔益从治，盖庐有赀去，八月庚子朔论去，尽廿八年九月甲午巳”。这段话很难读懂，好在学识渊博的高恒研究员有译文：“御史府文书于[秦王政]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二月十七日送达南郡府。南郡府随即于十九日下发到盖庐等卒史办公处所。本月二十七日增补益参力审理此案，由于益正在审理其他案件，而未到职。四月十七日，瞗本人因被起诉而离职。五月二十七日，朔、益开始参加审理此案，盖庐因犯赀罪，而撤职。八月二十八日，朔因被起诉离职。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底九月二十三日结案，凡四百六十九日。朔病六十二日，行道六十日。乘传马及船行五千一百四十六里。以行道日数相除、日行八十五里，余四十六里【注：按这几个数字计算，途中用了约六十天】。除去元、伏二日休假，它狱四百四十九日，定治十八日。”《奏谳书》中提到办案“乘传马及船行五千一百四十六里”，应该是从攸县到苍梧县调查中往返的距离。明代徐霞客楚游时，从攸县到达九疑山，扣除在衡阳及南岳停留的时间，途中乘船或步行用了二十八天【注：单程】，其时间与当时办案往返“行道六十日。乘传马及船行五千一百四十六里。以行道日数相除、日行八十五里，余四十六里”【注：往返】极为相近。为此，笔者推测，当时九疑山西南的梧州一带，已经被王翦、蒙武征服成为“荆新地”，并在这里新设置了苍梧县，隶属苍梧郡，《奏谳书》中的案例正好证明刚建立的苍梧县民众不服从而反叛。
研究湖北张家山出土的《奏谳书》所记这个秦代案件后，初步厘清了“苍梧县”设置的时间和地点，是在秦始皇南征五岭夺取今梧州这片原来并不属于荆楚的地方后【注：即‘荆新地’】，在这里设置了苍梧郡属下的苍梧县；待秦末苍梧郡郡治迁临湘（长沙）改长沙郡后，为长沙郡属下的苍梧县；汉初赵佗夺得苍梧县，建南越国后在这里设苍梧侯国，封族弟赵光为苍梧王【注：此时汉朝己无苍梧郡，因已经改为长沙郡】，建苍梧王城于梧州。汉武帝元鼎六年，苍梧王赵光投降汉朝，被封为隋桃侯。汉王朝在这里设苍梧郡，“苍梧郡”建制、名称再现，但已经不在郴州，而到了梧州。由此看来，苍梧的地名一直存在，而实际地理范围则由湖南移到了广西梧州地区。从此，“苍梧”名称永远落户广西。
另外，上面的论述也证明了秦苍梧郡郡治从来不在长沙，长沙郡应该是汉王朝撤销秦苍梧郡后，划原苍梧郡的地域及南郡南部【注：南郡当时在今湖南的地域】重新设立的新郡。至此，“苍梧”名称南渐及长沙郡设置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
（二）、郴州为古苍梧郡郡治
笔者认为，楚、秦苍梧郡治不可能在长沙，而正是徐少华先生提到的在“郴县（今郴州）”。理由如下：
1、郴州地处南部边陲，必为古代帝王流亡之地、边境郡邑设置之所。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陆地上的边疆问题，特别是南疆和北疆。如秦、汉北疆的匈奴，南疆的百越、南越。不过，汉武帝元鼎六年以后，南岭成了内陆山脉，正南方面临大海，陆地边疆变成了海疆。然而，远古时期至秦朝以前，中国中央王朝的领域从来没有越过五岭以南，郴州成为中央王朝的最南边陲，而且地处延绵中国南部东西的五岭山脉中部。中原王国或部落之间战争的失败者，往往流亡这里，再无法往南，便在这里建国或组建新的部落联盟。
从近些年的考古发掘（如湘南道县福岩洞、玉蟾岩及郴州桂阳千家坪等地的考古发掘）来看，以炎帝、舜帝的陵墓都在湘南来看，炎帝、舜帝、禹帝在郴州建都或组建部落联盟的传说并非无稽之谈。楚国时，南隔五岭为百越，在郴置苍梧边郡势所必然。秦中早期，秦袭楚制在郴设苍梧郡顺理成章。秦统一中国后，郡治设郴州的苍梧郡不再是边郡，郡治迁临湘改长沙是适应社会的发展。南越国建国后，重在郴州建桂阳边郡应付南越国是防卫所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远古时期，郴州历来是湘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至少是秦在这里建郴县、义帝在这里建都、汉高祖在这里建桂阳郡，这是《史记》中有记载的。直到汉武帝元鼎六年，从桂阳郡分置零陵郡（郡治在今广西全州西南），湘南才出现第二个郡、州级行政机构。到隋朝，在今衡阳置衡州，湘南才出现第三个郡、州级行政机构。
2、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前的湘南政治中心在郴州
周振鹤教授认为：“苍梧一名则来自苍梧之野。”史学界公认，古苍梧郡的范围在湘南。既然古苍梧郡的范围在湘南，郡治也肯定在湘南。那么，湘南什么地方最有条件成为古苍梧郡郡治呢？
史料证实，秦、楚时期至西汉元鼎六年（前111），郴州一直是湘南的政治文化中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元鼎六年（前111）是一个节点：这一年分桂阳郡（郴州）的西部地域设零陵郡，从此湘南有了桂阳、零陵两个郡级行政机构。到隋朝开皇中，又在今衡阳设衡州，此后湘南有了三个郡（州）级行政机构。郴州地位开始削弱。由于秦、楚时期至西汉元鼎六年（前111），郴州为湘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为此，郴州最有资格成为苍梧郡的首府。
3、苍梧郡是楚国作为边郡设置的。所谓“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和楚“南有洞庭、苍梧”，说明楚国的苍梧郡是作为边郡设置的，就像前面所述的，汉初为应对南越国，在郴州设置边郡桂阳郡一样。如果郡治在长沙，遇紧急军情和突发事件，鞭长莫及，如何应对？前面已经述及桂阳边郡，作用相同。秦始皇三十四年“苍梧为郡九岁”，说明秦袭楚制，同样设置了苍梧郡。
4、从汉初在郴县设置桂阳边郡看，郴州是最适合设边郡的地方，因为郴县（郴州）为中国南北交通咽喉和军事战略要地。这里地处湖南南部，称湖南的南大门，为南北交通咽喉和军事战略要地。
《郴州总志·疆域志》称：郴州“间两粤之咽喉……处要而当冲，实扼塞而控险”“郴安，湖南九郡始可奠枕”。我们翻开地图，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我国的首都在西安（长安、咸阳）还是在洛阳、开封，或是在北京，中原通往岭南，怎么也绕不过郴州。我们现在站在郴州良田的折岭头，会看到湖南甚至全国最壮丽的古今交通奇观，湘粤古道遗址、湘粤公路遗址、粤汉铁路遗址、107国道、京珠高速公路、京广铁路、武广高铁这七条古今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均从眼底穿过。
郴州折岭头交通奇观（图/李文）
史载：早在楚国的鄂君启舟节铭文中就出现了“郴（鄙）”字；秦始皇派50万大军驻守五岭时，就有15万驻扎在郴州，并修通了通往岭南的“新道”；西汉在全国设铁官40处，而长江以南仅有桂阳郡（郴州）一处，令有些史学家感到惊奇且不可理解；汉初，汉高祖在郴州置桂阳郡，辖境东邻今江西、南接今广东、西界今广西、北达今邵阳和衡阳；征服南越后，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桂阳郡（郡治在郴州）设置零陵郡，而把粤北的大片土地划归桂阳郡（郡治在郴州）管辖。2004年，在郴州苏仙桥附近出土大量晋简，专家称：郴州苏仙桥的晋简、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2002年龙山县里耶出土的秦简三足鼎立，确立了湖南简牍文化中心地位。上属史实，充分说明郴县（郴州）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5、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春秋战国时郴州已经很繁荣
(1)郴州东江考古：2016年3月8日《中国文物报》第五版发表《东江考古出土的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珍贵文物》一文。文章介绍说：1978年至1980年，在郴州东江水电站工程水库淹没区考古发掘工作，历时二年三个月，发掘西周春秋至宋元十多个朝代的古墓528座，以及遗址、窑址等，出土文物13000多件，其中有不少珍贵文物，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后，湖南又一次大规模的很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仅在旧市一座高出地表20多米的马背形小山上，发掘西周至春秋墓47座，出土文物119件，有青铜器、玉器、水晶、陶器、石器等。在旧市曹龙山、送塘发掘战国墓八十座，出土文物四百七十八件，品种有铜器、陶器、铁器、玻璃器、玉器和石器等；从全国玻璃壁出土的情况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出土于楚地，这里八十座墓有十九座出土玻璃壁，说明当地四户中就有一户有玻璃壁，像这样一处二千年前的古墓葬如此密集出土玻璃器的情况，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没有过的。
(2)郴州城区考古：郴州博物馆的资料显示，建国以来，郴州考古发掘春秋战国、秦汉墓葬600余座（不含省里发掘数）。在郴州周边的山上，只要开工破土，春秋战国、秦汉六朝古墓比比皆是。
（3）湘南第一次发现楚国大墓：笔者的《郴州是古苍梧郡的郡治吗》发表后，翻阅高至喜研究员送给我的《楚文化的南渐》一书，发现他书中也表达了湘南为古苍梧之地的意思，因而约时间向他求教。2013年8月20日上午，我应约到他办公室，交流中觉得有些观点不谋而合，特别是关于郴州为古苍梧郡郡治的问题。同时，他还向我透露了一个惊天大秘密，说郴州在建高速公路时发现了一座楚国大墓，是目前湘南发现的唯一一座楚国大墓，墓主人当为楚国大夫级别，可惜的是大墓被推土机摧毁，文物送省博物馆未被征集。他说：“有一天，长沙简牍博物馆李鄂权馆长带来一个人，送来四件文物，想要省博物馆征集，博物馆袁建平等接待了他们，并通知我去鉴别。我一看，共有四件文物，因印象深刻，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四件文物是：谷纹玻璃璧、云纹漆樽、大玻璃珠（不规则形，来自西域）、S纹锡鼎（越式、已压扁）。这四件文物很珍贵，前三件可定为一级文物，后一件修复后可定为二级文物。”他怕我不清楚，特意将四件珍贵文物亲笔写在我的笔记本上。
高至喜手书郴州楚国大墓出土的四件珍贵文物
高至喜（左）与作者谢武经（右）研讨“苍梧郡治在郴州”后合影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发现，问他文物是怎么来的。他说是郴州修到宜章的高速公路推掉了一个大墓，送文物的人就捡到了这几样东西，还有好多竹木简，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捡了。这时，有人喊他有事，他就离开了。后来，听说博物馆没有征集，他就着急了，报告了馆长陈建明和文化厅厅长金则恭，两位领导指示寻找送文物的人，然而已石沉大海。
得到这一信息后既兴奋又着急，这么重大的发现，对郴州、对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因而想通过郴州媒体的报道，一方面保留这些历史信息，另一方面也希望郴州的有关部门组织人员花点精力重新调查，也许能有点收获。2013年10月18日，郴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徐继承、郴州市文物处原处长刘专可、郴州日报记者谭剑在我陪同下再次采访高至喜研究员。高至喜除向大家介绍了上属情况外，还说：从出土文物看，墓主人当为楚大夫级别的官员，有可能是“古苍梧郡”的重要领导成员。此后，我们还采访了长沙简牍博物馆的李鄂权馆长，李馆长除介绍有关情况外，对文物的流失十分痛惜。这次采访的情况，《郴州日报》于2013年11月10日以《郴州的历史文化研究大有可为》为题作了报道（因为此事特别重要，笔者特作此详述，留下历史记忆）。
郴州日报刊登高至喜论述苍梧郡的报道
6、文献资料证明苍梧郡治不可能在长沙
(1)《中国历史地图集》：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今湖湘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没有什么地名上榜，而在今湘南、古苍梧之地却有“方林”“深”“鄙（郴）”“临武”“九疑塞”，形象地体现了“苍梧之野”“苍梧之山”“苍梧之丘”“苍梧之渊”。而上榜的“长沙郡”在楚国的史料中却找不到出处。
(2)屈原《楚辞》：《楚辞》中说：“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译成今文即：跪在衣襟上诉说衷肠，我得了正道前途辉煌。驾着玉虬（白色虬龙），乘着凤凰，趁着长风我升腾天上。清晨从苍梧启程，傍晚我便到达昆仑。从词句看，“苍梧”“昆仑”都是十分遥远的地方。而屈原（约前340—前278）为楚国人，在湖湘活动的地方大体在湘北沅湘一带，在汨罗投江而死。如果苍梧郡治在长沙，有那么遥远吗？汨罗就在长沙隔壁啊，步行也不太远。
第三节 郴州远古历史：苍梧、桂阳郡历史源流图志列序
古苍梧的地理范围搞清楚了，远古的帝王在苍梧建国或部落联盟的事搞清楚了，古苍梧国或部落联盟、古苍梧郡在郴县（今郴州）建都邑、郡治搞清楚了。那么，为了一目了然、清晰地了解郴州的远古历史地理，下面按时间顺序各个历史时间段，将苍梧、桂阳郡历史源流按序列论述如下：
一、炎帝神农氏或在郴州建国或组建部落联盟
著名历史学家、炎黄文化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何光岳撰文《炎帝八世考》载：“神农氏乃最早由游牧社会进入农耕社会的一个最先进的部落，后来成为部落联盟的大酋长，被尊为炎帝。其后相继八世，传至帝榆罔。”他还认为“炎、黄两族争斗，黄帝得胜，榆罔（第八世炎帝神农氏）被迫南迁湘南。”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现任会长、研究员任国瑞先生则在《‘祝融’与‘大庸’考》的论文中说：“当炎帝神农柱再率族迁湘而定都于郴（今郴州市区及嘉禾、宜章县一带）时，容成氏则迁居于湘北洞庭湖西北之地，凭江湖之险建立容成国。”明确指出炎帝神农氏在郴州建都城。
笔者十分赞赏两位专家的研究成果，理由为：
（一）、神农作耒在郴州。《白虎通》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之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周易·系辞》载：“斫木为耜，楺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神农作耒在哪里？《衡湘传闻》说：“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耒山。”《明一统志》载：“耒水出郴州之耒山”。曾濂《蠡庵集》卷九《耒山考》云：“耒山，一名乌龙白骑，今呼屋岭山。即《汉书·地理志》耒山，耒水所出，在今桂阳县（现在的郴州汝城县）”。
（二）、神农氏在郴州骑田岭之阳发现稻种并发明了农耕文化。《管子·轻重戊》云：“神农种五谷于淇田之阳，九州之人乃知谷食也。淇田，即骑田岭也，音同而字偶异。”任国瑞先生认为：“神农氏发现稻种并试验，发明农耕文化中的稻作文化是在今郴州和古郴县境内，骑田岭应该是《管子》所谓的‘淇田’”。时至今日，骑田岭下的郴宜交界处还有“良田”古镇。
（三）、赤粪氏在郴州不远的宁远发明了杵臼。《吕览》记载：“赤粪氏作杵臼。”《衡湘传闻》云：“赤粪氏作杵臼于舂陵，尚有遗臼留焉，舂陵所由名也。”《水经注》亦云：“舂陵乡，盖由舂陵为名。”至今在宁远县还有以舂陵为名的“舂陵侯城遗址”、舂陵中学，有发源于宁远、流经桂阳和常宁等地的湘江支流舂陵水。
（四）、神农在嘉禾县建禾仓。王应章的《嘉禾县学记》载：“嘉禾，故禾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循其实曰嘉禾县，帝之教稼也。”高诱注《吕览》云：“昔炎帝神农氏能植嘉谷（嘉禾），神而化之，号为神农”。
（五）、神农在郴州尝百草，撰《神农本草》，被称为药王。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农本引《典语》故云：“神农尝百草别谷”。干宝《搜神记》故云：“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号神农。”现安仁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赶分社”也许与神农尝百草有关。安仁人历来把神农视为药王，从古至今有“赶分社”的习俗，即每年春分前三天和后三天为社日，在安仁举行“赶分社”活动。活动内容主要两项，一是祭祀药王神农氏；二是交易草药和农具。安仁及周边县市的居民，每年要吃了安仁春分草药后，才下田开耕。为此，“赶分社”也称为百草节。现安仁有很多与神农有关的古地名，如神农谷、抖药坑、晒药坪、神农脚、神农泉、神农殿、香火堂、九龙庵、药湖寺、断肠坡等。
（六）、神农氏在郴州不远的茶陵（属古苍梧之地）发现了茶叶和油茶，被称为茶王。《名胜志》和《酃县志》记载，神农氏在茶陵发现了茶叶和油茶的妙用，所以茶陵叫茶乡，神农氏去世后葬茶乡之尾（今炎陵县有炎帝陵），改为茶陵。所以茶陵人奉神农氏为茶王，神农庙、神农殿遍布全县。神农的雨师赤松子在云阳山真仙洞制药、炼丹，至今存有赤松坛、五雷池等遗迹。
（七）、神农发明了冶铜术，桂阳开铜矿、冶铜也许与神农有渊源。《逸周书》载：“神农耕而作陶，冶斤斧”。从历代考古发掘看，作陶几乎与农耕文化同步；“冶斤斧”应该是指冶铜术（早于冶铁）。桂阳开铜矿、冶铜历史悠久，汉代史籍即有详细记载。
（八）、神农在郴州发明了音乐和乐器。远古时期，生产力水平很低，劳动强度大，以耒耕作时十分辛苦，需用劳动歌曲消除劳苦；收成好，亦需用乐曲表达丰收的喜悦，为此郴夭发明了音乐。王万树《衡湘稽古》载：“郴夭作《扶耒》之乐，以荐犁耒。”《路史》云：“乃命郴夭作《扶耒》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犁耒。”也许，郴夭是我国南方的第一个音乐家。
据杜佑的《通典》和罗泌的《路史·后记》记载，神农氏命其臣郴夭作《扶持》，《扶持》亦名《扶犁》和《下谋》，即用改进耒为犁，边扶耒犁而耕，边唱歌以忘劳苦；丰收了，唱农歌、山歌、跳舞以为丰年之庆。《衡湘传闻》谓郴夭是郴州人，郴州即得名于此。
神农还发明了乐器。《桓谭新论》载：“神农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
（九）、神农在郴州建都城。任国瑞研究员在《郴州——中国稻作文化发祥地》一文中说：“湖南是中国稻作文化的摇篮，而湖南又是以郴州为原点，向外辐射和发展，郴州便是名副其实的稻作文化的发祥地。”神农氏是最早的部落定居者、城市首创者、商贸首创者。《皇王大纪》载：神农“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为台榭而居。”《淮南子·主术篇》载：神农创“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神农氏创“明堂（简易棚架建筑，所以称台榭）”以遮雨、避寒、养民，逐步形成部落、城邑。城邑是原始农业得到发展、人口大量繁衍集居，社会组织和管理功能得到加强的结果。定居部落和城邑的产生均依赖于农耕文化的发展。郴州这个林邑之城应运而生。
任国瑞认为，郴夭为土著人，“郴”字就来源于郴夭，其他地方不用，只用在郴州。从古籍对“夭”字的解释看，可以说明两点。一是《管子·禁藏》云：“毋伐木，毋夭英。”夭者，砍伐也。任国瑞根据何光岳先生在《郴夭首制“扶耒”之乐与苏仙岭福地》一文的研究成果，在《郴州——中国稻作文化发祥地》一文中认为“郴夭成功地组织建造了一个林中的都邑。……郴夭所建的这座城；是神农氏部落最后的一座都城；在这座城里居住过五代神农氏首领（除神农柱外都没有留下名字，后人只知炎帝、赤帝而已），因而它又是神农氏部落经营时间最长（至少200年）的一座都城。”
（十）、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在湘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被发现。《湖南省志·文物志》载：“玉蟾岩遗址：……是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遗址，文化堆积厚1.2~1.8米，地层基本保存完好。1993年、1995年、2004年和200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多次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打制石器和骨、角、牙、蚌制品。遗址中有大量动物残骸，哺乳动物达20余种。出土的陶片外表为黑褐色，火候很低，质地疏松。最重要的是发现是水稻谷壳遗存，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稻，兼有野生稻、籼稻的综合特征，距今1.2~1.4万年，这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对探索稻作农业起源及水稻驯化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该遗址199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3月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公布玉蟾岩遗址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以实物的形式证明了炎帝神农氏在湘南【注：古苍梧】的历史活动。
玉蟾岩遗址（图片来源网络）
《路史》载：“帝崩于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现炎陵县有“炎帝陵”，炎陵县亦以此命名。“炎帝陵”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炎帝在郴州建都，这使郴州第一次成为都邑。
二、舜帝在郴州建苍梧国或组建部落联盟
舜帝南巡原来都把这当神话看待，自从在九疑山发现古舜帝庙遗址，并发现比秦汉时期年代更久远的鼎等祭祀用品，再加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中关于舜帝庙的记载（9根立柱处即为舜帝陵庙），在2004年8月13日于长沙召开的《古舜帝庙遗址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清华大学等文物专家出席会议并进行了热烈的讨沦。据《湖南日报》《长沙晚报》《潇湘晨报》《新华网》等媒体报道，会议认为“这次考古将改写三皇五帝的历史，舜帝南巡从神话走向了现实。”当记者提出“舜的足迹为什么能够到达‘遥远的’九嶷山”时，著名专家李学勤说：“今人不应该低估古人的活动能力，不少古人活动的范围都相当广，大禹治水也曾经到过今天的浙江，所以舜南巡至永州也不是不可能的。古史传说都是神话性质的，而神话中往往包含了历史的真实。”
李强先生认为：“苍梧最早是与传说时期的舜帝联系在一起的”。周振鹤教授认为：“苍梧一名则来自苍梧之野”，同样认为与舜帝有关。陈礼恒先生对“苍梧之野”是这样解读的：“以‘苍梧之野’的‘野’为圆周，沿着从这个周边向古零陵方向作二、三百里的半径，郴州正处在圆心位置”。笔者赞赏上列几位专家的观点，并认为郴县（郴州）不仅是秦、楚苍梧郡郡治，且为舜帝的苍梧国都城。为论证这一问题，再来解读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的两句话：
第一句是在《项羽本记》记载的：“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这段话前面已经解读，不再重复。
第二句是《五帝本纪》中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段话有三个含义：第一、舜帝到南方巡猎，死于苍梧之野；“野”者，边界也，即舜帝死于苍梧边野。从字面看，苍梧是有范围的，有范围才有边野。从后句的“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看，“九疑”、“零陵”即为苍梧的边野。第二、苍梧是有范围、有边界的，说明苍梧境内必定有人居住和管理，“苍梧境内”是居住于此地人群的管理范围和势力范围。第三，“舜南巡狩”苍梧，说明舜是这里的主人、是这里的统治者，否则他怎么可能到别人的地盘巡狩？第四、“九疑”的位置清晰，现还有舜帝陵。第五、“零陵”的位置复杂，历史上有三个“零陵”。【据《辞海》载：远古时期的零陵在今湖南宁远东南、西汉的零陵在今广西全州西南、东汉移至今湖南零陵】。根据《辞海》最早的零陵“在今湖南宁远东南”的记载，经本人考证，舜帝时的零陵或在今临武县汾市乡的“渡头古城址”，现已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六、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编例”中记载，传说年代及夏、商、西周的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是诸侯国、部族、部落联盟等；春秋时期开始出现县；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郡。那么在偌大一个苍梧境内存在的必定是舜帝的诸侯国或部落联盟。
郴州临武正在发掘的渡头古城遗址
我们前面已经论述，秦、楚确实在郴县（郴州）设置了苍梧郡。我们再根据史学界公认的苍梧必定与舜帝有关，然后与司马迁上列所记的两段话联系起来研究，舜帝在郴县（郴州）建苍梧方国都城的史实完全显现。
舜帝为什么会南迁苍梧（郴州）建都，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舜帝本是在北方为帝，南巡狩（巡狩与巡视是两回事，巡守主要是狩猎，目的是谋生）时已80多岁，无论是体力和精力，没有任何理由于此高龄还作此数千里的远行。为此，有位教授断言：舜帝远行，必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要么是流放，被武装押送，不得不去；要么是逃亡，后有追兵，盲目逃生。二者必居其一。娥皇、女英二妃【注：楚国的屈原撰有《湘夫人》】随后追寻，也许二妃追寻到江南是真实的，也说明舜帝南巡狩是被迫的。笔者认真研读《史记·夏本纪》后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司马迁所说的“舜帝禅位于夏禹”是漂亮话，是迫于孔子以后大都以此相传，并以“禅让”为美德，而不得已作此掩饰，真实的历史是大禹治水后功高盖主，舜不得已让位给大禹，然后，舜帝被迫南迁。
翻开《史记·夏本纪》，完全可以看出大禹治水成功后，舜和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有一次，皋陶与禹发生争执，舜看不下去，批评禹说：“女亦昌言（意为：请你也说些善言）。”禹不但不接受，还放肆自吹自擂的表功：“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栞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接着，禹还警告舜说：“于，帝！慎乃在位，安尔止（意为：啊，帝呀，你在帝位要谨慎啊！要安于你的所止，不可轻举妄动。）”我们看一看，这哪里像臣子对帝王讲的话？司马迁的记述清楚表明，实权已经落到大禹手上。接着“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意为：帝舜推荐禹于上天作为继承人，过了十七年而帝舜崩逝）”。
大禹继位后舜帝去了哪里？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清楚说明，舜帝被迫让位给大禹后到了南方建小方国――苍梧国。“十七年而帝舜崩”表明，舜帝在郴县（郴州）建苍梧国十七年后去世。
从古至今湘南【注：古苍梧】宁远县九疑山有舜帝陵，现已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舜帝在郴州建都，这是郴州第二次成为都邑。
三、大禹在苍梧之地的行踪
任国瑞研究员说：“原始联邦共和国――夏代前期之都会即治于此（郴州）”。意思是说，夏代前期的活动主要在湘南，并设都会于郴，中晚期迁徙中原，此后中原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虽是独家之言，似乎有点虚幻，但在郴州确有蛛丝马迹。《临武县志》记载，临武为夏之“纶邑”，而“纶邑”是少康为重新恢复夏朝统治的根据地。还有一个女艾，是少康的高级间谍，县志记载也是临武人。再联想到大禹的前任帝王舜帝陵在湘南九疑山，南岳有大禹治水的禹王碑。等等信息，令我们对夏王朝在湘南的历史活动遐想联翩。
在这里先交代一下夏代前期的历史。舜禅让王位给大禹，大禹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传给了儿子夏启。夏启传位给儿子太康。太康贪于田猎、不理民事，被后羿夺去了王位，历史上称“太康失国”。后羿大家比较熟悉，是嫦娥的老公。后羿也喜欢田猎，不太管事，被寒浞夺去王位。此后有一位少康，是夏禹的玄孙，夏启的曾孙。他躲到了舜帝的老巢、有虞氏的纶邑建立根据地，后派高级间谍女艾刺探寒浞的情报。女艾潜入寒浞长子寒浇身旁，窃取机密，最后一举歼灭寒浞，夺回了政权。历史上称为“少康复国”。
《临武县志》载：“十道志曰：临武县夏之纶邑。山海经谓四水出临武是也，按四水一作肄水，郦道元水经注曰：肄水盖溱水【注：武水】之别名也。”《十道志》，全称为《十道四蕃志》，是唐代武周（690—704）时梁载言所撰，共计十六卷，为后世研究唐代地貌和疆域等提供了宝贵的重要史料 ，是唐代全国地理总志。
《临武县志》又载：“衡湘传闻曰：女艾临武之剑侠也，居于林水。少康闻名往聘之。馈以饼银十瓮，受之而出。学于乌程氏之酿，以往事浇【注：寒浞长子寒浇】，浇宠置之左右。浇淫宿于女岐氏室女，岐楚辞谓为浇之嫂，因夜袭其首误及女岐，亦不知为艾也。复诱浇饮以千里酒，使蒙兽皮而猎，放犬嗾。浇醉颠陨，艾阳救而斩浇以归于少康，复循入深山。少康使人觅之，十瓮未动，因封其山为蓝豪……。”
在湘南，还有一件与夏禹有关的千古奇事，即在南岳衡山有禹王碑。禹王碑又称岣嵝碑，与黄帝陵、炎帝陵被文物保护界誉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衡山禹王碑遗址现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禹王碑原碑实际上也已经被确认。宋代摹拓于长沙岳麓山的禹王碑现在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源于衡山禹王碑的复制碑全国各地有40多块，遍及东至山东、江苏，西至四川、云南，北至甘肃、陕西，南至福建各地，甚至早已流传到日本、韩国。影响深远。最近在网上看到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龙形印章，字形与禹王碑上的文字基本一样，特别是左行下面的字，基本可以认为就是“禹”字。这是论证禹王碑真实性的最新证据。
岳麓山宋代从南岳衡山摹拓复制的禹王碑
三星堆龙形印章（图片来源网络）
上属湘南禹文化的存在，给我们以启迪。舜帝禅让帝位给大禹之后，带领他的有虞氏部落来到了以今湘南为中心的古苍梧之地。舜帝死，葬九疑之后，他的有虞氏部落应该还在苍梧（今湘南的临武、九疑山等均属此范围）活动，而少康的根据地正是建立在有虞氏部落，与临武地域吻合。另外，临武的历史与舜帝是很有关联的，《临武县志》载：“舜峰山，在县西三里许，高百余丈，三面壁立，前一径以通上下。山顶平衍，可二百亩许。虞舜南巡至九疑山薨，曾驻跸于此。山顶建有虞帝祠。前有怪石嵚崎磊，洵堪玩赏。宋人复于山腰建资福寺。有登临其上，景纷锴目不暇给。为临武八景之一，曰舜峰晚眺。诗载艺文志。”临武关于舜帝的传说很多，所以在县城树立舜帝塑像。其实，远古的临武，正在舜帝活动的中心区域，少康到此避难、建立根据地以便复国，是很正常的。
在湖南澧县第一次发现夏代早期的孙家岗遗址，为任国瑞的“原始联邦共和国――夏代前期之都会即治于此（湘南郴州）”提供了佐证。孙家岗遗址是首次在湖南发现的一处夏代早期的聚落公共墓地，出土大量文物，填补了湖南距今4000年前后考古学文化上的空白。现在已经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文化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起源于黄河流域中游的一元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多元说。此后，有人提出了六个中心说，即：长江上中游的成都平原、中游的江汉及洞庭湖平原、下游的杭嘉湖平原；黄河流域的上中游的泾渭关中平原、中游的涑汾河洛平原和下游的古河济之间。湖南有一批学者依据史籍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认为黄、炎、尧、舜、禹等诸古帝，均起源于长江以南，尤其是中心在洞庭湖及其以南地区。司马迁亦在《史记》中说：“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认可郴州是“古之帝者”占据的地方。湘南为古苍梧之地，至少舜帝、炎帝在这里活动，他们的陵墓还在这里，舜帝陵在九疑山、炎帝陵在炎陵县。为此，“临武为夏之纶邑”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值得探索。
四、楚国设置苍梧边郡
“苍梧”的名称，远古时期就有。《逸周书·王会解卷七》记载：“成周之会……，禽人菅，路人大竹，长沙鳖。其西鱼复，鼓锺、锺牛。蛮杨之翟。苍梧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余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众皆北向。”据记载，成周朝会诸侯，坛上挂着红帐子，用色泽青而黄的翡翠羽毛作装饰。天子面朝南方，“南人至，众皆北向。”苍梧产翡翠，部族首领往往以翡翠羽毛作贡品，被中原统治者视为珍品，因而被记录下来。
苍梧边郡的设置起于楚国。《战国策卷十四·楚策一》记载：“苏秦为赵合中，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主]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在这里，明确记述，楚国“南有洞庭、苍梧”二郡。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八十六》记载：“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楚悼王于公元前401—前381年在位，即战国中期，这说明当时苍梧已纳入楚国版图。
楚国的屈原在《楚辞》中，多次提到苍梧，名句有“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县圃”。并提及与苍梧有关的九疑、舜帝、湘妃。甚至提到了夏代的少康。
根据上属论述，我们特绘制了《炎帝神农氏、舜帝苍梧国或部落联盟示意图》和《楚苍梧郡示意图》。
五、秦袭楚制设苍梧郡
据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载：“廿八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即公元前219年）九月甲午已，御史下书别居它笥。今复之，□曰：初视事，苍梧守灶、尉徒唯谓□：利乡反，新黔首往击，去北，当捕治者多，皆未得，其事甚害难，恐为败。”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奏谳书》虽为汉初文书，但记述的是秦廿八年（前219）的事，文书中出现“苍梧守灶”，说明秦代有苍梧郡。
湖南龙山县里耶出土的秦简记“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苍梧郴县。”说明秦代有苍梧郡，且与郴县（今郴州）有关联。秦简记述中把“苍梧”、“内史”、“巴”、“南郡”并列，而“内史”、“巴”、“南郡”三者均为郡或郡级建制，故“苍梧”无疑也是郡级建制；同“巴”一样，都省略了“郡”字。果然，后来又发现“卅四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奏及苍梧为郡九岁，乃往’”的秦简，苍梧秦代为郡已无悬念，且苍梧设郡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已经有九年，说明秦始皇设苍梧郡的时间是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这一年正是秦始皇设立郡县制的时间。
秦苍梧郡与楚苍梧郡最大的差异是增加了“荆新地”苍梧县，即今广西梧州地区，详情后述。我们特绘制了《秦始皇三十四年苍梧郡地图》。
六、长沙郡取代苍梧郡
苍梧的地名，史册记载始于舜帝时期，实际可能更早。到楚秦时为苍梧郡名。郴县（今郴州）实为舜苍梧国都邑，楚秦苍梧郡郡治，其军事战略地位之重要在于自古以来为边郡，南界百越。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军在任嚣和赵佗率领下攻下百越，在新占领的地方设置南海、桂林、象郡。至此，苍梧郡不再是边郡，其军事战略地位消失。对首都设在咸阳的秦王朝而言，郴县（今郴州）十分闭塞，交通不便，偌大一个苍梧郡的郡治仍设在郴县（今郴州），不便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为此将苍梧郡的郡治迁往临湘（今长沙），更名为长沙郡【注：长沙郡实际是秦朝划原苍梧郡及南郡南部今湖南境内的地域新设立的郡。后述】，在郴设郴县。苍梧郡的郡治迁长沙的时间应该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即任嚣和赵佗平百越，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以后（秦简中“卅四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奏及苍梧为郡九岁，乃往’”的记载亦可证实）。徐少华教授说：“楚、秦苍梧郡约始置于战国中期，主要范围在苍梧山以北，以今湖南长沙、郴州为中心的湘水流域，至秦二世元年（前209）左右改为长沙郡”，徐少华教授的“秦二世元年（前209）左右改为长沙郡”也是一说，可以商榷。总之，秦平百越后，苍梧郡郡治移治临湘（今长沙），苍梧郡更名长沙郡，《史记》中的秦末汉初时出现了“长沙郡郴县”的记载才好解释。
长沙郡很大，既包含秦苍梧郡的范围，也包含秦南郡在今湖南北部的地域，有些内容需后面详述，本应详细论述后绘图，但为排序需要，特绘《秦始皇三十四年至汉初长沙郡地图》插此。
七、短暂的“长沙郴县”，义帝昙花一现的都城。
秦朝末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秦末农民大起义。一代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楚怀王（熊心），在主要军事首领项梁战死沙场这种极为不利的军事形势下，将都城从盱台迁往靠近战争前线的彭城，并亲自手握兵权，领导、决策、布署了推翻秦王朝这一波澜壮阔、改朝换代的历史性战争，改写了中国历史。在这场战争中，部将项羽率军破釜沉舟、以少胜多消灭了秦王朝的有生力量，取得了惊天动地的胜利。此后，功高盖主的项羽因楚怀王坚持原则“如约”，恼羞成怒，“乃佯尊怀王为义帝”，逼迫义帝（楚怀王（熊心））迁都“长沙郴县（今郴州）”，使郴州在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成为都邑。
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义帝迁都郴县的记载主要有三段话：第一段是《高祖本纪》载：“乃详尊怀王为义帝”“项羽出关，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徏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杀之，杀义帝江南。”第二段是《项羽本纪》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徏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第三段是《黥布列传》载：“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史记》中的记载，对于杀义帝的地点有三种说法，即“江南”、“江中”、“郴县”，令人对义帝是否在郴州筑城建都以及是否到了郴州多有疑虑。其实只要认真研究史籍、对照文物，史实十分清晰。
（一）、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载：“郴旧县也，桂阳郡治也。汉高帝二年（前205），分长沙置。……项羽迁义帝所筑也。县南有义帝冢，内有石虎，因呼为白虎郡。”这里明确记载，郴州城是“项羽迁义帝所筑也”。
项羽为义帝筑都城是必然的。《史记》载：“乃详（假装的意思）尊怀王为义帝。”尽管项羽心里怀恨怀王，要加害怀王，但又不能不假惺惺的尊敬怀王。一个“尊”字，一个“帝”字，把怀王捧上至高无上的位置。“尊”者象征其地位高，受到尊敬。“帝”者为最高统治者，帝以下皆为王，包括项羽。尽管项羽假惺惺，但样子还是要做给别人看的，不筑城怎能让义帝迁往郴县。
（二）、《史记·项羽本纪》又载：“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说明义帝出发往郴县时，尽管有朝臣背叛，但仍有文武官员随行，绝非孤单一人。这些文武官员总得安置，不筑城住在哪里？那不是项羽的狼子野心完全败露了吗？
（三）、郴州有与义帝有关的义帝陵、穷泉、剑泉等文物古迹。在义帝陵申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过程中，国家文物局的专家来考察时，还发现了汉高祖派三侯前来吊唁义帝时立的汉碑。这些都是义帝到了郴州后被杀，并安葬在郴州的实证。
郴州永兴纪念三侯凭吊义帝的三侯祠
（四）、关于义帝被杀的地点，《史记·项羽本纪》载：“击杀之江中。”《史记·高祖本纪》载：“杀义帝江南。”《史记·黥布列传》载：“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三说并不矛盾，一是郴州本在江南。二是击杀于江中即“郴江中”【注：在郴州地区，小河一般称江，如东江、郴江、森江、舂陵江；小溪称江泷，如资兴】。三是执行追杀义帝任务的具体执行者是黥布，《史记·黥布列传》中记载将义帝“追杀之郴县”是最可信的。
义帝陵现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义帝迁都郴州，使郴州在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成为都邑。
郴州义帝陵
八、千年桂阳郡
秦朝灭亡后，南海郡尉赵佗乘机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并夺得苍梧县。汉高祖五年，湖湘历史地理重新洗牌，在设立长沙国的同时，在郴州设置了桂阳郡，使郴州成为汉代的湖湘第一郡。郴州成为义帝都城时间极短，昙花一现。而桂阳郡却存在了上千年，到唐代还断断续续出现桂阳郡。直到今天，郴州仍为郡、州、市级的治所所在地。
桂阳郡的设置时间有多种说法。《辞海》载：“【桂阳】①郡名。汉高帝置。治所在郴县（今湖南郴州市）。辖境约当今湖南耒阳以南的耒水、舂陵水流域，北至洣水入湘处附近，南包广东英德以北的北江流域。三国吴以后缩小。隋开皇九年（589）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郴州为桂阳郡。”郦道元《水经注》云：“郴旧县也，桂阳郡治也，汉高帝二年，分长沙置。”郴州现存最早的《万历郴州志·沿革表》载：“西汉桂阳郡，高祖五年分长沙南郡为桂阳郡，领郴、临武、便、耒阳、南平、阳山、桂阳、含洭、曲江、阴山、浈阳十一县。”
实际上，无论《辞海》、《水经注》，或《万历郴州志》等史志书，都没有将西汉中早期桂阳郡的历史沿革论述清楚。这里面原因很多，恐怕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第一、原属郡治设郴州桂阳郡的属地，有一部分三国吴时划归了今天的广东，一部分后来划归了广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零陵亦从桂阳郡分出，另设了零陵郡。
第二、隋朝桂阳郡改郴州后，郴州地位大降，差不多成为可有可无的瘴乡之地、被贬官员的流放之地，不被周边省、郡所待见。其辉煌的历史被忽视。
第三、历史上出现了六个“桂阳”，郡、州级的两个，即“桂阳郡”“桂阳州”；管铸钱的有个“桂阳监”；桂阳县有三个：最早的是汉代桂阳郡辖下的粤北今连州“桂阳县”；后来又出现了郴州辖下今汝城的桂阳县（民国初年改汝城）；民国初年，桂阳县改汝城县的同时，在原桂阳州治所在地域设桂阳县。为此，使不少学者视研究历史上的“桂阳”为畏途。
第四、“郴”字也很特别，仅用于郴州，有些学者往往与“彬”“柳”字混淆。
近年来，由于“桂阳郡”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对桂阳郡历史的研究开始热了起来。首开先河的是周振鹤、李晓杰、张莉等几位专家，他们合著并于2017年出版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了桂阳郡的历史。紧接着于2018年，湖南师范大学朱雷雷沿着他们的路线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汉代桂阳郡研究》的长篇论文。同年，还有武汉大学的易丽撰写了《西汉武陵、桂阳两郡沿革》的论文发表。桂阳郡设郡时间，周振鹤等先是赞成设置于汉高帝时期，但在书内又有或设置于吕后七年一说。我们经过研究，认为汉高祖五年，在设立长沙国的同时，即或在郴州设置了桂阳郡（详情后述）。
（一）、桂阳郡设置的时间及汉武帝之前的历史地理
1、桂阳郡设置的时间
周振鹤等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中载：“桂阳郡之置年史籍无载。汉五年（前202）高帝封吴芮长沙国时，犹无桂阳郡之建制。然桂阳郡置年亦不得太晚。《汉书》卷95《南粤传》载文帝元年（前179）赐赵佗书曰：‘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此南郡自非汉天子自领之南郡，否则其位于长沙之北，岂能‘尤甚’？文帝所谓南郡当指长沙国之南边郡，省称耳。赵佗既寇长沙，当然其南边郡受灾要比腹地尤甚，此常理也，可见吕后以前长沙就已分设南边郡，此即桂阳郡也”“边郡之设，显然是为了加强防御，以作缓冲。若长沙不设桂阳边郡，则其腹地要直接受到南越的威胁。《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称：‘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自此年后，不闻南越有侵边之事，直至吕后时期，‘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吕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吕后崩，即罢兵’。此事既发生在吕后七年。故桂阳之置或在此时。”
周振鹤等的记述表述了三层意思：一、桂阳郡为长沙国属下的南部边郡。二、桂阳郡设置的时期为“吕后以前长沙就已分设南边郡，此即桂阳郡也”。其表述的桂阳郡设置时间与《辞海》的“汉高帝置”相一致。具体是《水经注》所说的“郴旧县也，桂阳郡治也，汉高帝二年，分长沙置”，还是《万历郴州志·沿革表》载：“西汉桂阳郡，高祖五年分长沙南郡为桂阳郡”？在这个桂阳郡设置的具体时间问题上，没有表态。三、他们又说：“此事既发生在吕后七年。故桂阳之置或在此时”。提出了一个桂阳郡设置于“吕后七年”的设想。
朱雷雷在《汉代桂阳郡研究》的文章中说：“桂阳郡的设置应该是和南越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有直接关系，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南越国入侵。汉代一直都将‘外接胡越’的郡称为边郡。边郡的设立，主要是为了防御。《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由此可以看出汉代长沙国‘外接于胡越’，而桂阳郡所处区域正好是长沙国南部，南接南越，符合设为边郡条件。清人全祖望曾说：‘南粤、闽粤未平，故桂阳、庐江、豫章、会稽皆为边郡。’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桂阳郡作为边郡设立，就是为了防止南越入侵”“张伟然在《湖南历史文化地理》中通过对湖南历代的县级政区的统计得出西汉时期37县，湘、资、沅、漓四水流域分别为22、4、9、2个。全境分部比较均衡，各流域中上游均比下游为多，尤以湘江上游最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想必也和南越国之间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湘江上游地区是汉初长沙国与赵佗南越国接壤的区域。为了防御南越国的北进，在与其接壤的区域设置郡县，以便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新设置桂阳郡的领域，就包括南岭地区临武、南平、营道、营浦、泠道等县，与南越国紧紧接壤，显然就是出自军事方面的考虑。”
从上属记述看，朱雷雷基本是周振鹤教授的思路，也是史学界基本认可的思路。
2、桂阳郡历史地理的演变
桂阳郡历史地理的演变，周振鹤等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易丽在《西汉武陵、桂阳两郡沿革》中均有较深入的研究。为便于读者的研讨，特将这几位专家的有关成果作如下摘引。
周振鹤等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中载：
长沙国桂阳郡（前181—前157）――桂阳郡（前157—8）
吕后七年分长沙内史置。初置时属长沙国，文帝后元七年，长沙国除，入为汉郡，自此不复属王国。武帝元光六年，得长沙定王子侯国容陵。元朔四年，得长沙定王子侯国路陵、攸舆、茶陵、叶平。五年，得舂陵、夫夷、都梁、洮阳、泉陵五侯国。
元鼎六年，平南越后，桂阳郡南界推进至浈水一线，并于新得地置曲江、含洭、浈阳、阳山等县。同年，分其西部置零陵郡。零陵、洮阳、泠道、营浦、夫夷侯国、都梁侯国、泉陵侯国、舂陵侯国等皆别属。
宣帝年间，得长沙国削县便、耒阳。元帝初元三年，茶陵、攸、容陵三县回属长沙国。
《水经·耒水注》云：‘郴旧县也，桂阳郡治也。’桂阳郡郡治当在郴县。
(1)、郴县（前181—8），秦置县。治今湖南郴州市。
(2)、临武县（前181—8），治湖南今县东。
(3)、南平县（前181—8），治今湖南蓝山县东北。
(4)、桂阳县（前181—8），治今广东连州市。
(5)、零陵县（前181—前111），武帝元鼎六年改隶零陵郡，治今广西全州县西南。
(6)、营浦县（前181—前111），治今湖南道县东北。
(7)、泠道（前181—前111），武帝元鼎六年改隶零陵郡，治今湖南宁远县东。
(8)、容陵侯国（前129—前112）――容陵县（前112—前46）。据《王子侯表》，武帝元光六年置容陵侯国封长沙定王子苍，以地望，置后当改隶桂阳。元鼎五年，国除为县。元帝初元三年，复置长沙国，容陵县回属。治所当在今湖南攸县南。
(9)、攸舆侯国（前125—前104）――攸县（前104—前46）。据《王子侯表》，武帝元朔四年，得长沙王子刘则侯国攸舆，太初元年（前104）国除。《汉志》长沙国有攸县，疑即此侯国国除后之名。元帝初元三年回属长沙。治所当在湖南今县东北。
(10)、茶陵侯国（前125—前1 04）――茶陵县（前104—前46）。据《王子侯表》，武帝元朔四年置茶陵侯国，太初元年国除为县。元帝初元三年回属长沙。治今湖南茶陵县东北。
(11)、叶平侯国（前125—前112）。《史表》作‘叶’，《王子侯表》作‘叶平’，《汉志》有叶县，属南阳郡，然此县《秩律》中即有之，当非此侯国，故仍取《王子侯表》之名。武帝元朔四年置，元鼎五年除为县。叶平侯国当在元鼎五年后省并。今地无考，亦或在攸县附近。
(12)、路陵侯国（前125—前121）。《史表》作‘洛陵。’《王子侯表》云：‘路陵侯童，（武帝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封，四年，元狩二年，坐杀人，自杀。南阳’。此侯国国除后被省并，地望无考，表注南阳，然长沙王子侯国不当远封至南阳郡，路陵侯国存世时间又不过五年，迁涉可能不大，疑南阳乃桂阳之误。今地无考。
(13)、洮阳侯国（前124—前117）――洮阳县（前117—前111）。据《王子侯表》，武帝元朔五年封长沙王子侯国，元狩六年国除为县。元鼎六年改隶零陵郡。治今广西全州县西北。
(14)、泉陵侯国（前124—前111）。《史表》作‘泉陵’，《王子侯表》作‘众陵’。《汉志》零陵郡有泉陵侯国，当以《史表》为是。武帝元朔五年封为长沙王子侯国，元鼎六年改隶零陵郡。治今湖南永州市。
(15)、都梁侯国（前124—前111）。据《王子侯表》，武帝元朔五年封为长沙王子侯国，元鼎六年改隶零陵郡。治今湖南武冈市东北。
(16)、夫夷侯国（前124—前111）。据《王子侯表》，武帝元朔五年封为长沙王子侯国，元鼎六年改隶零陵郡。治今湖南邵阳县西。
(17)、舂陵侯国（前124—前111）。据《王子侯表》，武帝元朔五年封为长沙王子侯国，元鼎六年改隶零陵郡。治今湖南宁远县北。
(18)、阳山县（前111—8）。汉初属南越国，武帝元鼎六年来属桂阳。《汉志》衍注侯国，详说见下阳山侯国条。治今广东阳山县东南。
(19)、曲江县（前111—8）。汉初属南越国，武帝元鼎六年来属桂阳。治今广东韶关市东南。
(20)、含洭县（前111—8）。汉初属南越国，武帝元鼎六年来属桂阳。治今广东英德市西北。
(21)、浈阳县（前111—8）。汉初属南越国，武帝元鼎六年来属桂阳。治今广东英德市东。
(22)、阳山侯国（前48—前46）――阴山县（前46—8）。据《王子侯表》，元帝初元元年置阳山侯国。此侯国地望历来为注《汉志》各家所争论不休。因《汉志》桂阳郡有阳山县，又有阴山县，并云侯国，遂引起混乱。应劭在阳山县下注‘今阴山也’（按：今，指东汉。两汉阴山同为一地）。颜师古驳应曰：‘下自有阴山，应说非也’。一般以为阳山侯理应封于阳山县，封于阴山不可能。故清人王先谦在桂阳郡阳山县下注曰：‘有阳山关，长沙孝王子宗国，元帝封’。而在阴山县的侯国二字下注：‘《表》无，当衍’。清人钱大昕较谨慎，他在《三史拾遗》里说：‘阴山侯国，《水经注》：阳山，故孝王子宗邑也。言其势王，故堑山堙谷改曰阴山县。是阴山即阳山之改名矣。《志》于阳山、阴山两县下并云侯国，则郦注似未可据，侯表亦未见封阴山者，当阙以俟知者’。其实郦注十分可靠。绳之以推恩法，则阳山侯国地望一目了然矣：《汉志》之阳山县，靠桂阳郡南部边境（今阳山县南）。据推恩法，阳山侯国地必原属长沙国，而后才别属桂阳郡。所以这个阳山县必非阳山侯国。因刘姓长沙国势不能越过整个桂阳郡而有此阳山县。因此，只有位于桂阳郡北部与长沙国交界处的阴山县才是阳山侯国所在地。阴山县本来就叫阳山，封侯后别属桂阳郡。只因为该地风水太好，所以改名阴山。其实，改名的原因恐怕也在于，如果不改，则桂阳一郡之中有两个阳山县，不合适。《水经·涞水注》在提到阴山县时，就说到：‘本阳山县也，县东北就有阳山故城’。可谓明确已极。至于《王子侯表》无阴山侯，则是正确的，因为刘宗受封之时，本称阳山。
要之，《汉志》阴山县下注侯国是正确的，倒是阳山县下的‘侯国’二字乃传写所衍。因此，应劭在阳山县下注‘今阴山也’，虽于地望有误，但说明了阳山侯封地乃在阴山县。颜师古没有理解他的意思。而王先谦则画蛇添足地说‘阳山，后汉省，如应说，则县并入阴山’。殊不思《汉志》之阳山、阴山两地相距六七百里，中间隔以桂阳县属四五县，焉得相并？
阳山、阴山所引起的的混乱远不止于《汉志》，甚至影响到沈约所撰的《宋书·州郡志》。沈约说：‘阳山，汉阳县，后汉曰阴山，属桂阳’。这就错了。《宋志》的阳山乃前汉旧县，不错。然后汉已省。后汉的阴山与《汉志》的阴山为一地，与《宋志》阳山了不相涉，这是沈约没有看懂应注的结果。
以上安平、阳山两侯，《汉表》以为孝王子，有误，应为剌王子，理由如下：(1) 长沙孝王名宗，阳山侯亦名宗，岂有父子同名之理？(2) 长沙孝王宗初元三年始封王，其子岂能于初元元年时就封王子侯？所以《汉表》所载必然有误。安平、阳山侯应均为剌王子。《汉书》卷14《诸侯王表》载：初元四年（应为三年）孝王宗以剌王子绍封。可见刘宗是剌王子，初元元年先封阳山侯，三年乃绍封长沙孝王。
治今湖南衡东县东南。
(23)、便县（？—8）。宣帝时自长沙国削属桂阳，确年不详。治今湖南永兴县。
(24)、耒阳县（？—8）。宣帝时自长沙国削属桂阳，确年不详。治今湖南耒阳市。
(25)、营道（？—前111）。确年不详。治今湖南宁远县南。
武汉大学易丽在《西汉武陵、桂阳两郡沿革》的论文中，首先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桂阳郡所属侯国的概况”，再阐述“桂阳郡各时期辖域复原”：
(1)、桂阳郡所属侯国概况
离侯国：高帝九年（前198）四月封，除国年代不详，功臣，《汉志无》，初属长沙内史后改属桂阳郡，《汉书地理志稽疑》，以为在零陵郡漓水附近。
便侯国：惠帝元年（前194），汉封长沙王吴芮之子吴浅为便侯。《水经·耒水注》云：‘（耒水）又北过便县之西’。郦道元注曰：‘县故惠帝封长沙王子吴浅为侯国，王莽之便屏也。’据此，吴浅之便县侯国即《汉志》桂阳郡之便县，今湖南永兴县。而公布的荆州松柏汉墓简牍中却见有便侯国之名。荆州松柏汉墓简牍是汉武帝早期的南郡行政文书，文书中出现便侯国之名，说明武帝早期便侯国地处南郡。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便侯国方位记述的有分歧，应是便侯国曾迁入南郡。
安城侯国：元光六年（前129），武帝封长沙定王子苍为安城侯，在今安成（注：安成侯国，西汉置。刘苍是汉景帝之孙、长沙定王刘发的次子。汉武帝封为安成侯。安成就是平都郡。当年，现在的安福、莲花、永新、宁冈、泰和都属于平都郡所辖。2007年，在江西莲花县升坊镇麻石村的水轮机厂园区发掘了刘苍墓，出土《安成侯印》金质印章）。
容陵侯国：元光六年（前129），武帝封长沙定王子福为容陵侯，元鼎五年因酌金免。《汉志》容陵属长沙郡。就容陵的地望方位来看，容陵侯国分封后当别属桂阳郡。元鼎五年容陵侯国除国为县，仍属桂阳郡。后回属长沙郡（注：容陵侯国位置在今湖南省攸县西南永乐江附近）。
路陵侯国：元朔四年（前125）三月，武帝封长沙定王子刘童为路陵侯，别属桂阳郡，元狩二年（前121）因罪自杀。路陵，《汉志》无。《水经》：‘资水出零陵郡都梁县路山’，路山在今湖南武冈县西南百里，路陵疑在武冈境。
攸舆侯国：元朔四年（前125）三月封，太初元年（前104）除，今攸县东北，初属桂阳郡，后迁入南阳。
茶陵侯国：元朔四年（前125），武帝封长沙定王子刘䜣为茶陵侯，太初元年除。《汉志》茶陵属长沙国，《汉表》注桂阳。初封别属桂阳郡，后回属长沙郡。
叶侯国：元朔四年（前125）三月封，元鼎五年（前112）除。初属桂阳，后属南阳。
安众侯国：元朔四年（前125）三月封，莽绝，初属桂阳郡，后迁南阳。
舂陵侯国：元朔五年（前124）武帝分封长沙定王子刘买为舂陵侯，世代沿袭，直至王莽败绝。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今湖南宁远县柏家坪镇柏家村东南。
安道候国：元朔五年（前124）武帝封刘恢为安道候。元鼎五年（前112）酌金免 ，迁南阳，原址疑与泠道、营道相近，在道县境。
夫夷侯国：元朔五年（前124）封刘义为敖侯，至王莽绝。今邵阳小溪市乡梅州村南。后属零陵郡。
都梁侯国：元朔五年（前124）封刘定为敬侯，至王莽绝。今湖南武冈县新东乡七里桥村东。后属零陵郡。
众陵候国：元朔五年（前124）封刘贤为节侯，至王莽绝。在泉陵，今湖南永州市东北。五年分封后，别属桂阳郡，元鼎六年（前111）改属零陵郡，直至汉末未迁。
洮阳侯国：元朔五年（前124），武帝封长沙定王子刘狩燕为洮阳侯，元狩六年（前117）除。《汉志》属零陵郡。初封属桂阳郡，似未迁。今广西全州县永岁乡梅塘村古城。
阳山侯国：初元元年（前48），元帝封长沙刺王子刘宗为阳山侯，至王莽绝。《汉表》阳山侯条下注‘桂阳’。而《汉志》桂阳郡阴山侯国、阳山侯国。关于这一问题，周振鹤先生已说明，此处不再赘述。阳山侯国在今湖南攸县阴山江与泮水会合口西。”
（2）、桂阳郡各时期辖域复原
在元鼎六年（前111），平南越前，桂阳郡与南越以阳山关为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地图使吴姓长沙国南界，亦即桂阳郡南界更如明确：西起秦汉零陵县西南，径灵渠，起海阳山，都庞岭，从江永县治南边向东经连县，达秦汉阳山，穿乐昌峡，至今湘粤省界。而桂阳郡的北界，则相对而言变动较频繁。
①高帝始置至元光六年时期桂阳郡辖域范围：吴氏长沙国灭后，桂阳郡收归中央，后封刘氏长沙国于长沙郡，故刘氏长沙国与桂阳郡的边界应亦是桂阳郡初置时的边界。据刘氏长沙国分封的王子侯国分封情况，可知早期桂阳郡无夫夷、都梁、泉陵、洮阳、安成、容陵、路陵、茶陵、攸舆、叶、安众、舂陵、安道等地。按分封规律，这些地方当为刘氏长沙国接近桂阳郡的南部地区。在这些地区以南地区有自秦代就已存在的零陵、耒阳县，却未有分封可见此地属桂阳郡。因此初置时的桂阳郡的辖域大致包含零陵郡、营浦、营道、泠道、南平、桂阳、临武、郴、便、耒阳等地。
②武帝元光六年至元鼎六年桂阳郡辖域范围：从元光六年至元鼎六年桂阳郡辖域扩展到最大，增长沙王子侯国十三：夫夷、都梁、泉陵、洮阳、安成、容陵、路陵、茶陵、攸舆、叶、安众、舂陵、安道。南越地属汉后，桂阳郡又增加了相当于《汉书·地理志》中曲江、浈阳、阳山、含诓、始安等县的一片地方，郡境大大增加。
③元鼎六年后桂阳郡辖域范围：元鼎六年，灭南越国后，汉对桂阳郡辖域进行调整，分泉陵、泠道以西置零陵郡，将南越国北部数县划入桂阳郡。这期间桂阳郡辖域当以元光五年辖域为基础，出去泉陵、泠道以西地，增岭南阳山、浈阳、含洭、曲江四县地，另增长沙王子侯国七：安成、容陵、攸舆、茶陵、安众、叶、安道。且在初元元年前，其中安成、容陵、攸舆、茶陵四县回属了长沙国。
3、桂阳郡历史地图的绘制
（1）、周振鹤先生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关于桂阳郡历史地理演变的论述，加上朱雷雷在《汉代桂阳郡研究》论文中的研究成果，朱雷雷绘制了《西汉初年桂阳郡区域图》和《西汉中后期桂阳郡区域图》。
西汉初年桂阳郡区域图（朱雷雷绘制）
西汉中后期桂阳郡区域图（朱雷雷绘制）
（2）易丽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在《西汉武陵、桂阳两郡沿革》中论证了桂阳郡最兴盛、疆域最大的时期是武帝元光六年（前129）至元鼎六年（前111）。认为“从元光六年至元鼎六年桂阳郡辖域扩展到最大，增长沙王子侯国十三：夫夷、都梁、泉陵、洮阳、安成、容陵、路陵、茶陵、攸舆、叶、安众、舂陵、安道。南越地属汉后，桂阳郡又增加了相当于《汉书·地理志》中曲江、浈阳、阳山、含诓、始安等县的一片地方，郡境大大增加。”疆域扩大到今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省。
（3）我们根据易丽在《西汉武陵、桂阳两郡沿革》中的研究成果，绘制了《元光六年至元鼎六年桂阳郡示意图》。
（4）为了便于阅读比较，我们把西汉几个关键时期的桂阳郡地图《西汉初年桂阳郡示意图》、《汉元光六年至元鼎六年桂阳郡示意图》、《汉元鼎六年以后桂阳郡示意图》按序排列于后。
4、桂阳郡作为汉初的边郡而设置
何为边郡？即靠近边境的郡邑。为什么汉初要在边境设郡邑？《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五》载：“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注：胡指北方的外族，越指南方的南越国】”。为此，边郡的设立，主要是为了防御，防止外敌入侵。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五》载：“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 这段话的意思为：吴楚作乱的前后，有些诸侯因罪而被削地，因此燕、代两国丧失了北边的郡，吴、淮南、长沙三国丧失了南边的郡，齐、赵、梁、楚等国的支郡及名山、池湖全部纳入了天子的直辖范围。这段话也说明，桂阳郡作为长沙国的边郡，吴楚之乱后直归天子管辖。
为说明设立边郡桂阳郡的重要意义，朱雷雷有几段话很有说服力。朱雷雷在《汉代桂阳郡研究》的论文中说：“长沙国的南边郡应该是指原来长沙国与南越接壤的南部地区，也就是后来直属于汉朝的桂阳郡。汉中央之所以从长沙国划出桂阳郡，一方面是恰逢七国之乱，为了防范长沙国兴兵作乱，以免战乱局势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对南越国的监控力度，消除南越所处地区的威胁，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基础。以上这些论证都证明了桂阳郡在西汉时期的作用主要是作为边郡来防止南越入侵。如果长沙国不设边郡，那么其腹地就会直接受到南越的威胁和侵略”“从史料记载当中也能找到南越国不断侵掠长沙国的证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当时汉王朝刚刚建立，中原大地久经战乱，土地荒芜，民生凋敝。根据《史记·平淮书》记载，汉朝建立之区‘汉兴，接秦之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再加上‘匈奴数侵盗北边’，汉王朝不仅北面存在匈奴对边郡的侵扰，南面又面对南越国的潜在威胁，在这种情形之下，汉高祖刘邦不得不对南越国进行招抚，防止南越国叛乱，汉朝双面受敌。《史记·南越列传》记载：‘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史记中以‘中国劳苦’为由立赵佗为南越王确是实情，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南越国‘与长沙接境’，汉王朝通过册封赵佗，‘和集百越’的方式来防止南越国叛乱，勿为南边患害”“但这并不能阻止南越国侵汉的野心，史籍中均记载南越王侵犯长沙的事迹。如《史记·南越列传》记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乃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隆虑侯灶往击之。’南越王赵佗以禁南越关市铁器为借口，认为长沙王向吕后世谗言，是南越国与汉中央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再加上南越国距离汉朝国都偏远，长沙国应该是当时威胁南越国的主要力量，这些原因导致了南越国频繁攻击长沙国。《汉书·高后纪》也记载‘七年冬十二月……南越侵盗长沙，遣隆虑侯灶将兵击之。’随后赵佗直接表明了自己对汉朝的态度，《史记·南越列传》载：‘岁馀，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这更明显地反映出赵佗南越国与汉朝的敌对关系。《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元帝元年……赐佗书曰：‘……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候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冠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 这里的两将军应该指汉中央派往长沙国监视南越的官吏，如若这一说法成立，也能反映出汉中央对南越国的不信任，此外马王堆驻军图也是汉中央借长沙国南部防御南越国的铁证。汉文帝说的南郡，应该就是长沙南边的桂阳郡。赵佗从南越国侵略长沙，势必要经过长沙以南的湘南越北地区，而在此处设桂阳郡作为防守，可以有效防止南越国向北一直侵略”。
第四节 汉初长沙国与桂阳郡隶属关系的思考
汉初，南部边界出现了危机，出现了赵佗建立的南越国。赵佗原为秦朝将领，与任嚣南下攻下百越。秦末汉初大乱时，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
为防御南越国，史学界基本认可汉初设长沙国，并在长沙国南部设边郡桂阳郡，治于郴县（今郴州）。桂阳郡作为长沙国的边郡而设置。直至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同年，吴氏长沙国吴芮的五世孙吴着去世，因其无后，历时46年的吴氏长沙国结束。次年，汉景帝即位，称景帝元年，这时，正是晁错受重用，景帝要开始按晁错上奏的《削藩策》大举削藩的时候。景帝二年（前155），汉景帝封其庶子刘发为长沙王，乘机大削长沙王的势力和地盘，把桂阳郡从长沙国分离出来，直接归中央管辖。也就是说，汉初的桂阳郡不是朝廷直接管辖的边郡，而是作为长沙国的边郡存在，汉景帝后，桂阳郡才直属中央朝廷管辖。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马王堆出土的长沙国南部《驻军图》和《地形图》，如果说桂阳郡是作为长沙国边郡而设置的话，桂阳郡的地理信息肯定会出现在长沙国的地图里面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驻军图》和《地形图》中除了载有桂阳郡下属的桂阳县内“桂阳囗囗”外，没有看到桂阳郡及东部地区的任何信息，仿佛桂阳郡与长沙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到底是为什么？
笔者倒觉得，桂阳郡的设置应该始于汉高帝五年，即在设置长沙国的同时，又在原“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并建都的郴县地”置桂阳郡（不含当时长沙郡的零陵县，零陵县应该是汉景帝削藩时从长沙国划归桂阳郡的。这样使长沙国、桂阳郡共同与南越国接壤，使长沙国、桂阳郡共同担当防御南越国的责任）。且桂阳郡并不是长沙国的边郡，而是属朝廷直接管辖的边郡。二者守望相助、相互制约、互不相属，均由朝廷管辖。
理由为：第一、汉高帝五年（前202），刘邦改长沙郡为长沙国，封颇有战功的吴芮为长沙王，以抗衡南部的南越国。然而刘邦对异姓王是很不放心的，当时刘邦为战争需要收买人心，曾封了七个异姓王，后因各种罪名被杀被废，唯有吴氏长沙王因忠心耿耿得以保存（其实这也与长沙国南部设有桂阳郡有关）。正因为如此，刘邦在把秦末的长沙郡改为长沙国封给吴芮的同时，把原长沙郡一分为二，在原“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并建都的郴县地”置桂阳郡，直属中央管辖。尽管如此，刘邦并未解除他对吴芮的疑心，屡屡试探吴芮。张良辞官隐居后，在吴芮家中小住。吴芮按张良的计策，保存实力，开始低调行事，把自己大部分领地让给刘邦子女，又将自己的部分精锐亲兵分到荆王刘贾（刘邦堂兄）帐下，并安排第五子吴元（姬妾所生子）带部分家眷回浮梁瑶里生活。其实，刘邦对异姓王吴芮确实不放心，为削减吴芮的势力及影响力，在长沙国南部设置桂阳郡对吴芮予以钳制，而又让长沙国的零陵县与南越国接壤分担边境安全，确实是一箭双雕的一招高棋，这也是吴氏长沙国得以善始善终的重要原因。到底真实历史怎样？还待进一步研讨。
作者：谢武经 曾湘荣 谢昱
策划：郴州市瀚天云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郴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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