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市长陈吉宁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22年，北京将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出台政策支持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图/新京报北京知道视频号截图
婴幼儿是“最柔软群体”，如何给他们更好的照护，始终牵动社会各界的心。
1月6日，北京市长陈吉宁在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22年，北京将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出台政策支持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
这一政策切中了民生痛点与难点，立刻引起了社会热议。事实上，这也是积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适度提升北京市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配套支持举措。
社会化育儿服务缺位渐成民生痛点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覆盖率不足5%，而实际需求超过40%，北京市的服务需求更高。社会服务严重不足，导致育儿完全成为家庭尤其是女性的责任。
调查研究也显示，八成以上的家长希望孩子在公办机构或有政府参与的机构入托，但这类机构收托比例不足5%，家庭对普惠性托育服务的需求远得不到满足。
此外，即便有托育服务的机构，也存在服务模式单调的问题，除全日制外，半日制、延时照料、喘息服务等形式很少；服务内容重教轻保、“保”“教”失衡；服务地点多聚集于大规模商业区，脱离居家社区；家庭育儿入户指导、在线父母课堂的覆盖率都很低。
在为婴幼儿挑选服务机构之时，超过80%的家长最为看重其服务的安全性和婴幼儿身心健康保障。然而，迄今，托育机构或家庭托育点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家长对社会机构并不信任。再加上政府支持少、服务人员无保障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民办机构生存艰难，服务质量难以提升，出现收托困难，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目前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在总量、结构、质量方面的供需失衡，成为影响二孩、三孩政策落地的痛点与难点。
育儿服务严重不足致育儿和工作难以兼得
从1990年代开始，我国就已进入难以逆转的低生育社会，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平均规模只有2.62人，“三口之家”数量锐减；人口再生产功能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仅为1.3，跌入“低生育陷阱”。
北京的家庭规模更小，2020年仅为2.31人，比1982年的3.69人减少了约1.4人；生育率也更低，2010年就已低于1。同时，北京人的初婚年龄大大推迟，超过30岁；不婚率快速上升，“甲女丁男”未婚现象普遍。
一方面，家庭的子女数量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却是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高，从过去的“粗放育儿”转向过度的“精细育儿”和“密集母职”，年轻父母尤其是母亲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子女生育、养育和教育的经济、时间、机会等成本长期居高，与住房和医疗一样成为家庭难以承受之重。
这些因素导致部分妇女或不得不中断就业，或采取灵活就业模式，个体职场终身发展深受制约；一些妇女不得不放弃二孩、三孩生育，由此牺牲家庭的长期发展能力。工作与家庭，这两个人生出彩的最重要场域，形同“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当下，年轻人不愿婚、不想生、不敢生，使得年轻人口越来越少。生育是人类社会存续的自然前提，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基础保障，是社会创新的源头活水，也是优秀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
生育率过低，势必制约人口与经济社会长期协调发展。若非大量外来人口的补足，过低的生育率，可能已然成为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
2021年7月11日，是第32个世界人口日，在低生育率时代，哪些人扛起生育“重任”？ 视频/新京报动新闻
多措并举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2021年11月，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托育服务方面，《条例》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延伸托班，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而贯彻落实《条例》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必须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首先，以幼儿园向下延伸增供给。家庭是婴幼儿照护的主体，但婴幼儿养育应是家庭、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的共责，应尽快形成以家庭为中心，政府主导、市场扩面和社会补充的“一体三翼”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格局。
多数托育服务需求发生在孩子2岁之后，故鼓励幼儿园往下延伸开设托班，解决2-3岁婴幼儿的入托需求是当务之急，有利于推动落实将每千人托育床位从1.8提升到2025年的4.5的要求。
其次，以普惠性服务调结构。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普惠托育机构，提供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计时托等多样化服务；积极开办家庭托育点、探索社区托育驿站，为居民提供就近、便利可及的照护服务；做好普惠性公共服务清单制度建设，支持“互联网 托育”发展，为在家养育的婴幼儿提供常规化、菜单式的喂食、洗浴等服务，为家长提供公益性的育儿指导与育儿资讯，提升家长的育儿照护能力。
再者，以守护安健底线提质量。大力创建示范性托儿所，完善综合监管，建立健全登记备案制度、信息公示制度、评估制度，强化动态管理，推动托育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建立机构关停等特殊情况应急处置机制，坚决守住婴幼儿安全和健康底线。
此外，建议政府方面保障人财物供给，落实职业院校设立婴幼儿照护专业；完善各项财政补贴制度，建立体系完备的财政激励机制，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托育行业；统筹托育服务设施建设规划，加强用地制度保障，在老旧小区改造和新小区建设时严格落实托育设施的配套落地。
最后，重视多措并举营造生育友好环境。不断完善与落实产假、陪产假和家庭照护假制度，为生育提供经济支持，保障生育主体的市场机会，全方位、多角度营造生育友好的环境氛围。
总而言之，打造中国特色的生育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是不可或缺的一体两面。只有不断优化育儿的社会生态，疏通育儿服务堵点，才能缓解家庭痛点，帮助家庭解决育儿的后顾之忧，让职场妈妈“敢生娃、能带娃”。
特约撰稿人 | 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编辑 | 徐秋颖
校对 |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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